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大顶山

光*春

　　时光匆匆，仿若白驹过隙，不经意间，近五十年的岁月已然悄然流逝。回溯至五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们踏上了知青下乡的末班车，就此开启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独特旅程。

我们的目的地并非寻常意义的农村，而是大连首屈一指的“青年农场”。这座农场规模庞大，在知青人数最多之际，可达一百二十余人。公社还特意派遣了二十多人的农业“专家”队伍，另外还有几位带队师傅，众人齐聚此地，共同构建起一个超级知青大家庭。

农场坐落于公社镇子西南十几里地的半山坡上。在那山坡上，有一栋建成仅三年的两层楼房和它正前面的两栋老式砖石瓦房，它们孤零零地矗立在大顶山的南坡上。为此还有了一个响当当“大顶山青年农场”的美名。农场四周的果树尚未长高，站在山坡处极目远眺，山下村子里的袅袅炊烟悠悠升腾，人间烟火的温馨画面一览无余，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村子南面，一条铁路蜿蜒曲折地延伸而去，每天仅有一趟旅客列车在这条铁路上往返穿梭。与铁路相伴而行的，是一条公路，在公路的岔路口处，一条小路直径地通向我们所在的山坡农场。宽敞的操场上，一排排整齐的凉衣杆和单双杠，你仿佛来到了一座军营一样。

农场东侧路旁，有一座格外显眼的大土包，据说它是明代所修建的“烽火台”。奇怪的是那烽火台的四周没有砌砖墙，很可能是被人为的拆除了。黄色的泥土与周边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恍惚间还能让人联想起昔日狼烟四起的景象。有一年，农场打算在此挖土垫路，谁料有人无意间竟发现了巨大的蛇洞，两条身形仿若巨蟒般的大蛇迅速逃离而去。打那以后，基本上就没人再敢在烽火台动土了。有传言，这烽火台是大顶山的保护神，能够庇佑这片土地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虽说是个农场，可在我们看来，它还是一个超大的青年点。但仔细想想，叫农场也确实有道理，毕竟农场得有一定的“硬实力”。这里大型的农机设备可不少，有大60和22两台拖拉机，还有小型手扶拖拉机，另外还有一套三匹马车和牛车等等。当年在农村有这样实力的生产队也不是很多，殷实的家底儿让农场名声在外。

在农场宽敞的大食堂里，十几个大条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却只占了房间一半的空间。另一半，是两个巨大的粮墩，里面装满了玉米和高粱，那玉米多得仿佛永远也吃不完。

回想起在农场的生活，其实印象并不是很深。一来待的时间不长，二来那时年龄还是小。就像老知青们调侃我们：“一帮小屁孩，啥都不懂，啥也不是。” 确实，那是我们人生独立生活的开端，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里我只能从吃、住、行和劳动这些方面，讲讲那些印象深刻或者还有点印象的人和事儿。不过，这些琐碎的记忆，并不足以展现农场劳动、生活和学习的全貌。至于农场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实在没能力完整地描述出来。好在农场里还有几位“大笔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高手，那些更精彩的故事，还是留给他们这些“大厨”来精心烹制吧。

　　住在农场，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宿舍都是宽敞明亮，每个房间有一铺大炕，能睡下六七个人。房间北侧是一条通透的走廊，二楼多是仓库和会议室。秋天许多农作物收回来后都需要放在房子上面凉晒一段时间。大楼的南面还有两栋大瓦房，东边的是女生宿舍，西边就是我们的大食堂，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区域。

农场里男女比例近乎持平，相较之下，女生还是稍稍多上一些。我们这批新青年人数不算多，一共不到二十人。我仔细的看了看，农场所有男女生年龄差不多都长与我，所以他们在我心里都如同哥哥姐姐一般。那个时候的姐姐们根本不用为减肥发愁，她们个个都是身姿曼妙的苗条淑女，身形清瘦的居多，体态丰腴的极少。她们基本不用粉饰打扮自己，纯朴天然的秀美和靓丽，每一天都展示出她们绝代的芳华。操着一口地道的大连海“蛎子味”儿方言，说话时嗓门儿从不压低，乍一听，就跟吵架似的，这让外地人需要适应她们。说起这些姐姐，我细细思量，印象最为深刻、记得最为清楚的，大概有那么几位，这里仅介绍三位给大家。当然，其他姐姐对我也都关怀备至，这份情谊我都记在心里，就无需在此一一赘述了。

