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房子 | 诗歌的自由精神兼论当下诗歌的困境_南方艺术

李永才





导  言  




重庆真是一个魔幻之地，八十年代在那儿混迹诗歌江湖的大学生，很多都不是正儿八经的中文系出身，观察发现不是理工科就是哲学、艺术或外语专业的学子。何房子是重庆大学工科毕业的，却写得一手好诗，印象中曾读过他的诗和微信流传的文化研究文章，但却没读过他的诗论。这篇批评文章着重讨论了诗歌的自由精神和当下诗歌困境，从《诗经》到五四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诗，再到八十年代中国朦胧诗派以及对四川诗流派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强调“无用之用”的精神传统与文化启蒙以及诗歌“民间立场”的意义，特别是提及当下诗歌体制化写作的困境时，让人感觉“得道”很多，不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问题同样重要，恢复自由精神应站在一个高度去审视、包容不同流派的诗歌表达，突破体制化诗歌写作的藩篱，创建独立意识与重树诗歌民间立场，或许这才是何房子文章的结论。文章逻辑清晰，梳理有致，阐述与论点充满个人特色，艺落街有幸得而推荐给朋友们一阅。（李劲松）




诗 论 




诗歌的自由精神兼论当下诗歌的困境




◎何房子




何房子。男，原名何志，1968年出生于湖北。1985年就读于重庆大学电机系，1992年就读于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由工科而文学，由文学而新闻，由新闻而文化。曾任重庆晨报副总编辑，当代诗人、文化学者。现居重庆。




1、当下汉语诗歌自由精神的缺失




在当下，对新诗的评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




一种认为，新诗刚刚走过100年，新诗的今天已经趋于成熟，到了出大师或该出大师的时候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创作现实已经和世界平行，已经产生了一批经典性作品。一种认为，新诗走到今天，已经乱象丛生，诗歌的庸俗化、圈子化极大程度的败坏了汉语诗歌曾经的荣耀，诗歌要么成为权力的工具，要么沦为无病呻吟的分行文字。




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下诗歌的现状？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哪一种更接近诗歌的真相。我想，任何简单的一元化的评价显然是粗暴的，但相对多元化的评价自然又是缺少立场的，尤其是以所谓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来认知诗歌尤其有害。简单的一元化评价和相对的多元化评价都掩盖了当代诗歌创作的真相。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比答案更重要的是问题。从问题出发，去拷问这个时代的诗歌文本，我们就有可能从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去打量当下诗歌。当下汉语诗歌的问题可能很多，正如成绩可能突出，但在眼花燎乱的成绩背后，诗歌的自由精神的缺失是当下汉语诗歌面临的最大问题。




2、汉语诗歌无用之用的精神传统




诗歌是语言金字塔上塔尖开出的花，它生长的规律有迹可寻，但也是无中生有，这个“无”，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可以是道，可以是空，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老子》说：“有无相生”。佛教《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无”也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器具形成的空间的“无”才能够容纳物之物性，也就是诗意的存在。从词源学上讲， “无”与“舞”同源，挥手作姿叫“舞”，这是身体诗意自由的一种表达。无论从哲学层面还是从词源学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无”所代表的是一种自由，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自在的状态。就诗歌而言，诗歌的无用正是在自由中对现实的超越。




无用的诗歌在汉语里存活了两千多年，并且现在还在焕发出奇异的光芒。这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




自《诗经》始，不管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一直在治乱循环的封建、专制周期里（作简单解析）打转，似乎有一双宿命的大手把中国和文明世界隔开，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仍然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汉语诗歌却承担起了它最大功能的无用之用，即使在朝代最黑暗的时期，它也能成为一束光，让我们看汉语不只是皇权的颂歌和公文，而伟大的汉语的那一部分，总会跃出专制的水面，成为夜空中自由的繁星。这就是诗歌。正是通过诗歌，我们才能确证自由的灵魂是历史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这无用之用才超越了一切功能的目的和时间。中国历史上有500多个皇帝，今天的人谁还会去背诵哪个皇帝的“最高指示”呢？但今天一个小学生都知道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陶渊明的四次辞官，李白的蔑视权贵，杜甫的心系苍生、苏轼的流放人生，他们在诗中所呈现恰恰是古典的自由而高贵的灵魂，虽然他们面对是农耕文明的专制时代的问题，但他们仍然为我们有力地提供了对诗歌自由精神的支持和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留给我们的十分重要的精神资源。




诗歌无用而自由之初心是什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中寻找，《诗经》的诗几无作者，具有十分强烈的民间性，是自由生长的。风自由吹过，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生长，万物唤发出各自的生机，诗歌就在万物之中。我认为，这就是汉语诗歌的初心，民间的、自由的。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比农耕文明要复杂得多，但我们对诗歌自由精神的理解是否更深入呢？其实未必，今天很多诗人甚至专业的诗歌研究者对诗歌的理解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意象”、“情景”、“反讽”、“戏剧化”等技术的层面，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境界”作为诗歌的归依，确实为中国古典诗歌开出了新的评论空间，但以“隔”与“不隔”论诗之境界高下，则又落入到诗歌的文本层面。我不是说诗歌的技术和文本不重要，技术和文本是一个好诗人的基本要素，无此，当然就不用谈诗了。但诗歌不只是技术和文本，通过诗歌看到一个时代独立而自由的灵魂更加弥足珍贵，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




