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精神炮弹的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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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精神炮弹的兵工厂

——回忆长汀印刷工人在毛主席关怀下进行革命斗争片断

毛钟鸣

　　革命斗争，既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方面的斗争，也有文化、宣传方面的斗争。长汀县印刷业，从它产生不久，就遇到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风暴，并为这一伟大革命斗争作出了它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革命宣传工作和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印刷事业，也是极为重视和注意的。现对这一方面的史实，就回忆所及，简述如下：

　　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四军在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长朱德同志的率领下，由江西瑞金向长汀进军，取得了入闽第一仗的伟大胜利，一举消灭了国民党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二千多人，并击毙其旅长郭凤鸣，全县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红四军于十四日进驻长汀城，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各项革命工作。红四军司令部和政治部，设在地名豆鼓坝的“辛耕别墅”。毛委员和朱军长同住在这座逃亡地主的房子里，日夜辛勤地领导各项革命工作。一天，我转送上海党中央的文件到红四军前委，毛委员接见了我并询问了一些有关情况。当他知道我是本地地下党员并从事印刷工作，更是高兴。就进一步询问长汀印刷业的具体情况和设备条件。之后，对我说：“当年吴玉章同志叮嘱你要把这个印刷所保住，以应将来革命需要，是有远见的。现在这个印刷所，除你和你弟弟外，还有其他党员同志；印刷设备，既有石印又有铅印，与邻近各县比较起来还是不错的。人和物都有较好的条件，应该为革命很好地发挥作用。”接着又说：“我们部队为了广泛传播党的政策方针和革命主张，深入发动群众，造成更大的政治影响，推动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有很多宣传品，需要利用这里较为有利的印刷条件大量印刷，你今后就专门负责这项任务，随时前来联系。”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长汀印刷业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壮大，是和当年吴玉章同志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了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途中，于九月初抵达长汀。当时起义军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吴玉章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厅厅长。吴老是在武汉政府时期我的老上级，他在驻长汀期间，我们见了面。当吴老知道我被迫离开武汉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印刷工作以后，表示高兴和赞许。除了要我协助起义部队的筹款、后勤供应、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外，对印刷工作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关心。一天，吴老特地邀约了许甦魂，彭泽民夫妇等四位同志，到长汀老县前街的毛铭新印刷所参观和了解情况。参观时与工人同志随便交谈，态度和蔼可亲。当吴老知道这个印刷所是借高利贷作资本办起来的，常受豪绅欺压，开业人毛焕章曾被债主抓去坐牢，印刷所一度倒闭，现在仍债台高筑，难以维持时，吴老深表同情。并对我说：“印刷所对革命很重要，列宁同志当年在国外进行革命工作时，常因没有印刷所而苦恼。你们有困难，但还是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印刷所办下去，以应将来革命需要呵！”吴玉章同志当年在百忙中，以极大的热情关怀印刷事业，并把它与革命斗争联系起来，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可以说长汀印刷业工人同志们后来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都是和吴老当年的启发和教导分不开的。

　　现在，我们又得到毛主席的直接关心和引导，我们的信心更足，热情更高。在红四军部队第一次驻汀的二十来天时间里，全体印刷工人同志日以继夜地赶印了大量宣传品，如十大政纲，红四军布告、告民众书、告商人知识分子书、告绿林兄弟书等，对革命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红四军第二次进驻长汀城。这时红四军的主力部队，经过半年多游击战争的锻炼和发展，队伍壮大了，长汀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古城暴动”也取得了胜利。在此大好形势下，长汀人民的革命斗争更加蓬勃高涨，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游击队，赤卫队等人民武装以及农会、工会等广泛建立与充实起来，原来的地下党员，不少公开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我的弟弟毛如山也在此时公开参加工作，担任了县总工会主席，不久又担任了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向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对长汀人民的这种革命斗争是充分了解的。一天，我仍和以往一样去联系印刷工作时，事情交谈完毕后，毛泽东同志以亲切关心的态度和语气对我说：“现在你弟弟如山已经公开出来工作，对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样对保持毛铭新印刷所的商业性面貌有影响，并且可能带来不利局面。”他沉思了片刻接着说：“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印刷所好比是制造这种精神炮弹的兵工厂，这个印刷所是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我们不可随便丢失，要想法掩护它。你们要和地方党委商量一下，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这种可能产生的不利局面。”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周到关怀，后来就以毛铭新印刷所大部分是豪绅资本为借口，由县苏维埃政府查封后拆走小部分印刷机的形式，涂上一层保护色，消除反动派的某些怀疑，使得继续为革命事业服务。

