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梦欣赏之女人的活法（39）：蝴蝶

沁梦

目 录

1. 胡蝶：懂得珍惜也知道放弃，坚持追求更学会忘记

2. 明媚胡蝶：街灯照亮黑夜的塔

1. 胡蝶 懂得珍惜也知道放弃，坚持追求更学会忘记

王菲有一首很老的歌，大约人人都听过，其中有一句歌词传播很广：“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

似乎在人们的印象里，蝴蝶就是那样漂亮而纤弱，生命光华又短暂。它只要漂亮一辈子就好了，没有人会对它有更高的期望。

蝴蝶的一生有多长？最短不过数日，最长也不过几月。它能做什么事情？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就可以了，就足以成就一幅美丽的画，而没人要求它能成就壮丽。

然而看过纪录片《帝王蝶的迁徙》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蝴蝶，会像众多鸟类一样南迁北徙。身重不过六克的美洲帝王蝶要飞行四千公里，穿越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用三到四代的生命接替才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加拿大。

而在1989年4月23日的加拿大，一位老人与世长辞，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八十一年，这只蝴蝶阅尽人世之繁华，也尝过乱世的艰辛，完成了她人世沧海的飞跃，最终栖息在加拿大温哥华本拿比区的科士兰公墓里。

北望是皑皑雪山，被绿茵覆盖的整座山丘里，安息着数不清的人们。她将生前的璀璨和毁誉都留在了世外，独留于世的，不过是一块青铜地碑，泯然于众。上面刻着“潘宝娟之墓”，下方写着“胡蝶PO KUEN POON（威氏拼读法与客家人拼音法的混合体）”，简简单单地刻着生卒年、出生地，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沉淀。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埋葬的是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甚至当年她的很多邻居都不知道她的身份。宝娟，是她的乳名；潘，是她的夫姓。而她的另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是“胡蝶”。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载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两首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诗一见报，全国哗然。张学良被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而当红明星胡蝶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时，胡蝶正随着电影公司的外景组赶往北平。因为同时拍摄三部影片，生活节奏极其紧张，导演张石川带队，所有应酬都是集体行动，不允许私下离队。等她回到上海，才知道谣言已经传得这样厉害了。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责者相与跳舞耶！”她掷地有声地声明，公司同事澄清也无法力挽狂澜，事业正盛的胡蝶在名誉上仍然受到不小的冲击，而这传闻至今仍在流传。

舆论的力量有多可怕，看看阮玲玉临终前的“人言可畏”四个字便可知。胡蝶却没有被流言击垮，仍然专心做自己的电影事业。正如她后来所说：“我并不太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了。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几十年后，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中，对谣言的始作俑者马君武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替他解释说，因受日本通讯社造谣中伤，以引起国人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也是出于义愤而作。“谣言止于智者”，是她唯一要说的话。

而实际上，胡蝶一生中遭受过的造谣中伤，远不止此一件。时代不同，放在今日可以是炒作成“当红炸子鸡”的绯闻，放到那个时代是足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存意志的毒箭。

因拍《白云塔》，胡蝶和阮玲玉结下深厚的友谊，她在莫斯科听到阮玲玉去世的消息根本不能相信，几乎要昏倒过去。而她回到国内，谣言早就飞满天，说她听到阮玲玉去世的消息付之一笑。挚友之死已是痛彻心扉，更何况紧随其后的恶意揣测？

人们往往喜欢把胡蝶和阮玲玉放在一起比较，比演技，比做人。作为好友，大约胡蝶并不愿意被人拿来和阮玲玉比来比去，虽然她总是被人称赞的那一个。她无意去和人争高下、分伯仲。

临出国胡蝶去见阮玲玉，见她心事重重因感慨身世而伤心落泪，胡蝶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场对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

可这一段话没能挽救阮玲玉的生命。而胡蝶的人生几尽沧桑，遭遇的诋毁和痛苦并不比阮玲玉少半分，她却是靠着这样的信念走过来的。

莫泊桑在《人生》中写道：“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人生漫漫，没有跨不过的障碍，往往越不过去的只是自己。

因为有追求，所以它可以是灯塔，照亮你脚下的路不让你失去方向；因为懂得珍惜，所以不会错过；因为懂得放弃，所以能走最好的路；因为学得会忘记，才能挨过最难挨的岁月。

1908年，原名胡瑞华的胡蝶出生在上海，祖籍广东省鹤山县。她的姑母是唐绍仪弟弟的妻子，靠着姑父的提携，胡蝶的父亲在京奉铁路上当了总稽查。

胡蝶的父亲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很有幽默感。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母亲出生在大家庭，所受教育不多，却很懂得为人处世，胡蝶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受母亲影响。

