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正月初八那天，我在老家城子屯参加了赵金学二哥的庆八十寿宴。一般情况当天回去赶上宴席就行了，可为了能在屯子里多待些时间头天中午我就赶了回去。</p><p class="ql-block"> 初八那天凌晨，一场瑞雪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为家乡披上了一身洁白的盛装，更是给还沉浸在年的氛围里的人们平添了几分惊喜。愿这场雪融化到家乡“十年九旱”的土地后，能够助力乡亲们再迎来一个丰收年。</p><p class="ql-block"> 那天气温的最低值达到了零下17度，在家乡这应该算是比较寒冷的天气了。然而，亲友及乡亲们对二哥表达祝福的热情却是火热的。赵金学二哥参加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他为保卫祖国作出了贡献，因而，他理所当然地也享受着国家对“参战人员”的“特殊补贴”。除了亲属，屯子里家家户户都纷纷前来祝寿并表达祝福。</p><p class="ql-block"> 步入二哥家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在院子里搭建起的锅灶前厨师们忙碌的身影，木头柴禾架起的炉火烧得正旺，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家的日子过得亦如这炉火一样红火。寒冷的天气为这“热气腾腾”的烹饪画面，又浓重了几分色彩。屋里屋外，十几张桌子坐满了前来祝寿的亲戚及乡邻们。看到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听到一声声熟悉的乡音，使人倍感亲切，瞬间把我“拉回”到了遥远的从前。</p> <p class="ql-block"> 按照屯子里办事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讲话”之类的环节，乡亲们围坐在饭桌前除了祝福主人和相互间表达敬意外，唠的都是些家常里短的磕。“家里的老人身体好吗”？“苞米的价也就这样了，该出手了”。“出正月打算去哪儿打工”？“今年准备用哪个品牌的种子、化肥？”等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句客套话，表达的是真挚的关怀，展现的是淳朴的乡情。</p><p class="ql-block"> 我参军入伍那年的时任大队书记现已81岁的刘广凡大姐夫也来了，我们上下屯住着不仅离的近，更是地挨地垄挨垄，而且还有着十分友好的往来传统。即便是在过去那样一个生活还很困难的年月，两个屯子间的大多数人户家也都有着人情往来，就好像一个屯子的人似的，甚至相互间对每一个家庭大致的生活状况都有一定的了解。刘广凡大姐夫我们相见自然都感到很亲切，席间我们就坐在一个餐桌上。他关切地问：“你家我三叔的身体还好吗？该有90了吧”？我一一作答。在回答他对我家父的关心时，记忆深处的一件往事，顿时涌上心头：大约是1993前后那一两年春播时节的一天上午，我从建昌客运站坐班车回兴城（当时在部队服役），刘广凡大姐夫的父亲刘玉香大伯也在车上，他就在车厢的中部偏前车辆行驶方向左侧靠窗的座位上。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上车就见了面的。当班车行驶到“红草沟岭”中段，向左急转弯后直行那一陡坡险路时，大伯看到公路两侧山脚下的几户人家，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生活，使他顿生感慨（声音比较宏亮）：“唉，这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我是寻着大伯那熟悉的声音，才发现老人家我们同在一趟班车上的。</p><p class="ql-block"> 刘广凡大姐夫家曾经就住在我们老家的“对面山”脚下，洋槐沟的一个土梁岗上。那里前后都是沟，吃水得要到距离一里多远的洋槐沟接近沟口处的那口井里去挑，挑一挑水至少也要半个多小时，而且步步都是上坡。虽然还不能说是到了“水缺贵如油”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桶甚至每一瓢水他们都得掂量着用。记得在我年少的时候，春天与伙伴们经常到洋槐沟那边去挖野菜，赶到那一带渴了就到他家去找水喝，他家人对我们这些孩子却从不吝惜。想必，彼时的大姐夫恐怕自己都没预想到，就出生在这艰苦生活环境里的他的一双儿女，若干年后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儿子当上了县政府部门的领导，女儿更是成为了沈阳农业大学的教授。这可是实打实地应了那句话：“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啊。</p> <p class="ql-block"> 回老家的头一天，我在和会权大哥通话中了解到，他在云南昆明工作的二女儿和两个孩子都回家来过春节时，我对这次回去的住宿就已另有考虑了。大哥大嫂他们觉得我在他家住可能更习惯，就把二女儿和孩子们都“撵”到了大女儿家去了，把东屋又腾给了我，这几年我回去都住在那里（他们大概也了解我的心思乐意在他家住）。他们这样做让我很感动，因为人家女儿一年也才回来一趟啊。那天，大哥大嫂把炕烧得可热乎了。睡前，大嫂子还给我准备了两个“露露”，放在滚烫的炕头上对我说：“晚上渴了，就拿它当水喝，这炕热，一会儿就能焐热乎了”。老家的人就是这么的淳朴，你再说别的就显得见外了。</p><p class="ql-block"> 这次在老家，我还和大我七岁的赵福金三叔提起了“文革”期间，约是1970或1971年隆冬的一个夜晚，生产队组织的一次“批斗会”的旧事······三叔说：他也参加了那天晚上的“批斗会”，并且印象非常深。我又和会权大哥回顾了1979年秋，他刚上任大队团书记时，组织的一次采摘蓖麻仔的活动，我参加了那天的劳动。我还借着“随礼”的间隙，到马希栋大哥家去坐了一会儿，与他一同忆起了1972年春天，我们一群小伙伴，以挖野菜为借口，翻山越岭地前往鸽子洞铁路铺轨现场看火车的经过。大哥说：“这一晃都过去五十多年了，那时候咱们在一起玩的属你小，（他掰着手指头数着）只有洪权大你两岁，剩下的我们五六个（指经常在一起的玩伴）都比你大三岁”。大哥的两个儿子都在大连，而且发展得都很好。大儿子自己开公司，收益可观；二儿子在“大连重工”上班，那是一个很好的国企单位。就是这样的条件，大哥也不肯歇下来在家养老，他每年都还要出去打工，总想多为孩子添补点，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父母！</p><p class="ql-block"> 每次回老家见到小时候的玩伴或年长者，总觉得有说不完唠不够的话题，这是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够找到我们儿时的共同记忆。乡亲们的淳朴与善良，让我懂得了乡情的可贵。如今虽然衣食无忧，却总是怀念家乡那带有浓浓烟火气的日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