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下龚逢春的名字在后辈心间

彭兆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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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供 龚晓实 龚新杰 周光鴻

文字 编辑制作 彭兆琪

3月8日申再望（李井泉儿子）传来两篇文章，一篇是革命后代樊向群写的《山西南下干部姜宝珍、张翠珍(肖林)、王贯珍、崔焕珍——来自晋西北保德县妇女干部中的杰出“四珍”》；一篇是革命前辈龚逢春女儿龚晓实写的《无限的思念——忆爸爸龚逢春》。

两篇文章都让我上心，文章同时都提到一个人——龚逢春。因为我好友周光鴻的大姐夫的父亲就是龚逢春，看到这熟悉的名字，自然想多了解一下有关龚逢春的革命史及他的家庭情况。

查阅资料知道，龚逢春生于1908年，1978年去世，是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上元观人。

龚逢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耀县起义，后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科长、主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贡献了力量。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

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26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于是，刘志丹、习仲勋等一百多幸存者被释放。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灭109师和106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龚逢春这次向主席汇报，在关键时刻为中央提供了重要信息，在推动历史的转折上起到积极作用。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组织序列简表

龚逢春任红26军42师政治部主任。

下面图片点开看：

上图是龚逢春女儿龚晓实瞻仰吴起镇毛主席住过的窑洞。

下面是陕北南梁根据地纪念馆里的一张展板，上面介绍1934年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联合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此会。

参加会议名单上有龚逢春，点开下面图片看看：

抗日战争时期龚逢春先后任中共晋察冀省委、边区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晋西北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社会部部长、党校校长等职，为创建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培训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龚逢春在延安

1945年龚逢春、姜宝箴夫妇与女儿龚晓实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驻地山西兴县留影。

解放战争时期龚逢春先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和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为调配干部、加强根据地建设、土改和支援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下面是1949年贺龙、王维舟、李井泉率大部队南下四川的序列表，龚逢春作为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随军南下到达成都。

新中国成立后龚逢春于1950年1月，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三书记兼川西区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主任，平定叛乱，领导开展清匪、反霸等工作。1952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局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59年6月任政协四川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龚逢春到四川后任川西区（1949.12——1952.8）党委第三书记。

川西区是解放初期划分的一个省级行政区，隶属西南行政区，下辖温江、绵阳、眉山、茂县等4个专区和成都市，历时2年零8个月。

中共川西区委员会组成名单

四川省委组织部原部长安法孝在一篇怀念龚逢春的文章中说到：一九五零年夏，川西土匪暴乱基本平息后，在开展减租退押前，逢春同志和区党委指定由区党委秘书长和我进行农村调查。我们带了两名新参加工作的本地干部到成都农村调查，安法孝他们访问了贫雇农，还访问了一些当时被认为政治上开明的中等地主，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川西地主阶级对农民（佃农）的土地剥削比北方还残酷，佃农（主要是贫农）除将一年粮食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八十作为地租缴给地主，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时，还要向地主缴相当数量的押金。以后地租缴不足时，即从押金中扣除。佃农退还租地时，地主才给退还押金。实际上佃农退还租地就无地可种，祖祖辈辈靠租地生活，很少有退还租地的，所以押金实际上是不退还的。解放了，佃农按政府规定，少缴地租，地主不敢多收，佃农迫切要求的是退还押金。在地主阶级方面，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不承认出租土地是剥削农民，有位据说政治上还开明，又有点文化的小地主分子竟发表了一通谬论，说，你们北方人不了解四川情况，在四川，卖地、少地的农民多，靠租佃地主的土地才能生活，他的结论是：农民是由地主养活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好，地主称佃农为“佃客”，好象湖南人称女婿为“堂客”一样，是以客人对待的，是亲戚关系。

安法孝他们回区党委机关后，把地主这种奇谈谬论向逢春同志汇报后，逢春同志即告区党委宣传部长杜心源，在《川西日报》上讨论农民与地主是谁养活谁的问题?成都市文艺工作者还编写了唱词，在群众会上演唱，驳倒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叫嚣，提高了农民兄弟的阶级觉悟。

李井泉同志和逢春同志认为退押是一场尖锐的斗争，是土地改革的前哨战，必须发动群众，认真进行，首先区党委和各地委组织工作组进行退押的试验，摸清押金情况，然后区党委制定政策和工作方法，由川西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发出号召，在川西汉族地区普遍执行，在经济上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