勤恳本分，是母亲给予她人生最朴实的教导，也贯穿了她的一生。所以她在拍电影的时候，无论什么角色，主角还是配角，都会尽力去完成。无论做什么，都要求自己要做到十全，始终不敢忘记母亲“要认真做人”的教诲。

在电影学校，为了增加拍片技能，她和同学徐琴芳学骑马、学开汽车。当时没有驾校，更少有女孩子学开汽车。她就发奇想，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江湾郊外，请司机指点并付给他加倍车费，就这样她学会了开汽车。

她拍戏从来不迟到，每次都按时到达片场，化好妆换好戏装在摄影棚里等待就位。听导演说戏，她更是细心、虚心。著名导演郑正秋叫她“乖小囡”，而以脾气暴躁出名的大导演张石川，唯一没让他发过脾气的人就是胡蝶。

在拍摄中国最早的蜡盘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时，后期录音时，她每天都在录音室待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丝毫不抱怨；拍摄《自由之花》她饰演小凤仙，为了练好电影里的插曲，她每天天不亮就要早赶到片场练习；拍《啼笑因缘》，为了演好唱大鼓书的沈凤喜，她请了专门的老师教场大鼓书。为了配合各种角色，她样样都要学，没有替身，威亚都是亲自被吊上去。

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每天在拍片之余，专门请一位英国太太教授她一个小时的西方礼节，诸如刀叉使用，乃至下楼梯不能看脚的小细节都注意到。

这样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得她在圈中口碑极佳，也很有观众缘。

论长相，她不是最美的；论演技，也不是最出色的。然而那种不蔓不枝的雍容大方，左脸上甜美的酒窝，都成了当时美人的标志。

1933年《明星日报》组织读者观众投票选举最佳电影女演员，她以21334票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她却低调而谦虚，一再表示论演技阮玲玉更胜一筹。

这样和睦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性格大都不差，在遇到困厄之时，也不容易走进死胡同。

胡蝶随着父亲长年累月奔波在京奉线上，她为了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学习各种语言。她对语言天生敏感，后天又很有学习语言的意愿，所以模仿当地人说话惟妙惟肖。

她的先生潘有声是福州人，她为了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便跟着学福州话。到老的时候，在国外碰到福州人，谈起天来都会被以为是福州人。

语言上的天分和勤恳，让她顺利度过了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而胡蝶便是懂得进退，出世、入世的美人。

1924年，十六岁的胡蝶随父亲从广州回到上海。家里人口众多，虽不用她去负担家用，她却仍然有一种责任感。

在报纸上看到中华电影学校招生广告，胡蝶产生了报名尝试的念头。去考试的时候，她灵机一动给自己起了一个叫“胡蝶”的艺名。为了显得老成一些，她把自己打扮成少妇，梳横S头，戴了一朵大花在左襟，长坠耳环，穿长裙圆角短袄。她通过了表演考试，在一千多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被成功录取。

对于女儿的选择，父亲宠爱惯了，一概由她。母亲虽然反对，却对她的日常生活越发关注，教育她洁身自爱，认真做人，凡事退让不抢前。

胡蝶刚进入电影界，在《战功》中做配角，是只有几个短镜头卖糖果女郎的角色，她也尽力去演。

在片场完全服从导演指挥，回到家里熟读剧本、揣摩人物性格，常常在房间里自言自语，有时哭，有时笑。

虽然没有当一个红星的抱负，但生就要认真做事的性格，最终成就了她的演艺事业。

开始她在天一电影公司做演员，虽然对天一的创作路线并不完全赞同，但她明白，作为新人，她懂得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在艺术实践方面得到磨炼的机会，都比空谈所谓的理想来得实际得多。

在天一的两年，她拍摄了十五部影片，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她同剧团里的所有人都相处融洽，拜众人为师，大家也都愿意帮助她。

一个演员的成功，不仅靠自身的努力和修养，也要靠为人处世。这个道理在近一个世纪后的娱乐圈同样适用。但凡成就高的演员，无一例外都是圈子里人缘好、资源广的。

胡蝶不仅仅把拍戏作为谋生的工作，还对其有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她明白，一个演员的成功，还取决于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导演的艺术才能与眼光。