尤其是当下，结合当下汉语诗歌的现状，当功利主义成为普遍的现实，当“爱国”都成为一门生意，诗歌日益成为一种有用的廉价的颂歌或者个人情感的呻吟。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诗歌的精神性对当下的意义。




3、百年新诗中的两次启蒙




汉语新诗其实是个新东西，才105岁。1917年2月上海《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8首白话诗，大家一般认可这是白话诗诞生的标志。胡适1920年的《尝试集》的出版，这是白话诗的第一部诗集。新诗之新，是改变了古典诗歌的话语传统，文言变白话，其实，白话并不新，古典诗词、话本、小说白话多的是，所以说，很多当代的诗评家说胡适的白话诗运动割裂传统，搞了一次诗歌的大破坏，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准确地说，白话诗运动彻底抛弃了文言的言说方式，这种大破坏其实是一种大解放，言说方式的改变意味着，诗歌从贵族重回民间，文言写作在古代是少数读书人的事，井水边打水的姑娘争相诵读枊永词的情景毕竟是少有的个案，何况词是吟唱的，正如今天的流行歌曲，即使不识字也不影响的。




白话诗写作带来了诗体的解放，白话是民间的语言，普通人可以写，更可以看。这个“可以看”很重要，白话诗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使命是启蒙，启蒙谁？普通大众，启蒙什么？人的解放。通过普通人的话语来张扬人的觉醒和人的主体性，白话诗从一开始就肩负了那个时代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话，白话诗一出生就光荣。




这也正是胡适十分了不起的地方，胡适当年倡导白话诗可以说压力山大，其中一个很常见的指责就是文言精练，白话啰嗦，而诗歌是精炼的语言艺术。胡适的反驳很有意思，他在北大的课堂上出了一道作业，前几天友人邀请他从政，他拒绝的电文，请大家用文言文写到最简洁。最优的一则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十二个字。胡适的白话电文只用五个字，“干不了，谢谢”，五个字。胡适可能不是一个好诗人，他自己其实是十分清醒的，白话诗歌的第一本诗集，胡适取名《尝试集》，也就是说，我是白话诗的第一个尝试者，到底白话诗能达到怎样的高度，那就有赖于后来的白话诗人的努力了。所以，我们评价胡适白话诗的好坏在今天是没有意义的。




作为开风气之先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重温一下他的诗学主张，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胡适在诗歌技术上提出的“八事”比如不用典、不对偶等，我们不去说它。他说，“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今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是怎么得来的，胡适说得很清楚，那就是精神的自由发展。白话诗歌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但被忽视的核心命题，诗歌是精神的自由发展。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百年汉语诗歌的发展史上，这种精神的自由发展其实是十分艰难的。




从新月派诗人到九叶诗人，我们看到了这种内在的轨迹，1949年以前，白话新诗确实也贡献了比如卞之琳、穆旦等自由精神的大诗人，但我们更多地看到诗歌作为“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无非在为时代敲敲边鼓，最高亮的莫过于田间的鼓点诗了，诗歌成了一种话语的工具，诗歌可以是镰刀，可以是鼓点，可以是标语，但它已经不是诗歌了。




49年到70年代末，基本上是没有诗歌的年代。




以郭沫若为例，写出过《女神》年轻时才华过人的郭沫若，1949年以后创作的诗歌，基本上是以《新华颂》为代表的颂歌体了。和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诗歌，在内容、形式、风格上几乎看不出是一个人写的。一种下跪的人生姿态让他五四时期的自由精神荡然无存。他曾多次赞美江青，题目很直接，“写诗送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由此可见，诗歌在那个年代连月经带都不是了，直接歌颂月经了。但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确认，诗歌自由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以暗流的方式一直在地下涌动，食指的诗在文革期间“知青”中即被广为传抄，对后来的朦胧诗人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在被不断地提及和强化。“六十年代中后期，食指诗歌的出现代表了真正意义上诗歌的自由精神可以被压制，但不可以被消灭。他写于1968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的是知青“上山下乡”，离开家园的场景，诗人抓住火车开动这一时刻，把远离父母家乡的惜别之情，对命运的忧虑和恐慌，都汇聚在“四点零八分”这一瞬间，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也成为了诗歌的时刻。他在诗中写道：“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疼痛是自由的觉醒，在那个语录飘扬的时代，诗人食指的“疼痛”不只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




诗人北岛、傅维、何房子在杭州舒羽咖啡馆




80年代，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个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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