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之花在荆棘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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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之花在荆棘中绽放

——我的挫折与拼搏历程

张黎平

我的祖籍位于山西省柳林县庄上镇（原杨家峪乡）长峪村，来自勤忠都一甲张氏家族。家族议定编纂宗谱，鉴于种种因素，大家一致推选我担任主编。尽管自爷爷那一代起，我家便从村内迁至柳林城定居，而我除了幼时每年随奶奶回村短暂居住几日外，再未在祖籍长期生活过。但我深知，我的血脉源于长峪，根在长峪，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份重任。

为了启迪和激励后人，宗谱特别设置了《人物典范》一章，详细记载每一辈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人物事迹。这些文章完成后，我以美篇的形式发布，受到了广泛关注。同时，不少族人和微友来电或留言，希望了解我的故事。

思忖之下，实感两难。身为宗谱主编，若详述自身经历，恐有自矜之嫌，恰似‘满瓶不动半瓶摇’，心有顾虑”。但若不写，既有负于族人和微友，也难以让后辈汲取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我在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属于那种善于创造奇迹却也容易招来嫉妒的人。受中国传统 “出头椽子先烂” 观念的影响，遭受各种打压也并非罕见之事。而对于性格倔强的我来说，这些打压往往又成为创造新奇迹的动力。可以说，我的一生，就是在这样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奋力拼搏走来的。虽然所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无学历、无背景且性格倔强的人而言，内心还是比较满足的。基于此，考虑到我的经历或许能对后辈起到一些启迪作用，于是便鼓起勇气拿起笔来。

奶奶：为我播撒下倔强种子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回顾我的一生，最大的性格特点便是过于 “倔强”。只要认定的事，无论面临多少艰难险阻，我都会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然而，正所谓 “成也萧何败萧何”，我的成功与挫折，皆源于这种性格。而这一性格的形成，与奶奶对我从小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我是奶奶的长孙，从 8 岁到 18 岁插队前，晚上一直与奶奶同住，因此，奶奶对我的偏爱以及对我性格的塑造，也就不言而喻。

奶奶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极为倔强、意志力无比坚定的人。这从奶奶的经历中便可略见一斑：爷爷去世时，奶奶年仅 38 岁。当时爸爸只有 17 岁，叔叔仅有 13 岁，家里穷得连爷爷的葬礼都无力操办。还是爸爸向自己当学徒的柳林同生泰大药房掌柜求情，提前支取了学徒期满后大药房按惯例给学徒的结婚钱，才得以安葬爷爷。奶奶在旧社会染上了抽大烟的嗜好（在当时，这如同现在抽烟一样较为普遍），爷爷去世后，奶奶一次抽了三天的量，在炕上躺了三天，起来后便戒掉了一般人难以戒掉的大烟。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啊！

后来，奶奶参与了柳林镇委会组建的缝纫社，开始学习裁缝手艺，撑起了整个家。不仅顺利为父亲完婚，还培养叔叔在 50 年代末从兰州铁路学院大专毕业。再后来，年过花甲的奶奶，凭借省吃俭用和辛勤劳动积攒的钱，于 1974 年带领全家在柳林县城修建了 5 孔砖窑，成为当时柳林县城仅有的两家建房者之一。这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

在这样一位具有非凡意志力的倔强老人身边，我所接受的教育自然与众不同。

奶奶虽然对我格外疼爱，但从不溺爱。奶奶在缝纫社每天起早贪黑地上班，收入还算不错，但从不随意给我零花钱，而是让我通过给她担水、担碳、劈柴、打扫卫生等劳动来赚取报酬。这既满足了我的零花需求，也让我从小就懂得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更让我钦佩且终身受益的是，奶奶虽然识字不多，却有着一般妇女少有的前瞻性眼光。1972 年我考上高中时，正逢新建县后全县工业系统大规模招工，由于家里只有父亲一人上班，生活拮据，父母希望我放弃学业去当工人，我坚决不肯。奶奶得知后，主动提出承担我的上学费用，我才得以继续上学。难以想象，如果当时我没有上高中，人生将会走向何方？至于奶奶对我走正道、有骨气（志气）的教导与要求，更是无需多言。正是奶奶的这些言传身教，让我从小就明白，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这对我日后的人生拼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慈祥而坚毅的奶奶