虽然一直是女主角，但天一的影片娱乐性多于艺术性，票房虽好，却没有价值，评论也不高。于是她借着公司调整的机会果断地离开了天一，这让很多人觉得可惜。但事实证明，她还是选择了最正确的路，她的眼光和魄力都成就了她日后艺术上的辉煌。

在拍摄《秋扇怨》的时候，胡蝶认识了演员林雪怀，两人相爱后订婚，终于又因性格不合分手。最后却是靠打官司才解除了婚约，遇人不淑使得她身心俱疲。

当时报刊诸多传闻，将两人的关系描写得相当不堪。但她没有在传闻和谣言前退缩，而是更加谨小慎微地做人，将心思全部放到电影艺术中。

作为当红的明星，她的追求者甚众。有了前车之鉴，她越发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对感情的问题格外谨慎。

她和后来的先生潘有声是在朋友私人茶舞会上认识的，那时候他在洋行工作。胡蝶很欣赏他的待人诚恳、讲信用、肯钻研。但从相识到结婚，经过了六年，这六年里他们从未单独出去过。

对一个明星来说，听起来未免有些迂腐。但这是她从从前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也有阮玲玉“人言可畏”阴影下的谨慎，更是对洁身自爱的认真。

胡蝶是个极其注重家庭的人。为了胡家有后，胡蝶的母亲坚持为父亲纳妾。一个温暖的家庭往往有温暖的关系，一个懂得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女子，往往有着常人不能及的智慧。而母亲更是把这种智慧传给了胡蝶。

庶母生下四子一女，兄弟姐妹间相处很是融洽。甚至庶母的母亲，胡蝶都亲切地称为“姥姥”，她跟着姥姥学京白，从影后的生活甚至都是这位姥姥在照料。

她成名以后，工资每月有两千元，一半公司扣留，实际发给一千。而她将养活全家的责任一肩担起，除了必要的添置，她所有的钱都给了家庭，并开了一间“胡蝶”公司请父亲经营。

因为父亲有病在身，公司配给她的汽车她几乎从来不用，都是让给父亲使用。

正是这种对家庭的责任和爱，让她面对戴笠软硬兼施的追求时，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家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蝶随潘有声和家人来香港避难。可不久，香港也沦陷了。为了逃避与日本人合作，不参加日军拍摄的电影《胡蝶游东京》，她以有身孕为由，一面对日本人敷衍拖宕，一面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游击队的帮助下，避开日军的监视逃回了内地。

胡蝶将三十箱全部家当托人运往内地，谁料在半路被劫。这其中有她拍戏以来的戏服、亲朋好友之间的书信和礼物、金银珠宝。她为此大病一场。

戴笠便是在这个“恰当”的时机走进了她的生命。书信早已丢失，珠宝也转手不知何处。戴笠却按照她开的单子派人去国外采办了同款的珠宝、衣物。

满满当当的三十个箱子摆到她的面前，聪明如她怎么会不懂得其中的含义？

稍早之前，在拍摄《建国之路》时，她遭遇了日本对湘桂公路的总攻击。她和同事们混在盈千累万的难民中仓皇逃命。

若说从前她还有些许优越感，可在难民中听到的声嘶力竭的痛哭和满目可见的人间惨状，真正给她当头一棒。乱世如斯，大时代下，个人何等渺小？

她怎么会不明白拒绝的下场和接受后的命运？所谓尊严在一家十几口的生命面前变得那样不值一提，她在玉碎和瓦全间，做出了世人无权责难的选择。

丈夫被戴笠支去滇缅边境做生意，她被安置在戴笠的公馆，与他同居了三年。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被一个标签完全标注。譬如谁会想到恶名昭彰的军统头子戴笠也是热爱国学之人，在发达之后会花巨款为部下建立一个中国古典书籍图书馆？

在曾经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官笔下，戴笠“英俊瘦长，有一只纤细优美的手”，“有军人的干练，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可见并非面目丑陋之辈。

比起相濡以沫的细水长流，也许风流成性者的浪子回头对女子更具有冲击力。

相处的岁月，就算是被迫和敷衍，胡蝶也一定是有智慧周旋。很难说，到底是谁俘获了谁，只看着修罗一样杀伐征战的戴笠能为之化为绕指柔，只说是来自一方爱情的力量，未必叫人信服。

他的风流史长篇累牍，他却为她转了性。从和她在一起开始，生生将一出写实剧演成了爱情剧。而实际上，在他不名一文时，也早就对胡蝶一往而深了。而这时候的胡蝶，已经三十六岁，怎样的倾国倾城也都不可能抵挡岁月的痕迹。

