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遗址一一羊子山

木片(孙丹木)

提起“羊子山”，人们自然会理解为是绿草如茵的牧羊山坡、山峦，但要说在一片高楼林立、街道密集平坦的区域内，有两条以“羊子山”命名的路(即“羊子山路”“羊子山西路”)，就有点意外了，这也难免引起人们追根问底，问其“羊子山”的由来。

其实，对于“羊子山”街名的由来，以及让人惊叹的“古蜀遗址”，早有一些有古专家学者和少数成都人知晓，只是由于“羊子山”早已在城市建设扩张中失去踪影,但即使这样，除了专家学者，关注“羊子山”、探索“羊子山”的热心人也并不少，受其影响，笔者也对“羊子山”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开始从2023年初，在网络上、文献中寻找查阅资料，来在堆砌我心中的“羊子山”。

时至今日，从收集到有关羊子山的资料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羊子山”不简单，其历史之久远、涉及内容之丰富，都出人所料，而它从发现到现今的结局也令人叹惜。从这些详实资料中，可大体弄清“羊子山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面貌，以及对此考古工作的努力发掘和取得的成果。

“羊子山”遗址的位置在今天的昭觉寺南路西北面“羊子山路”和“羊子山西路”范围，这属于成华区管辖地域。其中古蜀祭坛遗址的具体位置，大致位于羊子山路5号-附4南50米，靠近洪山南路、赤虎桥东路、驷马桥街和升仙湖北路。从“靠近洪山南路”来推断，“羊子山”及周边地带在古代还真是山（当然只是小山坡），而且不是山的历史至今不过百年。为什么取名羊子山？当地人的说法羊子山早年也叫升仙山，一个很吉祥的地名，后来这小山坡上成了羊群满山的牧场，人们就名副其实地又习以为常地称其为羊子山了。

从所得资料看，羊子山的挖掘始于1953年（一说1952年）修建宝成铁路之时，铁路建设者挖掘路基时发现了古代文物，经考古工作者介入进一步发掘，不仅挖出从远古至明清时期各种珍贵文物，还惊喜地发现古蜀建筑遗址——即用泥土夯成用于祭祀的祭台，祭台成四方型，每边约100米左右共三级，每级高4米，总高12米。整个祭台雄伟大方，颇有气派。祭台经考古工作者考察鉴定，确定为古蜀王带领群臣及百姓在重大节日庆典时祭天地、祭神明的神圣高台，它的修建时间约在商代晚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这是成都地区当时发掘的与后来发掘的金沙遗址同时代的唯一的地面建筑（当然，发现它时并非在地面，而是在发掘众多墓葬文物的下层）。由此可见“沧桑巨变”“移山倒海”之威力。从而也见，羊子山来历真的不简单！

2012年4月1日，华西都市报登出《城北羊子山旧址比金沙还老》的文章，进一步证实了羊子山的非凡历史。该文称：“出驷马桥往北约1公里，在川陕路的左侧，曾有一个被专家学者认定为是建于商末、废弃于秦代、用于沟通天人的祭祀土台，由于就在羊子山坡上，便以此命名。”文中还说，人们是在1952年修建宝成铁路的时候，发现的羊子山土台，据说这还是当时全国发现的同时期祭坛中最大的一个。到1956年，又发现了5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实物遗迹。这便可以把成都先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至少推算到公元前1万年，也就意味着它比宝墩、三星堆、金沙还要早，也就是说在羊子山发现了古蜀国最早的遗物、遗迹。