成都市附近的成都、华阳、双流、温江、郫县、新繁、新都等七个县的大地主，大部分家住在成都市区内。他们剥削农民的押金当然很多。如果他们不首先清退押金，在小城镇、农村的中小地主就会持观望态度，拖延退押。地主中的恶霸、地痞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大部分已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政治上、经济上依法处理了。成都市是和平解放的城市，而住在市区内的大地主，不少人兼营工商业，个人成份有的是起义将领，官吏，有的是民主人士，开明士绅，有的是大学教授，各类学者。寺庙慈善机关也出租大量土地。不少是头面人物，是我党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根据老区土改的经验，如果这批人由农民群众揪回农村面对面的斗争，农民对顽抗、拒不全退押金者，在气愤之下，难免发生过火的斗争，增加对立情绪；如果由农民群众直接到市区的地主家中成群结队的住下来算帐、催押，党组织和农协会掌握不好，很可能破坏工商业和影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城市政策，而且农民并不完全了解地主有多少财产和退押资金。面对这种复杂的特殊情况，逢春同志在李井泉同志的支持下，经过几次讨论，最后确定，首先要突破住在成都市的大地主的退押问题。办法是以川西区农民协会的名义和七县农民协会商量，在成都成立川西农民协会领导下的七县农民协会驻蓉联合办事处（简称“七联”）以川西区党委副秘书长王定一同志任主任。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川西地下党领导人、与川西农民有联系的李维嘉同志和安法孝为副主任。“七联”在市内各区设有催押工作组。“七联”采取走群众路线，调查摸底，发动群众清算押金数量，说理谈判与大小会面对面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作法是各县农协分别把住在成都的地主应退的押金全算出来，成都市各区工作组摸清地主经济情况退押能力，然后区别对待，有的由各区工作组或“七联”分别向地主催要（对刘文辉将军等起义将领由逢春同志以农民协会名义与同情农民的民主人士一起和他们谈判退押）对凡是迟迟不退者和拒不退押者，由“七联”召集农民（佃户）代表来成都面对面的进行算帐斗争。“七联”还选择了若干个拒不退押的顽抗分子，发动农民代表有组织的进城，在人民公园举行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控诉大会，并给以罚款，责令其限期退还，对有的罪恶显著者还由人民法庭予以惩处。这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地主起了警告作用，加快了退押的速度，使退押的金额数量也得以增加。

经过半年左右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地主退出了大批押金，“七联”将退抵押金的金、银珍宝及书、画文物，交有关部门以现金兑换收购，所收押金与各县农协协商，按比例统一分配给佃户。

上面做法可以看到龚逢春的领导艺术是有水平的。

1952年龚逢春与儿子龚文章、女儿龚文华在成都合影。

1953年2月，根据中央决定，西南军政委员会改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图为西南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全体委员合影。贺龙（前排左8）、龚逢春（2排左8）

1953年龚逢春、姜宝箴与3个女儿在重庆合影。

一排左起 姜英 龚晓实 龚文华。

1954年龚逢春、姜宝箴夫妇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重庆）与家人合影。

左起 姜英 姜宝箴弟弟 龚逢春 姜宝箴 龚晓实 龚文章 姜宝箴母亲 姜宝箴弟弟 龚文华

1963年8月龚逢春调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上面图片是1962年龚逢春（前排坐着抱孙子）和妻子姜宝箴（左2）与子女们在成都合影。

1964年龚逢春姜宝箴夫妇在北京合影

下面是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人员和学员（部分）照片。

前排左三起：龚逢春、杨献珍、林枫、康生、董必武、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贺龙。

上面图片是1973年龚逢春（后排左3）与儿子龚文章（后排左2）、女儿龚晓实（前排戴头巾者）、女婿（右1）及孙子女们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合影。

1978年12月18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汪东兴、吴德、余秋里、李井泉，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等，前往北京医院向龚逢春同志遗体告别。

上图说明：参加龚逢春追悼会的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左起：胡耀邦、宋任穷、余秋里、汪东兴、吴德、李井泉、康世恩、荣毅仁。致悼词：马文瑞。

行文至此，故事已尽而心绪未平。或许每个结尾都是新的叩问，那些未尽的思绪，就留给革命后辈们续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