为得到美人的心，戴笠可谓体贴入微。大到住处的舒适，小到空运她爱吃的水果、可心的衣饰。吃穿用度，全都一一亲自过问。

他的手下沈醉在回忆录里写过，戴笠为了讨她开心，“特意为她在重庆杨家山盖了一幢别墅，他让工匠把别墅的道路修成‘喜’‘寿’两个字，并准备在字的空隙处点缀上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戴笠把收集奇花异草的任务交给了沈醉，沈醉手下的人却将四川军阎王陵基母亲坟上的一株古柏树挖来了。

谁都看得出来，戴笠是动了真情的，他也不满足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生活。1944年圣诞节，中美合作所的新年晚宴上，戴笠正式宣布了他和胡蝶的关系。据当场的美国官员回忆，那一晚戴笠一共喝下了一百六十多杯黄酒，面不改色，侃侃而谈。胡蝶却是少言寡语，眉目间隐隐哀愁。

谁也不知道，那种哀愁到底是“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的息夫人式的委婉抗拒，还是其他的什么。

抗战胜利后，戴笠积极筹备和蝴蝶的婚事，要和她做长久夫妻。戴笠借杜月笙之手，逼迫潘有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1946年，戴笠乘坐的飞机意外坠毁，让胡蝶重新回到了丈夫潘有声身边。

那时的压力实在非今人可以想象，闲言碎语铺天盖地，有多少人等着看她的笑话。胡蝶以怎样的慧眼找到了这样对自己深情不渝的丈夫，这对真正的患难夫妻携手一起面对。

他们远走香港，一起经营胡蝶牌暖水瓶，日子过得平淡和顺。六年后，潘有声因癌症去世，同时胡蝶也发现丈夫的热水瓶厂和洋行都已濒于破产。

一个智慧的女人，有一种无论被命运怎样揉捏都不会粉碎的坚强和千帆阅尽的平常心。享受得了聚光灯下的瞩目，也挨得过从头再来的艰难。

四十多岁的胡蝶重返屏幕，她明白年华早已逝今非昔比。那么仍旧做自己，演好自己的角色，做一个优雅地随岁月老去的女人。她无所谓给新人做绿叶，因为“电影圈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她也凭着自己的认真再一次创造辉煌，1960年胡蝶凭《后门》一片获得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翻开她的回忆录，你看不到一个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的踪迹，有的都是对电影的思考，对共事过的同事的回忆，对中国电影界曾付出过贡献的前辈的回忆和崇敬。娓娓道来中国电影最初的崛起，和在国外见到的祖国积弱被歧视的悲哀，处处显示了她的民族大义。

唯独对于那段岁月，她始终守口如瓶。留下的仅有的话是：“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而我更喜欢这一段：“当飞机徐徐飞起，山城变得越来越小，嘉陵江成了一条线时，心中不免起了眷恋之情。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当你离开了一个地方时，会将这里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淡出，而在那一瞬间留下的只是美好的记忆。”

是的，把人生中美好的带走，将苦难统统忘记，这才是真正的生存智慧。

每一次的痛苦挫折都当成是一次成长，你可以旅途中枯萎，也可以再一次蛹化成蝶，变成新的自己，飞跃沧海。



2. 明媚胡蝶：街灯照亮黑夜的塔

蝴蝶翩翩飞来的时候，是阳春。千树万树的花开，蝶舞花飞，千瓣万瓣，千蝶万蝶。这自然界的盛景繁华里，是怎样的一番让人迷失的朗晴？

那天是下着雨，雨一直下，持续而又缠绵地不肯停歇。我在这持续的雨中看时间一片一片地剥落下去，看得恍惚。就觉得这些雨把我的青丝换成了白发，我看见自己渐行渐远，像记忆中的故乡在千里之外分外模糊。而这样的雨天，我总是整夜地失眠，看夜晚的城市渐渐变得像遗迹一样静穆着，令我倔强也令我无限绝望。于是就格外想念阳光的味道，想像隔夜就是一树花开，络绎不绝的蝴蝶款款飞来，哪怕只是浮生若梦呢，对生活也是一种慰藉。

