断弦

时光

昨天晚上，我在刷《抖音》视频时，刷到一个小男孩拉二胡的视频。这个小男孩自信的样子、娴熟的演奏技巧、美妙绝伦的乐感，让我陶醉于其中。一瞬间，我走神儿了，感觉这个拉二胡的小男孩面庞发生了改变，成为我熟悉的一个人——阿刚。因为，这个小男孩二胡演奏的曲目，正是阿刚擅长的曲目《扬鞭催马运粮忙》，我随着乐曲音节的跳动，不知不觉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

阿刚是我初中同班同学，我们是1968年8月份由不同小学升入同一中学的。那时候还处于“文革”时期，入学后没有开文化课，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就是学工学农劳动，还有就是到公交车上担任乘务员。那时候，阿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一把用帆布箱装着的二胡，有时间就会拉上一段。只不过，他在公共场合拉二胡时，会把琴码拿掉，这样就不会发出声响（练习指法与弓法），也就不会影响到周围人了；那时候，学校为了丰富学生文艺生活、活跃学校文艺气氛，经常组织以班级为单位的文艺演出活动（每个班级必须出节目），通过比赛来增强班级荣誉感。当时，我们班辅导员是徐老师（当时对班主任的称谓），他是一名体育老师，他对这种班级间的文艺比赛十分重视。确切地说，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不积极、不作为也是不行的。毕竟，当时学校“学习班”里还关押着二十几名校领导与教师，他们的罪名千奇百怪，我当时记得有“反动学术权威”、有“走资派”，还有“右派分子”等。那时候，为提高班级文艺演出水平，徐老师特意请来学校教音乐的白老师帮忙，逐个检验学生的音乐功底、以选出合唱队成员；她还组建了小乐队，包括阿刚、（二胡），阿杰（扬琴）、阿军（笛子），并外请专业人士对乐队演奏进行了辅导。那个时期，我曾多次应阿刚要求陪他到阿杰家去合练，这到不是因为我会乐器，而是他死活拽着我，我不好意思拒绝罢了。在此如果多说一句话，那就是他是全班唯一穿带补丁衣服的学生，为此，许多学生不愿意与其接触，他也不愿意与其他同学交流。

按阿钢的说法，他能与我说心里话，是因为我尊重他；他之所以凡事愿意拽着我，就是想找个伙伴，为此，我这个没有乐感者，竟然成为他的伙伴、成为他们合奏时的第一旁听者。不过，我也有所收获，旁听让我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在阿刚的帮助下我还学会识简谱，在阿刚的纠正下我唱歌不跑调了。同样，我是唯一去过阿钢家的同学。那次阿刚邀请我去他家，我看到他家住的房子是靠房山墙搭建的偏厦子，面积只有十五平方米左右，低矮的房屋里还搭建了隔层，上面那层只能爬上去。否则，六口人还真居住不下。看着拄着拐杖艰难行走的阿刚父亲，看着紧忙活的阿刚母亲，感觉是那么的亲切；看到那家徒四壁的场景，看到他家全家人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这家显然生活困难。听阿刚的介绍，进一步印证了我的猜测，他的父亲是在工地干活时摔断双腿的，且一直无法恢复；他的母亲身体不好无法出去工作，只好在家操持家务。街道办考虑他家生活实际困难，请示上级后安排他姐姐到街道办工厂工作。阿刚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家全靠阿刚大姐一人上班养活。阿刚还告诉我，他六岁开始跟父亲学习二胡，父亲摔伤后，就不能拉二胡了，他就跟着父亲给找的师傅继续学习二胡，他十岁起就跟着师傅参加红白事活动，用挣来的钱补贴家用。为了掌握二胡技能，他每天天刚亮就起床，钻墙洞进入儿童公园里跟师傅学习二胡，白天上课、晚上回家干完家务活，就在家里练习三个小时以上，复习当天早上师傅布置的作业。为了不影响家人及周围邻居，他每次拉琴都要去掉琴码，这一练就是八年，按照他师傅的说法，他已经出徒了，可以独闯江湖了。但是，他一直没有那么做，依然与师傅搭伙去一些红白事场合演出，可惜，到了“文革”初期就无法再参加红白事了，因为那时候讲究革命婚礼、讲究革命丧葬，一切活动都简化了程序。

