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庙：成长的双重记忆

孙筱萍

夫子庙给我的童年带来欢乐和愉悦，那种感受我在《夫子庙：我揮之不去的童年记忆》一文里作了描述。今天我要说的是夫子庙的另一面，那是和我童年的辛酸紧紧相连的夫子庙。

我的祖上解放前就在南京马巷开有一家名为孙立记的扇帽店，业务是自制扇帽售卖。马巷在㫒州路北，离夫子庙不远，是南京手工业集中地之一。店主是我的爷爷，店里雇有工人，不到十人，都是爷爷江宁县农村老家的晚辈亲戚。

我小的时候常在店里玩，前店后厂是这种店家的特点。工人们带着我前后串来串去，他们相互喊着瞎子、驼子、瘸子、秃子、矮子、二胖、牛锁等绰号。现在来看爷爷开的近似一所收容残疾人的福利工厂。

柜台生意不景气时，伙食也就不好了，夏天常喝冬瓜汤。工人们有意见，背后骂道：“今天冬瓜，明天冬瓜，后天再东瓜，老子操你妈！”

我是五零年出生。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国家实行对私改造政策，店鋪关闭併入南京帽厂，爷爷老了，在家休养；父母亲进入帽厂当工人，雇工们都得到各种安置。

划成份时，我们家被定为小业主，据说相当于农村的富裕中农，在城市里，介于手工业者和资本家之间，不属于无产阶级。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的生活都很艰苦。我弟兄姐妹5个，父母工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温饱，父亲想多一些收入，做了退职的决定，回家做个体，俗称“单干”、“跳槽”。回来后，父亲以家传老本行起步，修帽子和帽子打反。用铁丝扎个竹架子，写个招牌：修理帽子、呢帽翻新，再象征性地挂上几顶翻过新的帽子。營业地点在健康路上的胡家巷口，斜对门就是夫子庙的大门。巷口是一家修钢笔的门店，老板是浙江人，叫朱才根。朱先生帮助父亲在那里摆摊设点，还帮助在店辅上面租了一间门阁楼，阁楼里铺了一张床，供我们使用。收来的活都是妈妈晚上在灯下完成。其中先要做的拆帽子那道工序由我包揽。虽然我己上小学，放学后，我仍然会抓紧完成任务。打反一顶帽子收五角钱，其中一角钱是拆帽子的，归我所有。这个价格是我和家里争取来的。手头有点零花钱，家门口的小朋友也能沾点光，有时会带他们到马巷口小吃店弄碗馄纯吃，但在我心中总觉得自己还是小学生，这赚钱的事是不光彩的。帽子的业务是冬季的，夏季就卖扇子。夫子庙里的贡院西街上有一家纸店，店主姓杨，人称杨二胖。杨先生包容我的父亲在他的玻璃柜台上为顾客穿扇面。记得大热天，父亲赤着大膊，头上冒着汗珠，把纸折扇一步步做好的情景。觉得好奇，围观的人还不少。我也在一旁观看，心情却和周围的人不同，有些紧张、压抑，害怕人群中有认识我的同学。这两项业务，使得我和夫子庙频繁接触，这样的接触对我幼小的心灵却几近伤害。

令我更加难堪的是，放学我不能和同学同行，因为我要到夫子庙或对面的胡家巷口去看摊、拆帽、帮助做杂事，晚上再去那阁楼上过夜。小小年纪就开始挣钱，这在当时是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难言之隐深深压在我的心头。小学生时，红领巾迟迟带不上，上学放学还常要饶着走，生怕露出破绽。这些年间的夫子庙，使我丢失颜面、难以为情，对童年的我来说，哪是什么快乐驿站，无异人间地獄。

当我升入初中，不甘寂寞的父亲又开办了街道工厂，工厂的车间就在夫子庙的石坝街上，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我却躲在石垻街里做热合机和丝网印刷工作。这两道工序做是做装染料的袋子。前一道是把塑膜热合成袋子，后一道是在袋子上印图案和文字。工作并不累人，我的工资每月40元，在那时也算很不少了。这样的工厂，父亲他们后来在江苏句容县和安微滁县都开办过，我也随之前往。因此，我成了“逍遥派”。一天，同学成群地到我家找我，我见状闻风而逃.避而不见。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于我，这却是一次改变生存状态的机遇，我毅然告别亲人、告别南京城、告别夫子庙，走向广阔天地，重启我的新生活。

夫子庙，既是我童年的欢乐源泉，也是我成长的磨砺之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生活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