环境：催生出积极向上品行

一个人的童年宛如一张白纸，涂抹什么颜色便会呈现出什么色彩。我们这代人成长在激情澎湃的毛泽东时代，因此，除了家庭教育，学校及社会教育也充满了理想与志向。如今回想起来，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当属几本（套）书籍。首先是最早在小人书上看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我通读了原著；其次是当时广泛倡导学习的《雷锋日记》，我不仅全篇通读，还做了大量学习笔记，撰写了多篇学习心得；上高小后，恰逢文革开始，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及老三篇、即《毛主席哲学著作》等的热潮，我自然积极参与；初中以后，又迷上了鲁迅的文章，最终通读了鲁迅全集，以至于至今仍有人说我的文章和性格带有鲁迅的风格。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书籍也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小奶奶潜移默化的教育，加之这些社会读物及学校教育的熏陶，对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在十一年的求学生涯中，我一直是班里和学校的佼佼者，担任着班干部。尤其是初中阶段，达到了我学生时代的巅峰。

我的初中和高中都在当时的柳中（即后来的柳林一中）就读。初中阶段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我们上初中时，学校根据毛主席 “备战备荒为人民” 和 “全民皆兵” 的指示，按照部队建制进行编排。全校为一个民兵营，每个年级为一个连，原来的一个班为一个排。我被选为二连（初二年级）的连长，即全年级的年级长。在担任连长期间，我除协助教师组织管理好各排的日常学习、纪律、劳动等外，还曾组织全连 160 余名学生往返 60 余里去韩家峪村进行了一次徒步野营拉练，在当时的柳中及柳林引起了很大反响。二是 1970 年，年仅 14 岁的我，被推荐为出席离石县和晋中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晋中地区所在地榆次开会时，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后来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为我颁奖。拍集体照时，因为我是参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所以被安排由陈永贵抱着，站在最中间合影。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种巨大激励。学生时代的这些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

忠诚：助推我迈向事业通途

1974 年 2 月，我高中毕业后，由学校组织集体插队，被分配到庄上公社曹家山大队，由此踏入社会。由于我擅长写作和绘画，劳动表现也较为出色，1974 年底，庄上公社准备成立放映队时，公社党委书记曹志昌找我谈话，让我负责组建放映队。年仅 18 岁的我开始闯荡社会，每天带着另一名放映员，走遍陈家湾、龙门垣、庄上、金家庄、留誉、圪坮等 6 个公社的山山梁梁、沟沟岔岔，也开始学习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这为我积累社会经验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在放映队时，大部分时间在村里放电影，偶尔也会回公社。当时公社的办公条件有限，我被安排与公社副书记李有吉同住一个办公室。李有吉原本是离石县的商业局长，文革期间因派性问题，被降级使用，由正科级降为副科级，还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心情十分郁闷。当时我只有十几岁，不了解派别之争，只是按照大人从小教导的 “要尊重长辈”“要勤快”“要识眼色”，每次回到公社，都对李书记关怀备至、尊重有加。早上起来为他打好洗脸水，挤好牙膏，看到有换下来的衣服就主动帮忙清洗…… 这种在患难时刻给予的尊重，让李书记十分感动。因此，1975 年底李有吉被调回县商业局当局长后，1976 年初全县商业系统仅有的两个招工指标，他便安排了一个到庄上公社（另一个指标被县里一位领导的女儿占用），并明确指定让我回城。就这样，1976 年 6 月，我回城被分配到县药材公司。所以，李有吉局长是我人生路上遇到的第一个 “贵人”。

