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生彩的美篇

郭生彩

我的城市，我们的家园(之四)牛劲/编撰 水中月/作图

4，大同人口史话

①“人居”是人类进化之后的话题。在人类前三百万年的发展历程里，祖先们是在大自然中风餐露宿，与野兽抵死相搏，白天采集捕猎，待到黄昏时刻，就得抓紧时间躲入洞穴。因为晚间夜行性的野兽出没，随时会有侵害人的可能。那时的人们连个洞穴都难求平安。

②进化之后的人类开始追求自已的起居质量了。有条农谚，似乎产生于解放初期:“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理想化的日子，直到今天也未必都过得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小煤窑搞调研时，进入矿工的土窑去聊天。哪叫什么房子？挖个土窑，寻找些棍棍棒棒搭个顶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自己都知道这叫临时户。何时会变成正式矿工，分到住房，连想都別想。这也正应了当地一句俗话:“有奈无奈，瓜皮当菜”。与农村的居住条件比较，城市里的楼房住户幸运多了，有上下水、有暖气，有煤气。比“房漏灶户烟，主人受熬煎”的平房惨状不知超越几十年。城市的平房住户甚至不能与农村相比。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居住条件多么不堪忍受，但永远不能抿灭他们的人生理想。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之后，钻入各自的窝居，与家人共享晚餐，这个现代“洞穴”也足夠温馨！

③在古代，城市应该是这样产生的:按照生活秩序，先有了产业设置，后有了管理。于是出现了“城府”这一机构，“城府”要运作，得修筑城池与府库。城府的人们要生活，得有相应的服务系统。这样，有了城池，有了官员住宅，也有了服务人员的住宅。诸侯各有各的城池。如果出现所谓“城下之辱”，就说明另个诸侯兵临城下，这一方须向另一方屈膝求和，自然是极大的耻辱；而出现“城下之盟”，则是指敌人兵临城下时被迫接受的屈辱盟约。只要不亡国，城府便照样收租纳税，盘剝百姓。

④云中这座城池，其重要性在汉初就纳入皇帝的视野之中。“白登之战”就发生于城东马铺山上。刘邦带兵北上，本想剿灭匈奴，反被匈奴所围，如果不是巧施妙计，刘邦定成甕中之蟞。他躲入云中，将息舒缓，才有了后来的江山。

刘邦与匈奴爭什幺？争地盘，争资源，争居住的权利！这么一争，云中的汉族百姓才感悟到来自中央政权的强大保障！

⑤大同城遭遇的最大灾难，是明末清初的清攝政王多尔袞的屠城。明末，大同总兵姜瓖,在清兵入关时,先降后叛,致使山西全境哗变，事发于顺治五年(1648年),值戊子年,史称“戊子之变”。当年清廷集调各路兵马征讨,收效甚微。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统大军征讨，无奈大同城坚兵精,久攻不破。七月,多尔衮二次亲征,以八旗兵包围大同,昼夜血战,仍强攻不下。他的气急败坏是可以想见的。八月,因城中断粮,军官杨振威等斩姜瓖首级,开门献城。多尔衮下令,除留养杨振威等23名官员及家属并属兵600名外，“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可怜大同城十万之众,除先期逃往口泉、云冈沟的两万人外,八万兵民惨遭屠戮，城内一时尸横遍地，臭腥冲天。好端端的城池顿成废墟。多尔衮绝对是个惨绝人寰的刽子手。

劫后余生的大同人,直到康熙、乾隆年间，在清兵统一蒙古、新疆的军事行动中,才有一部分大同人随军贸易，饱受风霜，为的是重整旗鼓，建设家园。慢慢地，大同城才有了点气象。从屠城那年算起已逾80多年，才缓过气来。清人纳兰常安在《行国风土论》中描述:“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住,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建屋集资,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机,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重乎!"正因为有如此坚忍无畏的大同人的存在，才从灭顶之灾中顽强站立起来,续写昔日之繁华景象。

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城市迅速澎涨，各路人马涌入城市,有的深信可以很快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却是来碰运气，不知哪天能有机会；有的决意从小事做起，瞅准“机会”再做决定。过去讲，男孩子“安身立命”，安身就是安歇身子。《左传・昭公元年》:“侨闻之,君子有四時:朝以听政,昼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这四样，夜以安身是修养生息之处，它是基础。就是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最近，据说有人对大同古城改造有些说辞，集中在一点，就是拆了真的，修了假的。后来，我写了篇长文，叫：《百姓的眼光，历史的尺度》，在这篇文章中，我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民居的历史传统；另一个是老城内的民居大多破烂不堪，没下水，没燃气，没暖气，上水又不方便，关健是百姓无钱修缮。遇到雨雪，担心房漏屋塌。它已经不适合人居了。如果有人说，这样的房子有历史积淀，酷毙了，我看多半会被吐糟。讲心里话，他们早就想换住楼房了。真正决定你选择意向的，还是住房者的体验！联系民居的历史传统(也可讲讲民居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一般都是六、七十年的使用期限，到时候，必须维修，有的必须翻盖。没有一个院是不用维修的，所谓明、清建筑，除了地皮，当初的原材料没有一样能夠保存下来。专家说的，跟百姓的体验并不是一码事。这也给我另一种信心。证明我从不独自言说、孤立行动，我是喧哗众声中的一员，也注定会延续到未来。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存储器，所有人的努力与情绪都被包容，它们会一直在那儿，等待被另一些人发现，在另一个时空再度绽放。