祭祀土台还原图

出土文物

遗址发掘现场

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土台废弃后，这里竟然成了历代人的葬坟处，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共发掘、清理了战国、汉、晋、魏、唐、宋、元直到明代墓葬211座，特别是编为172号的战国时期的木墩墓出土文物众多，尤为珍贵。在古墓中清理出石器、青铜器、漆器、陶器、铁器等大量文物，这些文物中又包括兵器、容器、烹饪器、量器等各种用于兵器和生产生活的器具——真是堪称“地下古墓博物馆”。这样说来，羊子山不是也应该像宝墩、三星堆、金沙那样修建博物馆，把这重要的遗址保护起来吗？可寻遍羊子山路和羊子山西路，也未见到博物馆之类的建筑，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继续探究，才知道在发现羊子山土台一年以后，这里便建起了一个砖瓦厂，虽然在挖土烧砖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古迹文物，但到上世纪60年代末，土台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于羊子山古蜀遗址的来龙去脉，从成都市广播电视局总编室主任任上退休的郑光福先生了解十分清楚，我最近读到他的文史著作《岁月留痕》书中，有四篇文章写到他经历、采访、记录、发表的发掘勘测到的大小羊子山遗址文物的全过程，从他的记述和引用的考古专家报告中，我对大小羊子山（后来才知大羊子山近处还有个被你为小羊子山的土堆，而成都最早出土的大汉墓葬是从小羊子山挖出的）文物、遗址的发掘过程、发掘成果和结局有了明晰的了解。

不过了解越明晰、越深透，我心中的遗憾越深沉，遗憾的还是那个问题：这么大的考古发现，这么久远的遗址，这么珍贵的文物，为什么未能像宝墩、三星堆、金沙那样引起重视，修建博物馆、遗址公园之类的设施，让它为国争光，为成都增辉，为人民增文化自信呢？

其实，这个问题阅历较深的人也是不难理解的，郑光福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已有透露。在羊子山古蜀遗址发现后，省市有关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大学学者等资深人员都及时介入，深入现场发掘考察获取大量珍贵文物的同时，纪写出大量工作报告、学术文献，只是后续工作未能做彻底，那个震惊考古界的祭台没能保存下来，更不要说修博物馆、遗址公园。因为这本不是他们所能完成的事，他们能做到的是寄希望于郑光佛这样的年轻人：小伙子，你写写，是在你份内工作的土地上，我们都老了，靠你们年轻人继续做好文物保护宣传工作。当时那个年代，能做到如此就很不错了，要是在“反对封资修、砸烂旧世界”的文革时期，羊子山考古现场难免不遭噩运。幸运的是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羊子山出土的大量文物现还收藏在四川博物院和重庆等地的博物馆中，让热爱历史古迹的人们多少还能从中感觉到羊子山那种令人屏息惊叹的厚重历史。

遗址位置碑牌

羊子山路文化墙

这样看来，羊子山考古后未能像宝墩、三星堆、金沙那样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建设博物馆、遗址公园，只应归咎于“生不逢时”，没遇上权力部门和全社会重视的机遇期。

从目前情况看，羊子山古蜀遗址地带已是高楼成林、街道成网、居所成片，要想弥补遗憾，在这里建设博物馆、遗址公园已不现实。但我们也高兴地看到，21世纪的今天，在党和国家号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人们对文物古迹的价值认知达到新的高度的背景下，羊子山遗迹隶属的成都市成华区将羊子山遗址文化作为全区重点历史文化来宣传、弘扬和传承。

羊子山路街边文化墙近年来，他们除了邀请老同志、老专家，动员相关单位写作人员编写《成华区历史文化丛书》，还在靠近羊子山路的一居住小区绿园路旁，立了一块表明羊子山古迹遗址的碑牌；在羊子山路的街边墙壁上，以雕刻文字图形的艺术形式绘制文化墙，对羊子山古迹文化进行宣传，打造文化艺术景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未能在羊子山原址建造博物馆、遗址公园的遗憾。只是本人觉得，在宣传羊子山文化遗址的文化墙边，又塑立了汉代司马相如驷马还乡的场景，有悖历史真实，这样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故事组合反而达不到预想效果。但愿羊子山遗址文化的记忆、传承工作能在省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得到进一步提升，让当今更多的人铭记古蜀人的历史渊源，让羊子山古蜀文化遗址成为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又一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