到药材公司工作后，我先是担任收购员，不到半年就调任中药批发部担任批发员。当时药材由国家统一经营，全县包括农村卫生所在内的县、公社、村三级医疗机构 300 多个单位的中草药，都经中药批发部供应。因此，批发员权力较大，也算是热门岗位，但工作量也很重，不仅要给用户开票，更要负责取货。此时，从小养成的不甘落后、不畏艰难的倔强性格成就了我。我不仅热情周到地为顾客服务，而且在师傅因车祸长期请假住院的情况下，不仅白天独立承担起繁重的批发任务，还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经过半年多的连续加班，将原本杂乱无章的中药材库房整理得井井有条，各类药材按类堆放，整齐有序，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当时的地区商业局局长视察后，称赞说 “这是我看过的全区最漂亮、最整齐的中草药库房”。为此，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我便被评为出席全县商业系统和财贸系统的 “先进工作者”，1978 年底又被评为全县财贸系统 “十大标兵”，照片在县委大楼前的橱窗内及县照相馆大街上的橱窗内长年展览。

1979 年，药材公司零售部需新选拔一名主任，经过公司全体职工投票推荐和公司支部考察，决定让参加工作不到 3 年的我担任零售部主任。1979 年 4 月，我正式挑起了零售部主任的重担。

零售部是药材公司创造利润的关键部门，也是人员最多的部门，下属三个门市部，人员占到全公司的一半还多。但在我接手前，却连续三年亏损。而当时我只有 23 岁，在全零售部年龄最小，工龄最短。尽管经过近三年的考验，大多数人对我的能力都充分认可，但还是有人想看我的笑话。而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是从小就铭刻在我心底的座右铭。通过认真思考，周密谋划，我陆续推出自制广告牌加大宣传力度，减少库存积压；以销售定进货量，加快资金周转；向外拓展（主要是陕北）加强余缺调剂，降低商品奇缺率；以销售定奖惩，调动员工积极性等一系列措施，到当年 10 月底就停止亏损，到年底即扭亏为盈。第二年，全区医药系统考核零售企业的四项指标（1979 年药材系统实现条管），柳林药材公司零售部在其中三项中排名第一，一项排名第三；第三年，即 1981 年，更是取得了四项第一的优异成绩。同时，药材零售部在全区和全县技术比武等活动中也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为此，1982 年 3 月，我代表柳林药材公司零售部参加了全省 “双先”（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并在大会上交流了经验。1982 年 5 月 ，《中国医药报》头版报道了柳林县药材零售部的管理经验。由此，我达到了柳林药材公司有史以来的荣誉巅峰。

全省“双先”会议交流材料

《中国医药报》头版报导

嫉妒：让我遭逢噩运的暗夜

中华词典中 “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泰极而否” 等词语，绝对是古人智慧的高度结晶。正当我在事业上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命运的齿轮却悄然逆转，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骤然降临，将我卷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之中。

而这一切，根源全因嫉妒。

这段过程太复杂，有许多细节，写起来太冗长，为节省篇幅，这里仅简单讲述事情的前后经过：1982 年 5 月初我被地区公司考察，确定为下一届班子的后备干部 ——1982 年 6 月中旬全省药材系统物价检查，在零售部发现假阿胶、假砂仁 —— 在与我竞争后备干部而落选的办公室主任操纵下，将公司购进的假药推到零售部头上 —— 省药材公司未作调查核实即发出点名通报，要求严肃查处 —— 知情后，我向省公司写信说明情况 —— 信件转回柳林公司后，公司领导开始对我打击报复，导致我和公司经理发生冲突 —— 我被 “批斗” 24 天，最后宣布停职检查 —— 我开始走上访之路 —— 案件得以查处，有关人员被撤职，受到党政纪处分 —— 我却由此成为孤家寡人，受到孤立，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这种痛苦，主要源于三方面：

一是与过去关系尚可的公司领导成为 “世仇”。原来公司的三个经理，相互之间矛盾很大，但其中两个与我关系较好。而由于查案后被撤职，自然都视我为 “敌人”。

二是我将公司不少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案发前，公司 95% 以上的人与我关系都很好，这从每年评先进、推荐我担任零售部主任和推荐我为后备干部就可见一斑。但案件查处后，令我没想到的是，公司有关环节上有多人涉及收受药贩的礼品礼金等。当时他们很是担惊受怕，虽然最后并未受到处分，但礼品礼金全部退还，脸上自然无光。而这些人以及同在公司上班的妻子、儿女、亲戚等，占到公司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大家对我的态度可想而知。