后来我总是胡乱到书柜里翻书，有一夜我翻到一本现在忘了书名的什么书，在这本书上，我看到一个艺名叫胡蝶的女子的照片，真正的是笑靥如花，她如花的晴朗像横空里有人吹着笛，湖光山色都变成了乐音。我的心情突然就雀跃，像花飞舞。哦，这么美好的女子，在她生时，该是可以安慰很多的心灵的吧？让人们在忙的时候停下来记住她，就像我们不经意中听到悦耳的声音。可是我看到她生活的年代，却是像一辆失速的滑车，血雨腥风的光景令人们如履薄冰。她长成蝴蝶的那些年里，多的是日复一日的烽火硝烟，人间春色自树顶跌碎，差不多每个人的心都是顶向风雨的斗篷。这样大乱的人世，却造化了如此明媚的女子，她承接着大众的目光，翩飞的舞姿轻灵、飘逸、生动、感人，也怪不得人们要喜爱她。

而这个给了很多人梦幻般美好的女子，她自己又有过怎样的旅程呢？那样的年代就像寒冷的日子，人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一些零碎的温暖。给人温暖和安慰的胡蝶，她又遇到谁，与谁朝夕相对？我读着胡蝶一生的故事，后来就喟叹她的不负期许。她曾说过自己是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女人，但我阅过了也越过了她一生的经历、归宿，她的行事为人和追求选择，我以为，她是一个处事传统而思想不传统的女人，她的思想观念有女性的生存局限和困惑，但在行为表现上她却始终很得体。这种得体，体现在她的低调、乖巧、包容、聪慧、坚韧等等方面，这些性格品质与她美丽的容貌和甜美的微笑融合，她能够最大限量地去得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她给自己取胡蝶的艺名，也真的是像一只张着翅膀的蝶，从青春年少到暮年老成，她扇动着翅膀坚定而又顽强地找寻花香的方向。而失去春天的日子里，她用寂静无声的双翅陪侍日升时的浩淼，那絮金带给她的斑斓和明亮在夜晚又是期待的街灯，亮在当街的路口，叫所有临近的人都有信心回家。

在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胡蝶从女性生存的角度演绎出了一部以柔克刚的声色剧。这部剧有瑕疵，但剧情审美，结局美满。

所以，她是大众的骄子，求证春暖的精灵。

而有这般光一样灿烂明亮的女子陪在所有人的身边，就像可以随时用手掬起一捧阳光；当我们把脸贴近掬起的阳光，又有谁不会觉得愉快呢。

胡蝶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电影皇后。她当选电影皇后的时候是1933年。这一年，上海《明星日报》发起了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这是三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电影明星的选举活动。《明星日报》希望能够因此“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

在此之前的1924年初，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在上海公演，这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黑白无声，却给长期处于封建束缚下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使得整个大上海流光溢彩，由电影引起的诸多话题成为当时上海滩的时尚，16岁的少女胡宝娟给自己取了一个胡蝶的名字，瞒着父母去投考当时由着名戏剧家洪深先生等人主持的中华电影学校，并顺利地被录取。1925年，拍摄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第二部影片《战功》，这是她的处女作。

1924年到1927年，胡蝶相继在“天一”、“友联”等公司主演了《秋扇怨》、《梁祝痛史》等20余部古装片，如同一只斑斓的蝴蝶，历经了静谧而遥远的茧中领悟，已是流光记景，往事不回。1928年，她改投明星公司，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这部电影用蜡盘配音，胡蝶在片中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和压榨而毫无反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女性刻画得相当成功。该公司导演郑正秋、张石川认准了她的表演才华和在观众中的号召力，直至请人专为她写剧本，使她步入艺术事业的辉煌时期。这期间，左翼电影运动在“一二八”事变后风起云涌，一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大举进军电影界，为上海电影界带来了新气象。在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中，胡蝶饰演女主角秀娟，而后相继主演了左翼的电影《女权》、 《脂粉市场》、 《盐湖》、 《永远的微笑》 、《春水秋波》等影片。在郑正秋编导的有声片《姊妹花》中，胡蝶一人兼饰大宝、二宝两个外貌酷似，但身份悬殊、性格迥异的孪生姐妹，被认为是她电影生涯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作。这部影片在当时打破了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接连公映两个月不衰，盛况空前，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后来到东南亚、日本、西欧诸国上映，也大获好评。而后，她在影片《空谷兰》中又一次饰二角，依然演技精湛，巩固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如此，胡蝶便同几十个女演员一起被推选为《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的候选人。选举自1933年1月1日(即《明星日报》创刊之日)开始。半个月以后，《明星日报》逐日将选票数字刊登在报上，投票一直延续到2月28日下午10时截止。