　　第一个要讲的姐姐姓冀，就是“北田共”组成的那个冀。这姓氏太好记了，毕竟她是我认识中第一个姓冀的人，自然而然就印在了脑海里。姐姐名叫冀淑兰（五人图上右），她是农场小卖部的“大掌柜”，说是掌柜，其实整个小卖部就她一个人忙活。不用全年参与集体劳动，每个月只需在果树队劳动一周即可，这一点可太让我羡慕了。姐姐不是那种特高大的靓女，属于温柔贤惠的小妹型。在她的脸上，你看永远也看不出任何急躁的表情，稳重踏实的外表更显得格外端庄和秀气。

小卖店的外墙就是我的“阵地”黑板报，所以我总能看到姐姐工作的日常状态。虽说她是半专职的“店老板”，但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这份工作还暗藏一定的“风险”，一般人真的干不明白。每当大家收工回来，她就开启营业模式，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到熄灯才得空休息。如果有急需，她更是随叫随到。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家兜里都没几个钱，就算有点钱，也不过是几块几毛的。可需要的东西又特别多，小卖店里的牙膏、肥皂就不用说了，烟酒糖茶、各种罐头饼干，都是大家眼巴巴渴望的稀罕物。要做到让每个人都不赊账，又能解决问题，她动了不少脑筋，这可太不容易了。毕竟大家天天在农场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而她就像机智的“阿庆嫂”，每天周旋在一群“如狼似虎”的男青年之中，脸上挂着微笑，凭借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超级稳定的情绪，把我们这些没钱还馋嘴的“烟鬼刁德一”和“饿狼胡传魁”打对得服服帖帖。碰上那些酒后撒泼、耍赖的人，她也能从容应对，妥善处理，既不让人下不来台，也不使自己着急上火，这般本事，怎能让人不佩服？反正我是打心底里服气她的聪明和智慧。

　　第二位姐姐姓沈，叫沈玉红。同样身为大连人，她的外表却和其他姐姐略有些不同，身形稍显丰腴，在一众苗条的姐姐中属于极个别。

沈姐和我同在一个大田队，这可是农场里人数最多的队伍，每天出工、收工都是统一行动，队伍更是浩浩荡荡。沈姐性格特别开朗，爱说笑是她的常态，平时总是笑容满面，一笑起来，眼睛就弯成两条月牙似的曲线。在干农活时，不管是除草、施肥还是收割，过程都寂寞又无聊，可只要沈姐在场，这种沉闷的氛围立马就被打破。要铲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地，如果没有沈姐在场，大家就都得愁的要命。她的幽默细胞仿佛取之不尽，那些诙谐的话语和有趣的语调，给了我们带来巨大的动力。大家常常被逗得捧腹大笑，有时肚子都笑疼了，一天的疲惫也都抛到九霄云外。

不过，要把搞笑的效果拉满，还得有几个哥哥配合“表演”，这一来一往间，就有了“东北二人转”那种热热闹闹的感觉。不管是谁跟她开玩笑，开多大尺度，她都能巧妙回应、游刃有余，就算话题再过分，她也能不慌不忙，稳稳接住，然后用犀利又实在的话语把对方“怼”得哑口无言。她凭借着直爽的性格和敢说真话的勇气，一次次“打败”那些前来“挑战”的哥哥们，也因此被大家封为“搞笑大神”。说是说，笑是笑，沈姐从来都没有耽误半点手上的活。但奇怪的是，有些人听着她的玩笑，却总是一脸正经，还觉得不好意思，甚至有人说她“彪呼呼”的。

在那远离亲人、单调枯燥的日子里，能遇到沈姐这样的人，真是我们大田队里的幸运。她从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目光，更不怕牺牲自己的“形象”，只为每天跟大家欢乐一场。这样的姐姐，怎能不让人开心、让我记得住。不管大家说她什么，叫她什么，我是一直都称呼她沈姐。如今只要回想起当年的劳动场面来，就能够清晰记得她脸上那独有的灿烂笑容。

　　这第三位姐姐，和旁人有着天壤之别，她可是我们农场的领导。这位姐姐姓迟，名令英，在我们公社那可是响当当的知青先进人物。农场设有党支部，她年轻有为，担任了副书记。虽说职位是副书记，但我们书记外出的活动特别多，农场很多事务都由她一手处理。