⑦居民要的是安安稳稳的住房，而不是供人参观的“历史”。我赞同专家的历史观，并不赞同老百姓仍住在破房子里。

下面，我用1982年7月1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的成果，说明我市人口变动情况。，主要数字是:一、总人口.全市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零时总人口为九十六万七千六百一十人，同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第二次人口普查的五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六人(按现行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数字，下同)相比，十八年间共增加人口四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四人，增长百分之七十六点七，平均每年增加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人，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二。

二、性别构成。在全市人口中，男性五十二万-千一百零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九;女性四十四万六千五百零二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一、

三、各民族人口。全市总人口中共有汉族人口九十五万九千八百五十四人，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十六种少数民族人口为七千四百五十六人，占百分之零点八。

四、各种文化程度人口、全市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七千五百九十三人;具有大学大学肆业文化程度的(包括大学在校校生)一千九百四十六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十四万零二十六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二十六万零八百九十七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二十九万五千二百七十三人。全市文盲和半文育人口(十二周岁以下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为十三万四千九百零五人，同一九六四年相比、文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百分之二十五点二下降到为百分之十三点九。五、人口出生率和死亡半。全市一九八一年出生人口为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二人，出生率为千分之二十二点三八:一九八一年死亡人口为三千八百七十六人，死亡率为千分之四点五一;

六、人口地区分布。城区三十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二人;矿区三十三万七千三百二十人;南郊区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七人;新荣区九万四千四百六十一人。

这些数据表明，大同还是一个能留住人生存发展的好地方。四十几万人没职业，没房住，简直不可想像。

⑧有了职业，才有谋算，是否选择这个城市，就看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人说，城市居住功能的最高层次，就是“乐居”,何谓乐居？第一,景观很优美，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就是城市的山水景观。人文景观除了建筑是否阔绰，还有装修是否漂亮。即使在“老平房”时代，大同人也是很注意室内装饰的，首先是置办家具(大同人叫家物)，哪怕只有一间的家里，要有洋箱、躺柜、面箱、淹菜甕、水缸等家物。堂屋三间的住户，摆设更讲究，有大柜，柜顶上有板箱，大柜前有小茶几，两旁是方凳。两边山墙前都有两屜双门柜子，柜顶上有钟堂、一对大瓶，一对东瓜坛。对过的柜顶上就是一个穿衣镜，或者相框，还有化妆品之类的小物件。堂屋正面设一佛龛，里边摆个印柜，上面有香炉烛台，堂屋除了祭祀祖先，还接待宾客。

⑨我以为，大同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特性。大同力求在大规模的急速的城市化运动中，不被平庸的浪潮所淹没，张扬自己的个性特色，以“特”领先，以特取胜。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文化特色既是城市景观中极具活力的视觉要素，又是构成城市形象的精神和灵魂。大同古城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优势，这是大同最宝贵的价值所在。从官衙王府、寺庙宫观、雕塑石刻、壁画造像、民居街巷，到传统技能、风俗习惯、民间工艺、戏剧表演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夜以继日地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和变迁，承载着城市丰富的文化记忆和信息，赋予城市独特的文化面孔和文化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震撼。

对于一个乐居的城市来讲,它能不能给人留下一些情感性的回忆也是最重要的，或是乡情,或是友情,或是恋情，或者是古迹吸引，或是美味佳肴，每种情感都可以让人迷醉，就就是我们的根，它可以激起温馨的涟漪，温暖每个人的心扉，让我们偶尔能有机会静下来，看一看自己所置身的河流，是疾是缓，是浊是清。

⑩现在，我们在窗前观看烟火。今天是正月十五。整晚整晚的烟花，完全看不清哪家放的，对过楼前似乎有一只铁桶，回声极其响亮。铁桶周围，充满了快乐和力量。烟花绽放在我们的头顶，仿佛刻意在高空编织图案。这被美丽和金钱堆叠的时刻并不是幻觉，它代表着一个真实的讯息，原来，看花的也可以如此绚丽。

2025.2.12(正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