最后胡蝶获得群众票选21334票，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国的第一个电影皇后。在夺得《明星日报》发起的影后选举桂冠后，1933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选举及1934年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又连续夺冠。1935年初，苏联举行莫斯科国际影展，中国电影界首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胡蝶因主演《姊妹花》和《渔光曲》而成为代表团中惟一的演员代表。影展结束后，胡蝶随团到伦敦、巴黎等地访问，这也是东西方电影人的第一次交流。回国后，她还撰写了一本《欧游杂记》。这段时间，是胡蝶展翅飞翔最美丽的日子，一丛桃花、柳浪闻莺，或是独自跳舞，她飞翔的微风安抚着那个年代的伤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安慰和欢欣。就连她自己也被这个名字深深地吸引到了如蝴蝶般的宿命中，她在临死之前曾经轻声念道：“蝴蝶就要飞走啦！”

胡蝶一生饰演过娘姨、慈母、教师、演员、娼妓、阔小姐、劳动妇女等多种角色，在先后主演的百余部影片中，她成功地饰演了中国不同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成为中国电影拓荒期和成长期的同步人和见证人，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和艺术成就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重要而独特的篇章。半个世纪之后，胡蝶在加拿大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在中华电影学校的时期虽然很短，却是我从事电影事业工作的开始。从这里我走向了这个万花筒式的银色世界，在舞台上也开始在人世上历尽酸甜苦辣，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时竟也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而为一了。”

我想，晚年的胡蝶是把对电影的领悟放在了人生的大范畴里。也确实是如此，电影是她传奇的根源，传奇的胡蝶却并不只是因为电影而被人们喜爱，电影不过像她的一个机遇而已。作为一个社会的公众人物，社交界的名媛，张恨水曾经评价说：“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张恨水此言是很点睛的。胡蝶是那个年代的美丽代表，芙蓉如面柳如眉，而且是一个懂得入世的美人。胡蝶的形象，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美女标准。她面貌甜美，身材挺秀，好看的眼睛妩媚而又不风尘，举手投足中流动着一种传统的、委婉的端庄气质，在银幕上经常以雍容华贵的妇人形象出现，特别是她的“梨涡浅笑” ，很适合东方人的审美心理。但她在着装打扮上又非常准确地演绎了三十年代上海中西合璧的精髓。人们很容易记住并喜欢她的容貌，而在当时为数不多的走出家庭的女子中，她的坚强与乐观、她的进取与坦然、她的理性与乖巧等等性格因素，更是容易让人们感受到她的明媚，分享她的灿烂。

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女子，承接着整个社会的目光，我们可以想象她不可避免的一些是是非非。而身在乱世，自然也是谁也不能判断有什么样的磨难可能等在前面。事实上，胡蝶所遭遇的坎坷，远比普通人要多。“九一八”事变之夕，盛传张学良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拥胡蝶而舞，以致马君武作诗讽咏其事：“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一时间，胡蝶“美人祸水”的说法沸沸扬扬。而最让人们熟悉的，是胡蝶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一段往事。1942年香港继上海后沦陷，已经息影的胡蝶同家人在香港避难，日本人想利用文化名人宣传“中日亲善”，请胡蝶演观光片《胡蝶游东京》，胡蝶谎称怀有身孕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为寻找在途中丢失的全部家当而与戴笠有了牵连。50年后，她在《在重庆的日子》一书中回忆这些时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说胡蝶也未吃亏，她的丈夫潘有声因此在当时惟一对外通道的滇缅公路来回走单帮，有戴笠主管的货运稽查处免检放行，确也捞了一笔横财，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她平和地说：“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这就是胡蝶：体验到时世的苍茫而又能够淡漠从容。她积极地入世，并能够在每一次事到临头时水来土掩。从她的一生里去找寻，我发现她基本上不去问为什么。在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开始了少女的初恋，对象是该片的男主演林雪怀，1927年3月22日他们在上海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男人的臂膀却没有掌一盏黑夜中静静的灯，事事要依靠未婚妻的全力入心照顾，开销都是胡蝶拼命拍片的片酬。苦撑到了后来，林雪怀近乎无赖的行径使得胡蝶心力交瘁，胡蝶却没有像一些女人走进认命的套路，自己拼命拍片，打拼了一年，“蝶雪解约案”有了结果，与后来她托付了一生的潘有声结为夫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胡蝶处理事情的理性和决断。一个女人，感情的归宿总是要体现在美满姻缘上才有幸福可言，千百年来这对女人几乎就像是修炼成仙。事实上可以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现在依然如此。人类生生不息，但还是必须承认社会的男性主流现实。