我记得，我们那年去某厂学工，是在厂供应科劳动。主要是按照派工单，将所需零部件送到车间。那时候，该工厂也搞文艺汇演，我们班的大合唱在该厂年度比赛中获得二等奖，给供应科增了光，这是供应科从未获得过的荣誉。特别是阿刚的二胡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取得文艺汇演一等奖。为此，该厂领导当着全厂职工的面奖励他一个暖壶、一个洗脸盆，这让我们羡慕不已。你不要小瞧这两件东西，在当时这也算贵重物品了。要知道，当时该厂有上万名职工，文艺人才济济，他能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真的不容易。也就是那次舞台演奏，让他一下子出了名，不仅在工厂里引起轰动，就连学校里同样引起轰动。同时，他还参加了许多社会上的演出活动，借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不过，他参加的这些活动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如果让学校知道那也是不行的，为此，我一直为他保守这个秘密。

之后的一天，我请阿刚到家做客。我妈妈特意给阿刚购买了秋林公司的大列巴、红肠，并做了红汤，还有一些秋林糕点，还为他准备了一套老式军装。没想到，阿刚吃着吃着竟然留下了眼泪，他告诉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关爱。他的言语与表现，令我十分感动，我更加珍惜家庭温暖，更加敬重父母。在之后的日子里，阿刚一直穿着那套老式军装，人也显得精神了不少；同时，他也显得自信了许多、性格也开朗了许多，这些是我没有想到的。他对我也是无话不谈，甚至将个人的一些隐私都毫无保留的告诉我，朋友间能够做到这样也算可以了。

我还记得，我们那次到农村去割豆子。虽然大家都戴着手套，手上依然扎得都是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怨声载道。累点也就罢了，吃的更是难咽。虽然那时候各家生活水平不高，也不至于每天每顿都吃忆苦饭（野菜团子），何况同学们每天还要超体力劳动。有一次劳动间休息，阿刚拉起二胡，那明快的音乐立时让同学们消除了沮丧情绪。也就是在那一刻，同学们感到阿刚的二胡独奏才是驱除疲劳、去除烦恼的良药。辅导员看明白了这些，让阿刚选择一些欢快的乐曲，时不时在同学们疲劳时演奏，给同学们带来些许温暖与安慰。哎，从那一刻起阿刚成为了同学们心目中的神，他还得到许多羡慕崇拜的目光，由此我也知道了音乐的魅力与力量。

1970年底，我入伍从军。不久后通过同学来信得知，我们这届毕业生不用上山下乡了，相继分配工作了；我还从同学的来信中得知，阿刚被分配到电车公司当乘务员，很快被推荐学习无轨电车驾驶技术了，为此，我真心为他高兴。1976年，我复员回到家乡，第一时间就联系了阿刚，见面后得知，他已经是无轨电车司机了。然而，他不变的依然是寡言，他不变的依然是喜欢二胡。那次，我们相约了几位中学同学聚会，就餐中，一位刘姓同学向阿刚询问为什么调音时总是断弦，阿刚告诉他需要耐心微调才行。他还说自己调音时基本没有断弦过，那是因为他学二胡时没钱，如果断弦就没钱买弦、就不能拉二胡了，所以调音时十分小心。对此，我记忆深刻。那次，阿刚还告诉我，他姐姐结婚了，姐夫是一名复员军人，与他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他现在承担家中一切开销，挣的钱还可以，父亲已去世，母亲身体尚好，弟弟与妹妹学习成绩都挺好的。在之后几次同学聚会中，我都没有再看见阿刚的身影，我只好向女同学阿琴询问，阿琴告诉我：她们原居住那个院已经异地动迁了，阿琴的弟弟与阿刚依然是邻居，相互间还有走动。可悲的是，全民都有传呼机时阿刚没有，多数人都有手机时阿刚依然没有，其原因是他两口子都下岗了，女儿患上一种罕见疾病，他有点钱都给女儿治病了。况且，他还要照顾多病的老母亲。那时候，他喜爱的二胡也束之高阁了，即使拉二胡也是拉《江河水》、《二泉映月》这类悲伤凄凉的曲目。为此，我们请阿琴带我们去阿刚动迁后的家，我们按门铃、敲门都没有回应，我们只好将我们联系方式的纸条贴在他家门上，我们来到楼下阿琴弟弟家，阿琴弟弟告诉我们，阿刚肯定在家，只是不想见我们罢了。我们理解阿刚的处境与心情，他也一直没有联系我们。

2012年的冬季，我收到阿琴的电话，她告诉我阿刚走了。她还告诉我，阿刚临走前发现一根琴弦自行断了，他预感自己要走了，便让老伴给他买点秋林大列巴、红肠回来，结果他老伴回到家时发现阿刚已经心梗走了。阿刚走时，胸前抱着他那把二胡，只是两根琴弦都断了，他紧紧抱着那把二胡，分开都难，火化时只好一起火化了。对了，在阿刚走后不久，他的女儿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哎，人生如此短暂；哎，改变命运太难；哎，如此坎坷落在一个人身上有些不公平；哎，这也许就是阿刚的命。哎，我们活着的人要珍惜生命，要珍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