第三最令人痛心的是社会舆论的负面评价。按理说，不管我告状的原因是什么，客观上，当 28 种假药充斥柳林市场时，可能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正常医治甚至严重威胁到身体健康。例如前述假阿胶，化验结论为：对人体胃黏膜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加速胃黏膜的剥落和退化，严重时可引发胃穿孔。但案件查处后，不少人特别是官场上的不少领导干部，却把我视为 “另类”，对我开始另眼相看并做出种种不正确的负面评价，社会上一些人也开始对我谴责讽刺，后期更是影响到对我的正常任用。对此，我感到异常迷茫，更感到异常痛苦。

但此次磨难，也使自己对人性、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同时对自己在处理问题过程中的某些冲动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为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再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转行：勇赴未知挑战新征程

案件查处尚在进行之时，地、县两级公司的领导班子便全部更换。彼时的我，已被领导们视作 “异类”，基本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工作也被调整至非关键部门。对于满怀强烈事业心的我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打击。极度的迷茫与痛苦，使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为摆脱这一困境，1985 年 9 月，我冲破重重阻扰，脱产进入山西省党校在县党校举办的中专班学习。1987 年 7 月毕业后，我怀着压抑的心情回到公司上班。此时，我得知地区交通局需要一名具备写作能力的人员，于是通过应试获得录用。

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心血与情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一项视为生命的事业，最终却不得不无奈地离开时，那种痛苦远比失恋之痛强烈十倍。1988 年 1 月，我将在药材公司工作期间积累的二尺多厚的手写资料付之一炬（原本准备出版一部填补中药材领域空白的书籍），痛哭一场后，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正式前往地区交通局报到，走上交通局办公室文秘干事的岗位，就此开启了自己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当时的交通局长陈子平，是一位极具事业心的领导干部，能力出众且勇于作为。尽管我从企业调入陌生的行政单位，但因与陈局长在事业心这一点上志同道合，所以很快便得到赏识与认可。尤其是我经过钻研，将不同角度的历史数据整理成各类表格，解决了多年来急需材料时准确数字难以获取的难题，受到陈局长的高度赞扬。于是，1989 年 3 月，在担任干事 14 个月后，我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1992 年 8 月，又被提拔为正科级，担任局纪检组副组长兼监察室主任，同时分管系统审计工作。这样的提拔速度与重用程度，在交通局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在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决定》后（此前将腐败问题称为 “不正之风”），各级举报数量急剧攀升。纪检系统人手短缺，便从各纪检组、监察室抽调人员。我被抽调到文水选举案查处组。由于组内其他成员均来自纪委内部，唯有我是从纪检组抽调的，因此，带队的委员会领导便指定由我负责撰写《调查报告》。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项苦差事，但作为临时抽调人员，我只能服从领导安排。未曾想，这却为我带来了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也让我步入了一个新的平台。

1993 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时任地委书记姚新章和专员冯其福要听取案件查处情况汇报，由于汇报材料由我撰写，带队的委员会领导便让我一同参与汇报，并强调若领导询问细节，我比他更清楚，由我负责回答。在汇报会上，我对领导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简洁明了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姚新章书记询问我的情况，在场的市纪委书记田义才还不认识我，纪委常务副书记冯培德向姚新章做了介绍。第二年，即 1994 年农历正月十六，冯培德副书记打电话叫我谈话，打算抽调我到地区反腐败办公室工作（后来得知是姚新章书记提议）。

反腐败办是地区反腐败领导组的下设办公室，领导组长由地委书记担任，办公室设在市纪委，属于临时机构，主任由纪委书记兼任。如此一来，我的人事关系虽仍在交通局，但日常工作却在反腐败办，负责反腐办综合组的工作。