胡蝶的入世，就是如此真切地体现于她的直面现实。她应该是本能地领悟了女人的天生弱势，因而人们看到她总是微笑着，一生里足迹连起来就是一条溪水，一路迤逦，弯弯曲曲中裹挟着自我的光辉和才情，维系着她对事业、个性和生活的坚持。像遭遇红颜祸水的误解、与戴笠在三个年头里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以及后来在1957年丈夫潘有声病倒住院，转让了与丈夫一起在香港经营兴华洋行和胡蝶牌热水瓶的所有产权，丈夫的生命仍未保住的凄苦难熬，所有这些让很多人都会觉得痛不欲生的打击，胡蝶都不在她的人生里显露出她的追问和挣扎，强化她的幸与不幸。她牢牢地抓住了身边的可触可感，清风明月而且一如既往。

曾经听到一首歌《不明白》，歌里说：天空的云是怎么飘，地上的花是怎么开，我从来不明白。春天的风是怎么吹，冬天的雪是怎么落，我从来不明白。从胡蝶这样一位女子的身上，我更确认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没必要去明白很多，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改变，不如考虑改变我们自己显得更为明智。而如果能以此种心态处之，所有的发生也就是常态而已，反倒容易找到解决之道。

很早的时候，胡蝶就说过浮生若梦的话。那是1935年，胡蝶28岁，在苏联参加国际电影节，突然听到了同乡同行好友阮玲玉服毒自杀的消息，胡蝶先是不信，说道：“怎会有这等事，又是小报造谣吧？”友人出示《申报》、《新闻报》的报道和照片，她长叹了一口气，潸然泪下：“我原以为不可能的。玲玉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多么好的演员，我比不过她。她见着人总是高高兴兴的，一副面孔和颜悦色，会自杀？真是的！尤其使我难过的是，我们这多年的友情，竟未能再见一次，便成永诀。浮生若梦，世事的变幻太让人惊讶了。”

有人认为，“胡蝶貌美，玲玉艺佳”。其实她们是各为类型。看了一些她们的资料片，看到胡蝶演的戏都比较静，而阮玲玉演的戏大多比较活泼。然而在生活中她们的表现完全相反。生活中的阮玲玉忧郁沉默，对自己身处之境专心致志。胡蝶长着翅膀，只待稍有风吹草动，便干净利落地飞到空中，尽其可能去脱离险境。她知道自己的渺小，飞到空中便好像没有了踪影，所以她老练世故，善于交际，合群而又善忘，凭借着柔软的身段与机智，她低调地找寻着与社会与人群的水乳交融，这样无论为蝶还是作茧，人们都很容易接纳和宽容她的美丽与不美。比如那时有一位“封面女郎”貂斑华与胡蝶长相极似，当胡蝶欧游归来，在轮埠上有记者举以相告。胡蝶不经意地一笑道：“哪里，应该说是我像貂斑华才对。”

再早一些的时候，胡蝶由天一公司到明星公司做演员，这时宣景琳是明星公司的当红名旦，两位女明星碰在一起，很容易当仁不让。宣景琳当时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应下来。两人之间的隔阂也由于合作就此不在。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而所谓睹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了局。胡蝶是一个长寿的女人，从1907年到1989年，在她80多年的一生中，该经历了多少变数，有多少选择会是情非得已，有多少快乐背后隐藏着无奈和悲哀，旁人都只能隔岸观火。而当事人的胡蝶自己，在80岁的时候回忆起来，恩怨纷争都是薄衣过得残冬的风轻云淡，一生的往事如云彩彼此拥抱，化为春雨清脆婉转敲击在玻璃窗上，发出好听的声响。

我于是又想起胡蝶在回忆阮玲玉时的一段话：“我到欧洲之前，到她家去第一次没有见到她，只见到她妈妈和她女儿小玉。后来又去了一次，她刚好在家，两人见面，十分高兴。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所以谈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谈到我这次出国访问，她也很高兴，也很感慨，她说：‘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这次机缘。’说着说着，大概触动了她的心事，她不觉眼圈红了。我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

于此，我也就想，以我们今天的生存的悟性能否了悟这只蝶的生存法则呢？我是觉得，她让我有机会看到水做的女人水的能量和热情的释放，完成了那惊艳绝伦的一瞬，再别无遗憾地万川归海，也就少了一些的悲天悯人吧。虽是说今天的我们已不是胡蝶的时代，但无论远了近了，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不必要等到很久才会明白什么是年长岁老。来来往往里，一些人告别了，一些人还在，时间也总是在流变，但又有谁能够说，那些过去和未来的年代里肯定看不见你与我呢？

