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毛泽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

蓝天【1】

毛泽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

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始建，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在普通（科）一班读了一个学期。在就读的这个学期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

毛泽东的这篇短文，受到了当时的国文教员柳潜的极力赞誉“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并作了如下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毛泽东文中的“三叹”乃有感而发。法令本来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老百姓惟恐不颁布好法令或虽颁布而不实行、不生效。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岂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好，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还会使人民担心其产生的危害，老百姓自然也会竭力阻止这样的法令施行，你要他们相信也是绝不可能的事。这本是国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商鞅却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这说明当时这三者关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叹？

《商鞅徙木立信论》原文

作者：毛泽东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人，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任左庶长、大良造，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后又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称商鞅。孝公死，被公子虔诬陷，车裂而亡。商鞅之法，指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所制定的新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合并乡、邑、镇为县，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赋，按军功受爵，统一度量衡。

商鞅“徙木立信”，是一个流传悠久的历史故事，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老百姓对新政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惧，在国都南门树立一根木桩，宣称谁能将木桩徙置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徙置，赐金50两。这时，果有一位手粗脚壮的大汉将木桩由南门搬迁至北门。商鞅当即给大汉赏赐黄金50两，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赏赐一样，取信于民。

对商鞅“徙木立信”之举，毛泽东虽有嘲讽，却也赞赏其良苦用心，肯定其立法内容，并称之为“良法”。他认为，商鞅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多半是由于“民智之不开”，并由此感叹国民之愚昧，感叹几千年来民众心智的闭锁和中华民族几近沦亡的悲惨。

毛泽东作文中的“三叹”是有感而发的：法令本来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老百姓唯恐不颁布好法令或虽颁布而不实行、不生效。如果法令好，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岂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好，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还会使人民担心其产生的危害，老百姓自然会竭力阻止这样的法令施行，你要他们相信也是绝不可能的事。这本是国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商鞅却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这说明当时这三者关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叹？

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忧国忧民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商鞅徙木立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