　　当时的斗争异常紧张，我们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军事行动频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担负全盘工作，领导开辟根据地，指挥部队作战，党、政、军务方面的重大事情都要过问，日夜操劳，工作是极为繁重艰巨的。可是在百忙中，毛泽东同志仍然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挤出时间，亲自写稿，亲自校对，甚至具体到安排印刷的事务。他经常是不颐疲劳，工作到深夜，直到任务完成，才肯罢休。具体有这样一件事，我至今仍深印在脑中：一次，我照毛泽东同志的约定，于当天下午去取要印刷的文稿，他当时正在参加会议，对我说晚饭后再来，我依约再去，他又在和其他同志商谈工作，交代我等一会再去。到晚上九点多钟我再去时，看见毛泽东同志坐在桌旁，面对一盏马灯，正在执笔沉思，听到脚步声，才回过头来，对我说说：“事情真忙呵!害你跑了三趟，真对不起。刚才动手写，还没写完。这样吧，为赶时间，现在可将先写好的一部分拿去排字，打样送来校对时，再取未写完的部分。”说着随即将已写的一部分稿纸撕下。就这样往返三次，才全部写好和排、校完毕。当第三次全版清样校完可以付印时，已是下夜一点多钟，我正要赶回印刷所上机开印，毛泽东同志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伸了个懒腰，对我说：“部队在清晨就要出发，现在离天亮还有三个钟头，在天亮前能印好多少就送多少来。估计敌人明天还不会进城，没有印完的可继续印到中午停止，包装好派人挑到古城来找部队。”并周到地交代，挑的担子要装轻些，一是减少挑的人辛苦，二是走得快些。听完毛泽东同志这种亲切的嘱咐，我便急忙要奔返印刷所。但我脚步正要迈出大门，突听得后面传来这样的声音：“唉!忘了，你回去还要代我向工人同志们道声辛苦。”我回头一看，见毛泽东同志倚靠在门边，身体显得十分疲乏，他还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呵欠。我回到印刷所，将我见到的情景和毛泽东同志慰问的话对工人同志们说了，大家都深受感动。

　　由于印刷是一种文化性的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对新文化新思潮的接触机会较多，受到的影响也就较深。在根据地开辟的初期，受到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关怀和革命精神的伟大感召，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大部分人都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其中先后参加地下党的有十来人，占当时印刷业工人总数约三分之一(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先后牺牲的有四人)。有的虽未参加党组织，但对革命都寄予同情和拥护。在长汀党处于地下活动时期，地方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大部分从事文化教育界职业，并利用这一职业和印刷有较多往来关系作掩护，经常在毛铭新印刷所进行联络和各种碰头聚会等活动，工人同志们对此均保守秘密并给予各种不同形式的掩护和支持，使党的革命活动得以顺利开展。有一段时期，长汀城是由几股地主武装组织起来的团匪统治，内部互有矛盾，势力也不强，龟缩于城内及近郊。我人民武装则在汀南一带以及其他农村进行游击活动，时常向县城进逼，相机打击和消灭敌人，扩大和巩固农村根据地，与敌人成一种反复争夺的拉锯战局面。印刷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地翻印传单和小张标语，还有主力部队驻城时密藏下来的红军布告、宣言等，由地下党去组织力量，选择时机，在城郊一带张贴或散发。以张大地方游击队声势，使敌人迷惑，莫辨主力红军或地方游击队何时到来，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具体有这样一件事：头天晚上，地下党在城里和近郊，张贴了红四军布告，散发了宣言、传单，当天又运用已掌握的邮电通讯部门，配合开展宣传攻势，使驻城的团匪马鸿兴所部和其他地主武装，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吓得心惊肉跳，急忙抓伕，准备逃跑。当晚四郊地下党组织，有计划地在附近山头点燃了几群爆竹(长汀叫二响炮和地雷子)，马鸿兴等匪部就惶恐地夹着尾巴，漏夜狼狈地向宁化方向逃窜。第二天凌晨，我游击队乘势尾击和消灭了部分落后的零散团匪，不费多大力量占领了长汀城。事后，同志们都称颂这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精神炮弹”的威力。