实际上，反腐败办的所有工作都由综合组承担，办公室再未有其他机构。具体职责除完成好省反腐败办和市委领导安排的工作外，还负责廉洁自律督察组、宣传报道组、大要案件协调组（包括公检法涉及的职务犯罪案件等）以及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办、减轻农民负担办、制止奢侈浪费办、企业廉洁自律办、财源治腐办等 “三组五办” 工作的协调、综合、督促等。形象地说，这里是全区反腐败工作的总调度室。这使我有机会与市委领导及各重要部门的领导接触，还常常参加涉及反腐败工作的市委常委会以及更核心、更机密的小型会议等。通过这些接触，我获得了绝佳的机会，得以汲取和领悟高层领导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和工作智慧，自身在短期内各方面都得到极大提升。又因我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深得领导的高度认可，1997 年 8 月，我被明确为地区反腐败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在仕途上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在反腐败办工作期间，我一直负责各类清理工作，包括清理违规购买使用小汽车、违规安装住宅电话、违规出国境旅游、违规配备和使用手机、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等。1999 年 10 月市级领导 “三讲” 期间，我又被任命为地区清房办专职副主任；2000 年 3 月，被任命为市纪委监督室主任；2004 年 4 月吕梁撤地建市后，在市第一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市纪委常委；2006 年 6 月，因在全省清房期间工作成绩尤为突出，经省纪委出函推荐，我被提拔为正县级监察员兼市纪委常委。期间的工作细节不再一一详述，下面仅简要列举几件获得的特殊荣誉。



一是 2000 年查处了当时全省最大的经济案，涉案金额 386 万元；二是 2002 年设计并主抓的会审、联签、民评 “三项制度”，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该项制度至今仍在不少地方和单位施行；三是在全省清房工作中，吕梁荣获唯一的 “特等奖”；四是设计并主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135 工程”，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后，受到时任政治局常委周 ×× 的批示，省委书记张宝顺为此专程到吕梁对 “135 工程” 进行考察、调研；五是推出的 “农民民主活动周活动” 制度经报道后，受到时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何勇的批示，省纪委在全省予以推广。如此高规格的工作荣誉，在吕梁纪委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前无人获得过哪怕其中一项。为此，市纪委的同事们打趣说我的工作 “一做就是精品，一抓就是经验”。

工作期间获得的荣誉证书（部分）

而更让自己为吕梁市纪委增光添彩的，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从 1993 年起，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专注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理论政策研究，并开始在相关报刊上发表文章。此后，研究领域逐渐从政策、制度拓展到机制、体制以及社会学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独特的系统研究成果。为此，我多次在全国、全省组织的课题和论文评选中获奖。在临县老乡李努生担任省纪委研究室主任后，对我极为赏识，开始推荐我在更高平台上崭露头角，使我有机会向更高层次的研究者学习经验，也有机会在更大场合展示自我。多年来，我曾三次代表山西省参加全国反腐倡廉理论研讨会，并三次均被推荐为与中央领导座谈的代表（每次在参加会议的 300 多人中挑选 10 名参加座谈），先后与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何勇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特别是 2001 年 7 月，我在北戴河参加尉健行书记组织的座谈会时，尉健行书记在我发言中途唯一一次插话 13 分钟，对我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回省后，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金银焕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了解我发言的内容以及尉健行插话的情况，对我给予了极大鼓励。同时，我还四次参与或牵头中纪委和中国监察学会等布置给山西省的课题，两次获奖；参与过四部党内法规的前期调研及论证等。2003 年，我被评为山西省仅有的两名 “反腐倡廉理论政策研究专家” 之一，并被省纪委推荐为中纪委、监察部专家库成员。此外，在党建研究方面我也颇有建树，多次获得国家及省级奖励。由于我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专长，多年来受邀在市内外举办过 200 余场专题讲座。其中，在省纪委培训中心举办的讲座，授课对象是全省的县区委书记、县区长。作为一名基础学历仅为高中毕业的非专业研究者，能取得如此众多的成绩，我深感实现了人生价值，也为能有机会为吕梁市纪委争光而自豪！

专家证书

取得上述成绩和进步，我固然付出了常人难以坚持的心血，但更要感谢生命中遇到的诸多 “贵人”。除前文提及的陈子平，还有姚新章、田义才、冯培德、邸建基、孙连珠、李永林，以及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长王俊忠和张小雅常委及李努生主任等，当然还有更多在我事业和人生路途上给予我巨大支持和帮助的“贵人”，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没有这些 “贵人” 的指点与支持，我不可能在充满嫉妒和诽谤的环境中稳步发展、持续前行。因此，对这些 “贵人”，我将永远铭记于心，感恩终身。