我经常在迟姐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农场里的黑板报、墙报、标语之类的绘制书写工作都由我负责具体落实。公社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她也派我去布置会场；知青办需要人手抄写材料，她也点名让我过去帮忙。一来二去，农场里大大小小的宣传性事务都交给了我，逐渐成了她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由于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姐姐对我的表现也十分满意。

姐姐有个小弟，叫迟令全，年纪和我相仿，我们是同一时间来到这个农场的。在姐姐心里，早已把我们这几个年龄小些的知青当作亲弟弟看待，平日里她很少说话，对我们却关怀备至，时常嘘寒问暖，让我们心里暖乎乎的，满是感动。

有一回，我和姐姐等几人去公社开大会，返程的路上，姐姐对我近期的表现赞不绝口，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党。听到这些鼓励的话，我心里那叫一个激动，瞬间感觉自己仿佛离党组织近在咫尺，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誉感涌上心头。那温暖的话语，就像冬日里的暖阳，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到脚下生风，回农场的路竟是如此轻松愉快。

记得在毛主席逝世的那些天里，我们农场上下都在一片忙碌之中。晚上扎花圈，还要持枪站岗守灵。她和我们一样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哭红了，手扎破了，她全都不理会。

在农场，各项工作大多是姐姐亲自安排，也只有她最了解我的工作情况和认真的态度。有时候大田队，因为抽调我去完成其他任务而缺少劳力，个别头头又不清楚情况，多少有些不开心。但我不在乎那些，在我心里，跟着迟姐干工作，我肯定不会错的。

　　前面讲述了三位各具特色和魅力出众的姐姐，自然也不能落下我的那些好哥们，这里也选三位哥哥来聊聊。

第一位便是食堂负责做饭和打饭的宋哥，他叫宋富龙。身高一米九的个子，瘦长的脸上长着大鼻子，一头天然的黄毛卷发，模样看起来颇有超级“男模”的派头。农场吃饭人多，每天大锅上的五层大笼屉，也只有他这高大的身形能够轻松操作。

那时，我们的主食就是玉米面窝头，一日三餐几乎顿顿都吃这个。食堂虽没有锅贴饼子，但窝头味道独特，还是相当可口。我的饭量一直不小，早上一个，中午两个，劳动强度大时晚上能吃三到四个，外加一大碗白菜汤。每个窝头可是标准的四两，这样算下来一天能吃二斤多，如今回想起来，怎么算都不大可能，惊叹当时的食量。

都说宋哥饭做的好，菜做的也相当不错。除了白菜汤之外，我印象很深的应该是，他做的茄子片炒辣椒，那叫一个绝，没有多点油，就是用盐干炒，好吃极了。我曾经仔细回味过这道菜，几次尝试做，都以失败告终。真是奇了怪了，竟然一点他的那个味道也没有。在农场饭堂里吃饭，大家有个特殊的习惯，那就是都是蹲在长条板凳上吃饭，领导们也不例外。一排排都像鸡一样蹲在长凳上，即便是窝着肚子，饭也照吃不误。

再说说宋哥脸上和鼻子上的两块疤痕，听闻是打饭菜时与人冲突被打伤留下的。这打饭的活儿确实风险很大，不是谁都敢接手的，宋哥一干就是好几年，自然也就会留下疤痕。那时宋哥屁股上总是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做响，其中一把能打开食堂仓库的门。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食堂仓库堪比金库，有机会进入库房，就意味着能尝到点荤腥。记得仓库北墙角有四个大坛子，其中一个装满了猪大油，在当时，那可是稀罕物，要是吃饭时能有一小勺猪油，就能多吃两个窝头。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一位哥哥和宋哥进仓库搬东西，那哥哥趁人不备，伸手挖了一下猪油，迅速塞进上衣兜就带走了。

记得，我在农场那时，有过两次大餐。一次是过什么节，杀过一头两百多斤的大黑猪，剔除肥肉后一顿就被我们吃的毛都不剩；还有农场的一头老黄牛，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就死了，同样被我们一顿就给整的没了踪影。那时候吃肉，要先烀熟了，之后进行骨肉分离，再切成碎块用秤一份份分好，只有这样聚餐才不会出乱子，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好有意思。

离开农场后，在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我跟随部队野营训拉练，恰好不巧就走到了农场附近山坡下，连队准备休息吃午饭。我向山上望去，阔别已久的“老家”就在眼前，顿时让我眼前一亮。墙上自己当年写的大标语，虽已褪色但仍清晰可辨。我拉着炊事班长来到了农场的食堂，我又见到了当年的宋哥，他还是那个样子几乎没变。两人相拥后，我说明了来意，宋哥没多说什么，就先为我们连队做了一大锅喷香的米饭，那熟悉的味道，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过节的日子。