　　一九三一年，红军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获得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闽西和赣南连成一片，成为中央根据地。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形势一片大好，决定在十一月七日于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和扩大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筹备工作，派人来长汀联系，要求长汀印刷业工人同志支援大会的宣传印刷工作，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旋即由毛铭新印刷所抽出一部分印刷设备，由我和范为民等几位工人同志，前往瑞金叶坪为大会服务。在会议期间，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印刷的有大会日刊和各种文件，并且要争取时间，力求及时向外报道并发到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同志们手里。由于当时设备条件的限制，工人同志们的劳动强度较大，工作时间较长，但大家都懂得这一工作的意义，热情很高，日以继夜，不怕疲劳，按时完成任务。在此期间，朱德同志住在附近，时常抽空来参观，和同志们互相交谈，加以慰问和鼓励，了解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询问有何困难和要求。当了解到工人同志工作时间较长的情况后，就经常派警卫人员帮忙干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使工人同志能多得到一些休息。同时，在大会筹备处工作的康克清同志，每日都检点好鱼肉蔬菜等副食品，亲自挑着送来，并还到厨房察看一遍，如看到水缸不满，木柴未劈，就动手帮忙挑水劈柴。老—辈革命家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给工人同志们以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整个会议期间，大家自始至终以旺盛的热情，投入紧张的工作，及时完成大会所交给的任务。直到大会闭幕，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印刷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的第一号布告之后，我们才怀着既愉快而又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红色首都。

　　苏区中央临时政府成立，根据地连成一片，与此形势相适应的各政治、经济机构和各项建设，也逐步开展。为了发展苏区经济和加强苏区金融财政管理，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由毛泽民同志担任行长。银行要发行人民自己的钞票，需要筹办专印钞票的印刷所和设计绘制钞票图样。毛泽民同志为此到长汀来找我商量，要求协助解决有关这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对设计绘制钞票图样的事情，介绍了当时在地方工作的黄亚光同志，后来亚光同志就一直在瑞金的国家银行工作。对印制钞票所需用的某些材料如彩色油墨、钞票纸等，则利用毛铭新印刷所原有的商业渠道，秘密采购，协助解决部分困难。不久，印刷所办成了，国家银行的钞票正式发行流动了，成为发展苏区经济，活跃金融的一个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筹办的二个印刷厂也先后办成了。从此以后，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和长汀就有了四个印刷厂(所)。当时这四个印刷厂(所)的主要分工任务是：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专门印刷钞票、公债票、邮票，合作社股票等有价证券；中央政府印刷厂，主要印刷《红色中华》报和中央的刊物，文件等，中央军委印刷厂，主要印刷《红星报》和军事读物、文件等，毛铭新印刷所，主要印刷共青团中央编辑出版的《青年实话》周刊和地方党政机关的文件等。《青年实话》周刊是以苏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为主要对象的读物。前后担任过主编的有陆定一，魏挺群同志，经常撰稿人有宋任穷、陈丕显，何凯丰，王盛荣等同志。周刊的式样大小相当于报纸的32开，每期约32页，印数在三万册左右。封面均用彩色套印，间有插图。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有教育意义，为当时苏区青少年所喜爱的读物。这四个印刷厂、所虽然任务范围有分工，但在技术业务和材料方面，经常交流经验，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在当时受到敌人物资封锁的情况下，印刷材料中的油墨遇到很大困难，于是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互相配合，利用墨烟掺合植物油的办法分别进行试制，取得成功后，交流推广。毛铭新印刷所的地址在长汀，团中央则在瑞金，对《青年实话》周刊的编辑与印刷之间的联系不够密切，后来应团中央的要求，于一九三三年搬到古城的井头村，不久又搬到瑞金的下坝子，编辑与印刷之间的联系就密切了。以后为了各个印刷厂、所之间的更好配合协作，要求团中央派人来领导管理，并改名为《青年实话》印刷所，团中央接受了这一要求，并对全体工人同志们的热情和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在《红色中华》登报感谢和表扬。长征前这四个印刷厂、所进行了合并精简，不久便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

　　（原载：1979年12月 中共龙岩地委“纪念两个五十周年”领导小组/福建人民出版社 《闽西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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