同时，我还要感谢哪些在我事业之路上给我设置重重障碍以及对我进行围剿、堵截、设置种种陷阱和编造种种谣言的人，没有他们的这些反向刺激，就没有我在正向上的更快的加速。因此，一定程度上讲，正是这些嫉妒的种子，才让我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腐败：将我推入绝望的泥沼

如果说，人生中的第一次厄运，与自身还有些许关联，那么，第二次厄运对我而言，则完全是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

2011 年，各级党委政府班子开始换届。按照规定，我已连续担任两届市纪委常委，无法再在原岗位任职，下一步要么就地提拔为市纪委副书记，要么调入其他单位任职。当时，我在市纪委五位常委中是唯一的正县级，排名第一。工作成绩和理论能力有目共睹，不容置疑。而且我在市纪委已工作 18 年，对这份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感情深厚，自然不愿轻易离开。另一方面，尽管在此期间纪委内外各种势力活动频繁，有人还故意给我使绊子、找麻烦，但在省委组织部突击组织的全市领导干部测评中，我仍排名第一。为此，市委第一次向省里上报时，将我列为副书记人选之一。当时的纪委某领导还就下一步副书记的排位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对我表现出来的高姿态颇为满意和感激。因此，我认为提拔市纪委副书记是十拿九稳的事。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时任市委主要领导为谋求晋升副省级岗位，迫于上级压力和私欲满足，为解决某些关系，公然违反上级 “超过 55 周岁不提名” 的明确规定，决定 “市纪委新班子成员年龄限制在 50 周岁以内”（当时我还未满 54 周岁），并重新向省里上报了推荐名单。这无异于专门为我一人制定了一条政策。

尽管我对这种违规的腐败行为极为愤慨，但作为毫无政治背景的草根阶层，在腐败现象已经严重侵蚀组织的大环境下，只能默默忍受。

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腐败并未因我的隐忍而放过对我的迫害。

由于吕梁换届过程中存在一系列腐败行为，换届结束后，网上开始曝光吕梁换届期间的各种丑闻，主要矛头指向市委书记、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其中部分曝光内容还提及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作为换届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我自然被列为参与曝光的主要嫌疑人。于是，市纪委及其公安部门开始对我及其家人、兄弟姐妹、近亲好友进行秘密调查，多家的网络传输情况被秘密侦查，银行账户被秘密检查监控，我也遭到长时间的秘密跟踪。面对这些情况，我虽心中气愤，但自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并未在意，同时也觉得这些人的无耻行为十分可笑。

谁知，网上曝光愈演愈烈，而针对我的调查力度也不断加大。与我下岗的弟弟一起搞项目的一人突然被 “双规”，项目涉及的相关部门领导一个个被约谈，矛头直指我，主要询问我是否在其中打过招呼、说过情。听到这些消息，我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了。作为一名老纪检干部，我深知若调查结果不能令某些人满意，下一步被 “双规” 的可能就是我弟弟。在腐败盛行的不良风气下，极有可能制造出新的冤假错案。为此，我开始联系负责案件的有关负责人，要求面谈，但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此时，我了解到他们准备对我实行在外市异地 “双规”。我明白一旦到了这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写了一封信，对网上曝光事件进行了全面分析，并立下 “毒誓”：“若我参与或知晓网上曝光之事，愿以全家性命为赌注，出门即遭横祸，粉身碎骨。” 将信件发至这位负责人邮箱后，又用手机发信息，恳请其冷静对待。这位负责人看了信件后，对我的怀疑才有所减轻，同意与我面谈。最终，经过面谈，双方消除了误会。后来，公安部门重新侦查，找到了真正的曝光者，证明此事与我毫无关系，我才得以彻底洗清嫌疑。

