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边絮语】文献史料在砚文化研究中的价值

汪海

　　中午，老朋友合川峡砚非遗传承人易宗成大师发来一条信息，说有人在《民国新编合川县志》中发现一段关于峡砚的记载，立即引起我的兴趣。因为这本县志我去年在图书馆查过，在山川、物产等相关章节中并未找到关于峡砚的记载，以至于我在过去文章中认为，民国以后，合川峡砚规模化生产走下坡路，作为地方特产的影响已很小，以至于县志上无相关记载。现在看来这个推断有问题。

民国初年推行“新方志运动”，《民国新修合川县志》编纂于民国九年（1920年），由合川县知事郑贤书主持，地方士绅、学者张森楷等共同参与修撰，计八十三卷成书后刊行，可以说是当年合川地方百科全书。
关于峡砚记载隐藏于该书介绍县城街道布局的一段里，说鸭嘴码头（今望江楼对面）附近有条小街上，有鸡毛店（俗呼小客店之名）、浆洗店等，“而凿峡石为砚之王某，亦厕其间，闻岁息在千金以上，则彼中之翘楚矣。”这段不到三十字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仔细研究，使我们可以大体推测民国初年峡砚的生产规模及影响。

记载中“闻岁息在千金以上”，“岁息”是一个历史经济术语，主要用于中国古代及近代文献中，指按年计算的利息或年收益。其含义与使用场景因时代和文献背景而有所不同。在商业经营中，“岁息”指某项投资或生意的年利润，商人经营店铺的年收入可称为“岁息”。由此可表明，合川县城这位王姓峡砚生产经营店铺的年收入超过1000块银元。这在当时县城中应该算不大不小店铺，故在小店中有“彼中之翘楚”之称。

通常我们可以通过折算米价的方式来换算出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收入水平。上世纪一二十年代，重庆1银元可购大米约30-40斤（依丰歉波动）。1000银元可买下大米3-4万斤。而现在市场上普通大米价格约在4元左右。这样换算下来1000块银元约折合人民币12万至16万之间。
可作些横向比较。根据重庆市档案馆藏“营业税档案”中记载，1920年代重庆对手工业主征收营业税的登记显示：普通手工业主（雇工5人以下）年营业额约500-1500银元，利润率约20-30%，推算年收入100-450银元。又 《重庆工商史料》提到1910年代重庆城区手工业主（如铜器、漆器作坊）年净收入约80-300银元，行业头部作坊主可达500银元以上。
川籍作家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中描述了1910年代成都手工业主（如染坊主）家庭“年入二百元，可维持中等生活”，需供养5-8口人。
黄炎培1920年代考察四川时的《蜀游日记》中也提到：“小工业主岁入百五十元，仅足温饱；若岁入三百元，可称小康。”可见这位合川制售峡砚王老板的收入为中上阶层水平。同时期，普通教师、公务员月薪约10-20银元，年收入也就在120-240银元。
　　

　　我们也可以根据“岁息在千金以上”来推测该店铺峡砚生产销售规模。
《乐山工商史料》中记载：上世纪二十年代当地粗制砚台批发价每方0.3-0.8银元，零售价翻倍。 《重庆市商会档案·文具业卷》（1920年）：“砚台分三等：下等青石砚五角至一元，中等嘉定砚二元至五元，上等端砚十元起。”以此价格推测，合川王老板的峡砚生产销售规模大约在400–600方之间。以手工制砚能力看，该店大概有师徒5人左右从事制砚工作。放到今天，这在地方小砚种店铺中，其生产规模也居中上水平。也可见合川峡砚在民国初年仍保持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与影响。

　　像许多研究领域一样，文献记载资料在砚文化研究中具有基石作用。它可以提供直接证据和历史细节，帮助我们还原历史原貌；可以构建时间和空间序列，让我们判断砚种及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可以营造出文化的镜像，让我们从砚台的历史文化内涵中，折射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文献史料的价值在于其既是“过去的碎片”，又是“意义的网络”。研究者需以批判性思维穿透文字表层，结合时代语境与跨学科方法，方能激活史料中沉睡的历史生命力。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如散钱，需用问题之索贯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