　　这第二位哥哥是位才华横溢的大帅哥，名字叫宫振彬。提起这位老哥，在农场那可是人人称赞的大才子。自打他上学离开农场后，我们依旧保持了多年的书信往来，情谊从未间断。说来也怪，有几次我去大连出差，事先并没跟他打招呼，可走在大街上，竟能和他不期而遇，而且还不止一次，这或许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缘分吧。

在农场的时候，我们同吃同住，住在一间屋子，睡在一铺炕上，吃饭也在同一张桌子上，几乎是形影不离。记得有一年冬天，天气出奇地冷，我们偷偷弄了些好煤，可劲地烧炕，结果一不小心，我把他的被子烙糊了，到最后连炕都烧塌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在墙角挤在一个被窝里，凑合了几天。

宫哥身材细高，瘦长的脸上长着一对醒目的虎牙。当时我有种感觉，不论什么样衣服穿在他身上，都会显得肥大宽松。他不仅身形苗条，饭量也特别小，早饭基本不吃，一上午就靠几根烟撑着。即便如此，他还常常把自己省下的饭票赞助给我，让我能填饱肚子。

宫哥的才华主要体现在文字方面，和我搞的写画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可是农场里响当当的“大笔杆子”，为农场的宣传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么多年来，学通信工程出身的他一直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从农场起步，到后来担任《铁道报》大连记者站站长直至退休，始终笔耕不辍。

在农场时，我们哥俩合作频繁，领导布置的任务，大多是他带着我一同完成。我们分工协作，他负责文字，我负责绘画落稿，一起组织画漫画、布置展览、张贴墙报和书写大标语。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加班加点，做出了不少成绩，为农场增添了许多文化亮点和政治氛围。

　　第三位哥哥念叨的人不在少数，不过翻来覆去说的事儿，又都没什么大区别。我绞尽脑汁想了许久，脑海中猛地跳出一个人——和我同姓的哥哥“刘大歹”。大歹是哥哥的外号（歹在大连话中特指吃，歹饭，即为吃饭），这外号取得那叫一个绝，他一顿饭吃的量，是我的两倍还多。他身形高大，体格壮实，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从《水浒传》里走出来的鲁智深。

一说起刘哥，就绕不开农场的民兵连。我们农场的民兵连，在公社里可是出了名的中规中矩，四十多人，每个人都配有真枪实弹。虽说枪的样式陈旧老些，但都能正常使用。刘哥是连队里唯一的机枪手，一挺轻机枪也只有他扛的起，机枪在他手上，就跟小孩摆弄玩具一样轻松，操控自如。

农场一直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天刚蒙蒙亮，司号员就准时吹响了起床号，大家迅速在操场上集合出操。刘哥力气大得没边儿，可就是懒得出奇，总喜欢躺在床上睡懒觉。旷工的次数多了，收入自然比别人少一大截。再加上他豪爽的性格，吃喝又从不核计，一年到头算下来，基本没剩下多少钱和粮。记得有一年年底，他一共就挣了四块八毛钱。钱一到手，他就直奔小卖部，买了一瓶罐头、一包烟、还有一瓶酒和饼干，然后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风卷残云般，眨眼间就把这些东西吃得一干二净。紧接着，他抽着烟扯着嗓子唱起歌来，说是唱，其实应该是吼。那歌声让我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更听不出他是在笑还是哭，反正歌声里满满都是一个知青的无奈和烦恼。

在农场里，只要有人敢来挑衅，刘哥肯定会让对方知道他的厉害。记得有一天下午，两哥哥捂着满脸血，慌慌张张从山下跑回农场，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于是，全农场的人迅速集合，大家统一行动起来，安排女生和年轻人看家留守，其余人准备“战斗”。这种关键时刻，刘哥绝对不会缺席。他第一个跳上拖拉机和伙伴们在民兵连长的带领下，拿着铁锹等工具出发了。后来听说对方认熊服软了，肇事者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这才凯旋而归。我第一次感到这个大家庭是如此的团结、如此的温暖和友爱。

那个年代的青年人，总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扒火车、顺瓜果、烧苞米、烤地瓜，样样都干的手拿把掐，轻松自如。相互扶持、相互陪伴、情同手足，一起在那蹉跎岁月里负重前行。可以说我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们都是好样的，都是了不起的青年楷模 ，在那难忘的岁月里留下独属于他们的青春印记。

