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与身高的联想

任振国

　　现在的年轻人个子普遍都高，就拿我家来说，我身高1米77，我老婆身高1米6出头，而我儿子身高达1米87，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他们成长期间营养充足所致。虽然说不出多少科学道理，但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学时我属于中等个头，那时通常按个头高低来排座位，我在教室里常坐中间位置。1978年2月上大学入学休检时我的身高是1米69，四年大学念完后我的身高长到了1米77，也就是说大学四年18岁到22岁期间我又长高了8厘米。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为什么在18岁以后还能长高，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上大学后学校的伙食明显比此前家里的伙食要好很多，营养得到了充分补充，才导致个子又能增长。

　　在我6岁那年“文革”开始了，我家在县城里吃商品粮，与农村相比在粮食数量上还能保证，但细粮的比例却逐年下降。榆林地处陕北，基本不供应大米，细粮就是白面，后来把小米也列为细粮。我印象里大概白面的比例从1966年的百分之四五十，逐年下降到1976年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家里吃白面馍和白面条的机会越来越少，一般家庭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

当时一般市民一个月只供应25斤粮，体力劳动者供应30斤。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半斤大肉、4两菜油，我家一共4口人，每月只能买2斤肉、1斤6两菜油，肉只够吃一两顿，只有实在“靠不住”（榆林方言，“受不了”的意思）的时候才会吃一顿，炒菜的时候也只敢滴一点点菜油。也有农民私下里偷着卖肉，一斤肉大概八毛到一块钱，经济状况好的家庭有时买上二三斤，条件差的根本买不起。我父亲每个月的工资五十块钱左右，我家孩子少，偶然还能买一次肉。要是家里孩子多，例如五六个孩子，五十块钱工资捉襟见肘，根本吃不起肉。

　　以前老榆林城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十点多吃早饭，通常是喝小米稀饭、吃馍，而且很少能吃到白面馍，都是玉米面馍和后来的高粱面馍。家里灶台上安两口锅，前面的小锅熬稀饭，后面的大锅蒸馍。夏天可能还会炒白菜就着吃，冬天只有炒酸菜，讲究的话还会放土豆进去一起炒，条件不好的家庭可能连土豆都不放。下午四点多吃晚饭，一般吃的都是面条。我记得六岁以前，家里还经常吃白面，臊子是炒白菜或炒酸菜，里面放点土豆块、豆腐块，这个叫“菜和（huò）面”。后来吃不上白面了，就改成吃玉米面饸饹，也叫“钢丝面”或“黄饸饹”。

　　还有一种用高粱面压成的饸络，因为颜色是红褐色，所以叫“红饸饹”。玉米和高粱都属于杂粮，含蛋白质少，和出来的面比较松散，缺乏黏性，普通的饸饹床子没办法压制成型，只能拿着面粉去大街上的面铺换，人家那里有专门压这种面的机器。拿二斤玉米面或高粱面粉去面铺，交一点加工费通常能换回二斤几两钢丝面，因为在压面的过程中要掺一些水。

　　到1970年前后，连小米都供应不上了，直接从东北拉来整麻袋玉米粒和红高粱，也不加工按粮本卖给居民，自己去加工成包谷糁。从此早上的稀饭就变成了包谷糁或高粱米稀饭，下午有时也吃包谷糁或高粱米蒸饭。

　　我上大学后伙食明显改善，细粮的比例能占到百分之八十，而且也由原来的每天两餐变成了三餐。当时实行的是包伙制，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三十斤粮，伙食费十七八元，每天的饭票分为早、中、晚三张券。大学第一年早餐是玉米面糊加一块玉米面发糕，午餐和晚餐的主食都是白面馒头、白面条或大米饭。中午或晚饭只有固定的两三个菜可选，但至少有一顿保证是肉菜。

　　一两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推行，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主食全部成了细粮，早餐变成了大米稀饭和白面馒头，餐制也由原来的包伙制改成了食堂制，主食和副食票分开发放，主食为二两或四两面值的粮票，副食为五分、一角、二角、三角面值的钱票。午餐和晚餐菜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经济实力自由选购。

　　大学期间我们的学习任务很重，当年的学生几乎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每个人都很用功。紧张的学习并没有影响我的成长发育，这期间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重和身高都在增长。上大三的时候我的脸上开始长粉刺，可能是发育期比别人晚一点，由于营养有所改善，所以身高又撺了一撺。

我班同学正在上课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常情况下人的身高与脚长成正比，按我现在的身高应该穿42码鞋，而我只穿40码鞋，如按脚的比例来算我的身高应该是1米70左右，由此可见我能长到1米77也是一个倒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