说实话，作为一名在纪检监察事业上成果丰硕、被称为反腐败专家的人，从被排除在副书记人选之外，到遭受跟踪、调查，心中的滋味难以言表。这也是腐败环境下，现实对我及同类无背景者的一种绝妙讽刺。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毕生以打猎为生的猎人，从未被虎豹豺狼所伤，却被疯狗咬的遍体鳞伤，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在极度绝望之时，我甚至想过杀人或自杀，试图以自己微薄的生命，对社会腐败现象发出警醒！

在我与纪委领导误会消除，但幕后黑手尚未查明期间，市委开始研究安排换届下来的干部。尽管对我的怀疑暂时缓解，但在最终 “作案者” 还未完全澄清的情况下，我的“嫌疑人” 的身份仍未彻底消除。因此，市委在安排换届干部时，出现了所有换下来的副县级干部都挑选完岗位后，才轮到我这个正县级干部挑选剩余岗位（当然，其中 “金钱” 因素也不可忽视）。最后，我被安排到相对冷清的市物价局担任党组书记、局长。

但我始终认为，只有无所作为的人，没有无所作为的岗位。在市物价局期间，我大胆改革、积极创新，很快使物价局的面貌和风气焕然一新。不仅获得市级文明单位、市党建工作先进单位、市扶贫攻坚先进单位、责任制考核先进单位等荣誉，2014 年，还被评为全省唯一受到国家人社部、发改委表彰的 “全国价格工作先进集体”。市委书记为此亲自向全市作出批示，《吕梁日报》头版头条进行了专题报道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尽管这样的荣誉对我来说已经并不稀罕，但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问题。

“全国价格工作先进集体”获奖证书

《吕梁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吕梁日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

退休：续写生命的傲霜之花

2015 年 7 月，在又一次换届的前夕，因年龄原因，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彼时，物价局也与发改委合并。到了 2016 年，我正式到龄退休。对于许多人而言，退休或许意味着事业的落幕，但我生性不甘寂寞，自此开启了尽情做自己喜爱之事的新旅程，也收获了意外之喜。

在现代诗歌创作领域，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职时，尽管时常笔耕不辍，但除了理论研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公文写作中，从未涉足诗歌创作。2015 年，高中同学筹备聚会演出，大家提议让我创作一首朗诵诗歌，我尝试着写了《一朝同学一世情》，没想到效果颇佳。2018 年，爱人曾插队的知青点准备聚会，身为播音员出身的爱人打算在聚会上朗诵一首诗歌，于是我创作了描绘和赞颂知青生活的《无悔今生》。2019 年，正值建国70 周年之年，吕梁老年大学筹备节目演出，通过爱人转达，希望我能创作一首朗诵诗歌。起初，我尝试多次，却始终找不到灵感。同年 5 月，我随团前往欧洲旅游，途经一个个弹丸小国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华的历史浮现在脑海，刹那间灵感迸发。在旅游大巴上，我便用手机开始创作，最终完成了气势恢宏、格局宏大的《我爱你 我的祖国》。这首诗经 “致远诵读诗社” 录制发布后，当天的配音诵读量就超过 400 人，诗社后台统计显示，一天的收听量突破 10 万。诗社负责人兴奋地致电我，称这是诗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佳绩。随后，我将这首诗投稿至《山西日报》并得以刊登，国内多家报刊杂志和平台纷纷联系我，希望转载刊登。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此后我陆续创作了多首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毛主席的诗歌，均被多家平台选用。

2021 年春，有朋友向我推荐，中华作家联盟文学院发布公告，计划选聘兼职院士，并动员我报名。该学院由因诗歌《回延安》而声名远扬的著名诗人、曾任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先生担任总顾问。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水平与这一职位尚有不小差距，起初想都不敢想。但经不住朋友的再三劝说，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在全国 8000 多名报名者中，我有幸成为 1800 名预选者之一。经过资料审核和论文答辩等环节，我最终被评聘为 18 名 “终身院士” 之一。虽然与袁隆平、钟南山等两院院士相比，这一头衔的分量就如同清华、北大的本科生与最末流大学本科生一样的差距，但这无疑也是对能力水平的一定认可。同时，我还被吸纳为浩然文学社会员、国际诗歌协会会员等。2021 年 8 月，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中华作家网、中华长江文学奖组委会、中华作家联盟、北京金诗艺术团在南京举办的 2021 年第三届中华长江文学奖颁奖典礼，成为在主席台就座的六位嘉宾之一。此外，我还被国际诗歌协会、中国作家网、孔孟文豪网、中华作家联盟联合授予 “中华文化传承人” 荣誉称号。