　　大顶山青年农场的故事，悄然进入了尾声。我以粗粝的笔触、笨拙的讲述，努力勾勒出那些深藏心底的记忆。将五十年前的碎片一段段，一点点拼凑，也许它们并不全然精准无误，也未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往昔，但每一个字都是我肺腑深处的由衷感慨。

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上，我们总会不期而遇那一段段别样的经历。它们或平淡如水，波澜不惊；或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而那些尤为难得的经历，恰似夜空中最耀眼的星辰，夺目而璀璨。那是命运精心筹备的奇妙旅程，每一个瞬间都满溢着未知的惊喜，成为我们生命里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

在这些经历之中，还有一程又一程的缘分。仿佛两条原本永无交集的平行轨道，在某个神奇的瞬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它们骤然交汇，碰撞出温暖而明亮的火花，让你眼前一亮，更让你记忆犹新。这些缘分，可能是与志同道合的挚友，也可能是与一路相伴的兄弟姐妹。他们走进我们的世界，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风景。

几年前我参加了两次“大顶山青年农场”在大连的聚会，哥哥姐姐们欢聚一堂，开心快乐的叙述着过去和现在。从那艰辛日子中走过的人，那种心情和感受，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和理解。

还有些人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深深的怀念不仅仅是我们一同的经历，更是他们那些让人难忘的瞬间。我深切地体会到，那些拥有丰富故事的人，周身似乎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光芒，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每一句话语，每一个眼神，都蕴藏着岁月的痕迹和他们人生的智慧，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印象深刻。他们的故事，就像一本本精彩绝伦的书籍，每一页都写满了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在我的心间反复翻阅，每一次回味都别有一番滋味。

在此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大顶山青年农场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是你们，让那段岁月变得如此鲜活而美好 ，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

请您为五十年前的知青们点赞！

【后记】在时光的浩渺长河中，并非每一段记忆都能长久沉淀、永不消散。那些触动心灵、让人眼眶不自觉湿润的瞬间，或惊悚刺激，或诙谐有趣，都随着岁岁更迭，如世间万物的轮转一般，在不经意间渐行渐远。

回想起曾经，有一群人携手并肩、结伴同行。一路上，我们引吭高歌，彼此相互扶持、冷暖相依，心中都怀揣着远大志向，共同谱写了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

然而，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界里，欢乐与疼痛总是如影随形。为了实现心中熠熠生辉的目标，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进，哪怕身心俱疲，哪怕历经千辛万苦。但最终，在命运的重压之下，我们还是无奈地选择了各自不同的方向。在那山上留下我们一串串浅浅的脚印，散落在时光的道路上，见证着每个人曾经面对的挑战。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故事只能讲给听懂的自己来听。因为年轻人不会了解，也无法理解我们那些简单的快乐，就像曾经的我们对父母一样，很多疑问难以求证。在那些经历中，有些人已然成为故事里模糊的影子，有些故事则如娇艳的繁花，悄然被岁月的风沙掩埋。或许，已无人能清晰忆起那些花儿最初的娇艳模样，只有开在心底深处的那朵，依旧悠悠散发着迷人芬芳。

人生恰似一段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每个人都在其中独自绽放着独属于自己的芬芳，自成一种独特的韵味。转眼间，屏幕上流淌的一行行文字，不仅映照出心灵间涓涓涌动的情愫，更是我们心与心交融触碰时美妙瞬间的记录。

挽一缕轻风的痕迹，精心筑造一瓣花心，缓缓捻起那段悠悠时光里的丝丝缕缕花香，轻声与过往那些黑白影像道别。让绚丽多彩的光芒，覆盖今天生活的每一寸时光，把充满幸福快乐的歌声，深深装入心田，而后一同放声高唱，朝着更高、更远的山峦稳步前行。

《相伴知青岁月》

光*春

数载别离喜相逢，

当年芳华似彩虹。

岁月长廊留靓影，

记忆憨容已朦胧。

美妙往昔难挥却，

烙印心灵浮眼中。

无需静夜独思忖，

思绪常回那时空。

魔音叩心痴且懵，

回眸一笑醉青葱。

铭记曾为尝鲜蜜，

忘却总留遗憾中。

苦辣酸甜多经历，

喜怒哀乐歌声悠。

忆昔如梦如穿梭，

再无征程度蹉跎。

2025年3月 於海南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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