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胡蝶的生存智慧跟她少年时期的经历也是有些关联的。她原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父亲胡少贡在胡蝶很小的时候就在京奉铁路线上当总稽查。在胡蝶16岁进入到上海务本女中读书之前，她一直随家人奔波在铁路线上，四处迁徙的生活使得幼年的胡蝶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在阅人历事中积累了人情世故的经验，也多少让她耳濡目染了生存对舍与得的要求，漂泊不定的住所，不断的放弃和远离，客观上是容易让一个人在得失取舍上就事务实的。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的常态也不过如此。我记得是在《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一书里，看到过博尔赫斯说他把世界看作一个谜。而这个谜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可解。但是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个谜，而人们无需知道得更多。博尔赫斯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他许是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吧。而相对于动荡中求生的人们，合理不合理却只是一种矫情的奢侈。香港沦陷时，胡蝶就看到了影界姊妹悲惨的遭遇：以《驸马艳史》出名的红影星梅琦与“华南影帝”张瑛举行婚礼，日军当着新郎的面扒下了她洁白的婚纱。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胡蝶的忐忑和如履薄冰。她要挡住多少掠夺的手和窥视的心呢？令人惊奇的是：灾祸、动荡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极端或者僵硬无情。她也不是那种恃宠的女子，在电影里，她经常饰演富家小姐和贵妇人，生活中她却是做得了柴米夫妻，是一个愿跟普通、老实的商人过日子的妻子，息影后更是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经营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只可惜这段战后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了六年，潘有声就病逝了。丈夫的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悲哀，1959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已年过半百的胡蝶加盟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先后参加了《后门》、《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等的拍摄。其中《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而她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该片又捧走了日本文部大臣颁发的特别最佳电影奖。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怀念之情。为着这份对夫君的亲爱，在丈夫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胡蝶一直孀居。其间有痴恋她的朱坤芳向她求婚，她说：“非常可叹的是，我也只能辜负你的一片痴情，其实我根本就是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女人……” 朱坤芳早年因为迷恋胡蝶主演的影片时常逃学，后来弃学从影，又因胡蝶嫁了人而使他痛不欲生。在他准备投入黄浦江作为解脱时，突然萌发奇想：“胡蝶身患疑症，无人能医，如果我掌握了高超医术，就定能妙手回春救她生命。”于是，他重新振作精神，赴日本投考仙台医科大学攻读西医，继而又拜着名汉医为师，因而精通中西医术，成为横滨的着名医生。他思念着胡蝶，一直没有娶妻成家。从报上得知胡蝶痛失丈夫，他毅然停业奔赴香港，要帮心仪的女人渡过难关。正是朱坤芳的劝说鼓励和奔走使得胡蝶在50岁的时候重投电影，早早晚晚里能够安详飞翔。但胡蝶说：“朱先生，我胡蝶决非无情草木，可如今我的儿女都长大成人，我已经是当祖母的人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唉，原谅我吧，我实在对不起您啊！”

我想，从这件事，我们多少可以理解到胡蝶对自己传统中国女性的定位。或者也正是她的传统定位组成了她一生细碎而实在的情形，所以她从不在想象中生活，她既是明星，又是千千万万的柴米妻子之一。她入世的时候一身光芒，出世时又能回归平凡，忍着委屈和风险去尽一份女性的哺育劬劳。也所以，她能掌握住自己，一旦情形好转，她便又积聚起飞翔的力量。既往也就是过眼云烟了。懂得追求也知道放弃，学会珍惜也能够遗忘，对一个弱势的女子，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生存能力和经验。由于胡蝶几乎是本能地乐观，加上明智的性格因素，幸与不幸，她都很容易看成一种常态。常态是什么呢？实则是如同击鼓传花的游戏，鼓点停了，停在谁就是谁，你参与了游戏，也就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拿了花起来跑就是了，一味地将常态强化为个案，对谁都很无趣。

这就是世上的事。很多事，终归是，我以为胡蝶洋溢着的乐观豁达在今天依然像一个故事一样动人，并修补着女人的弱势。而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只有乐观豁达的人才有坚强的本钱。亦此，胡蝶也就支持着并鼓舞着我们别来无恙，在自己的习惯中得到幸福。也如此，若说过去那个年代里胡蝶的生活是很好的或者幸运的，那么日子反复着继续着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更好的了。

而把日子糟蹋和对日子吝惜，又是各人自有所解，就如电影和生活，一个是给别人看，一个是给自己看。当然，也都随了日子的悠长，要荡漾到远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