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村小学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徐建华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就席卷到宋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很快，大家上学也不用读书，都去“破四旧”“闹革命”去了。今天去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明天去批斗老师写大字报，折腾得不亦乐乎。

1967年春季开学后，大家还是无所事事。此时的学校已没有正常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了，贫下中农宣传队（贫宣队）已经进驻了学校，掌握学校的一切权利，我们每天上课也是听老师读报纸，讲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或者参加一些批斗会，写（抄）一些批判文章。不久，宋村小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从五、六年级中抽调十几个男女学生组成，朱学熹老师任队长。朱学熹老师是我们高年级的语文老师和我们六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语文老师，教学水平很高。王金凤评价他“是宋村小学最有教学经验最有水平的老师，并且是用普通话上课的老师。他的语文课讲的有条不紊，清晰生动。”他多才多艺，是个“文艺青年”，一手二胡拉得很好。所以朱学熹老师就责无旁贷的成为宣传队的编导、乐队、指挥等，身兼多职。他还不断创作结合时事的不同艺术类型节目，从不歧视任何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全都一视同仁。他的创造性思维使宣传队不断克服了各种困难，成功演出。

我们班许多同学如李国良、王福德、王金凤、吴银城等都参加了宣传队，他们几个都是台柱子，我在宣传队也跑过龙套，主要表演语言类如对口词、群口词等群体节目。李国良的笛子吹得出神入化，自然也是乐队成员之一。王金凤的歌唱得好，所以她是宣传队当仁不让的独唱演员。多年后曾经有同学评价她唱的歌“余音饶梁惊天地，黄莺出谷名气扬。”“歌声像百灵鸟一样婉转悠扬、清脆悦耳；像一股泉水叮咚叮咚，流淌滋润在同学们的心田。”可惜生不逢时，如果换在这个年代很好培养一下说不定是一个歌唱家。吴银城除了乐器不会其他都能来两下子，尤其锣鼓打得好，不会走了点子，还会打快板，是个多面手。宣传队有一个节目，就是把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全篇进行集体朗诵，穿插《为人民服务》的语录歌。一个同学在前面摇着一面大红旗，做出各种姿势，是整个队伍的头，其他参加演出的同学则做出各种动作，摆出各种造型。朱学熹老师就是把摇红旗的角色交给吴银城来演的。王福德和我一样，也是表演对口词、群口词之类的群体节目。至于其他年级参加宣传队的同学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宣传队员都是生长在乡村铁道边的十三、四岁的花季少年，不甚了解外面的世界、都没有艺术表演的经历、缺乏交流学习的渠道，一切从“零”开始。但是进入宣传队的同学们们个个热情高涨，白天晚上忙着排练，风雨不改。当时宣传队里只有锣鼓、二胡、笛子等几样乐器，没有“音响设备”。宣传队要经常到各生产队去演出，当时演出的全部‘舞台设备’就是两盏汽灯，有时候汽灯也是生产队提供的。另外当时可没有现在的扩音设备。台上台下全靠演员大声唱、大声吼，有时真的是声嘶力竭。

宣传队的节目内容以歌颂和批判为主，形式主要是快板书、对口词、数来宝、三句半、独唱、合唱、表演唱等。宣传队员都是学校的活跃分子，个个精神抖擞。报幕员必须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报幕员出场时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宋村小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然后开演。只是我们宣传队的报幕员是谁我现在已回想不起来了。

每天傍晚时分，宣传队就扛着大旗，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去各生产队演出。王金凤说她基本上就唱两首歌，《村前一块语录牌》，《全家爱读毛主席的书》，《村前一块语录牌》歌词到现在她还记得：“村前一块语录牌，毛主席的话儿放光彩，读了一遍语录牌，革命豪情满胸怀，读了两遍语录牌，无穷力量冒出来，冒出来。”记得宣传队第一次在宋村大队演出我参加表演对口词，上台一紧张就“吃螺丝”（忘词的俗称），把朱学熹老师急坏了，连忙到后台帮我提词。宣传队的表演内容和形式也通俗易懂，例如《东方红》、《北京有个金太阳》等歌舞，群众特别喜欢看。一些歌曲非常容易上口，如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等，一些五六十岁的老人听一遍就记住了。还有就是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选段等。宣传队的女生表演唱《人民公社好》，由吴银城打鼓，乐队伴奏，王金凤等女同学演唱，歌词大意是：“一唱呀人民公社好，它是幸福的路一条，制度优越威力大，改造自然换新貌”......

宋村小学的宣传队也会到公社其他各大队去演出，一般是和上饶铁路分局宋村采石场的宣传队联合同台演出，他们水平比我们高，所以是他们唱主角，我们搞配合。我们自己单独没有出过宋村大队去演出。一次我们宣传队和上饶铁路分局宋村采石场的宣传队到司铺公社古楼大队去演出，晚饭是在农民家吃派饭，我和王福德分在一家农民家吃饭，这家人家很客气，上了一碗红烧肉，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我和王福德一顿猛吃，把这碗红烧肉吃了差不多一半，他家一位老人在一旁直对我们瞪眼我们也没有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的确不太懂事，毕竟农村人在当时吃点肉也不容易，我们也没有客气一下，给人家多留一点。

由于我曾经在宣传队的第一场演出中就“吃螺丝”，朱学熹老师也不放心，担心我以后演出还会“吃螺丝”，过了两个月就叫我离开了宣传队。后来听说学校贫下中农宣传队（贫宣队）代表亲自到宣传队组织节目排练，叫朱学熹老师靠边站。离开了朱学熹老师指导，宣传队也就一天不如一天，同学们也没有什么干劲了。

到了1967年7月份，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了，我们就离开了学校。后面宣传队怎么样了我们也没有关心。好像走了王金凤、李国良、吴银城等台柱子以后宣传队的演出就比较少了，没有多久就解散了。

虽然我们在宣传队时间都不长，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宣传队这样的历史产物，锻炼了我们同学中的一批文艺人才，为一些同学日后走上单位的文艺舞台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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