中华文化传承人证书

院士初审预选通知书

院士授聘留念

与颁发聘书领导留影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也迈上了新的台阶。昆仑策研究院（北京）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大平台，也是国家智库之一。我与昆仑策研究院的初次接触，源于 2017 年我的一篇文章被曾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葛元仁教授发现，并推荐给了昆仑策研究院，随后得以刊登。此后，我陆续撰写了一些观点独特的文章，均被该研究院采用。我所发表的文章主要涵盖三方面：一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反腐倡廉思想研究；二是知青问题研究；三是对社会问题的深度剖析。这些文章一经发布，便受到广泛关注，每期阅读量很少有低于三万以下的，其中最高的一篇，一天内阅读量突破 10 万 +。鉴于此，2024 年 1 月，昆仑策研究院主动向我发出邀请，聘任我为该院特约研究员，并邀我加入研究院的微信工作群。这为我向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学习请教、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绝佳契机。这些专家学者包括宋方敏少将（常务副院长）、王立华大校（秘书长）、陈先义大校（《解放军报》文艺部副主任）、王宏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孔庆东（北大著名教授）、葛元仁（著名红色学者，教授）以及司马南等专家学者老师。

昆仑策研究院聘书

由于在昆仑策研究院发表文章的影响，我受到了各方关注，并常受邀参加各类学术论坛。例如，2021 年 6 月，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及中国党建研究会的邀请，我在北京参加了 “第三届习近平党建重要论述研究论坛”；2023 年 6 月，受中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之邀，我奔赴上海参加了《缅怀与回顾 —— 纪念毛主席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论坛；2023 年 12 月，应全国知青文化研究会邀请，我在古城西安参加了 “全国知青文化研讨会”，并被安排进行首席发言；2024 年 5 月，受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邀请，我与北大著名教授孔庆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胡澄、著名作家王宏甲、刘继明等一道，在汾阳贾家庄参加了农村集体经济论坛等。与这些专家学者的交流互动以及参与各类论坛，极大地提升了我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学术视野，进一步丰富了我的学术成果。

北京论坛留影

上海会议留影

西安会议留影

贾家庄论坛留影

退休后，除在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外，我在其他方面也收获颇丰：一是每年都能出色完成省党建研究会布置的课题，且屡获佳绩，尤其是在 2022 年，再次荣获省党建研究会重点课题一等奖（全省共 7 篇）；二是圆满完成了 35 万余字的《柳林知青专辑》编辑及撰写工作，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县知青发放仪式；三是受聘担任了中国廉政研究会山西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吕梁市委宣传部宣讲师、吕梁市 “春风宣讲团” 宣讲师、吕梁市老干部宣讲团成员、吕梁市兼职督学、吕梁市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以及吕梁市读书协会首席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并多次为相关单位授课；四是尝试创作了初稿为 50 余万字的一部官场小说和10余万字的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均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此外，我还积极参与了多项社会活动，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全省党建研究重点课题一等奖证书

回首近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我深刻领悟到：只有不甘平庸，才能冲破黑暗，只有奋力拼搏，才能勇攀高峰。尽管每一次跨越都充满艰难险阻，但当你踏上一个新的台阶，眼前就会展现出一片未曾领略的新天地，心中就会涌起全新的深刻感悟，人生也因此铸就更为耀眼的辉煌。

然而，前行之路绝不可能平坦，处处会布满荆棘与暗坑，挫折与磨难总会如影随形。并且越是心怀壮志、不甘人后，遇到的困难也可能越多，遭受的打击也可能越沉重。但正像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的那样：“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砸向配料的锤，砸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真正的强者，正是在这荆棘的刺痛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在磨难的淬炼下让生命之花傲然绽放。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每一道伤痕，也将会成为我们生命勋章的印记，见证着我们在荆棘丛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出属于自己的璀璨花路。

谢谢你的费心阅读，希望增加互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