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的特质/刘士林

李永才

怎样才能成为江南文化的知音

 刘士林（上海）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从2003年8月出版《江南的两张面孔》算起，到今年1月《江南文化十二讲》的出版，我们的江南文化研究已走过20多个年头。20多年来，我们感觉自己如同一叶扁舟，在扬子江、太湖、江南运河和无数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中日夜穿行，既看到绝世的美景和温暖的人间烟火，也体验过思想者的寂寞和诗人的悲欢。我们在《江南文化十二讲》中，围绕“江南的地方有多大”“江南的历史有多长”“江南何时长大成人”“江南的城市故事”“江南与长三角的前生今世”等十二个部分，展示江南文化的历史变迁和时代价值。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想成为江南文化的知音，推动江南文化传承发展，更好地赋能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传统江南文化的要义

第一个要点，“何处是江南”？

江南既是一个空间范畴，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历史地看，从先秦到西汉，“江南”尚不是专有名词，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至东汉时期，江南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唐代江南道的范围也几乎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元以后行省的设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向”。再到明代南直隶和清朝江南省的设立，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全境及今浙江省嵊泗县、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等。由此可知，江南空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向“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演化的过程，并基本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比较而言，广义的江南，不适合作为江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因为：一是面积摊得过大，历史上江南省曾管辖的一些行政区域，如湖南、江西及湖北的一些地区，后来已稳定在其他行政区划中，明显不适合归入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范围；二是文化内涵过于杂多，其中的楚文化、湘文化、赣文化等部分，在古代文化演化中已自成一体，与江南文化联系松散，也不适合再以“江南文化”来统称；三是就现实逻辑和需要而言，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将江南文化提升为长三角区域的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文化品牌，历史上的楚、湘、赣等地都不在这个范围内。今天研究江南，需要在变动不居的历史空间中确立一个稳定的江南核心区。

第二个要点，如何界定江南的核心区？

马克思认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就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方法论。在研究“商品”时，马克思不是从古希腊的商品交易，而是从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把这个著名的“钥匙”方法论运用于江南空间的界定，可以说，尽管历史上有多种江南形态，但它们本身只是“低级阶段上表露的成熟形态的征兆”，只有把握住成熟形态的“江南”，才能认识江南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规律、本质和特点。

据此方法并综合有关研究，可以说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就是江南空间演化的成熟形态。所谓“八府一州”，是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作为江南区域自然演化与社会竞争的结果，“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古代江南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也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中确立了主体地位。

当然，由于过于偏重太湖经济区，“八府一州”的界定并不完美，忽略了与其在交通、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一些城市，如宁波和绍兴，还有尽管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与“八府一州”各方面联系都极为密切的扬州、徽州等。但无论如何，将“八府一州”看作是古代江南核心区，将其积淀的以吴越文化为主体的古代江南文化，分别作为江南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精神的划分和界定，已成为当代江南研究取得的最大共识。

第三个要点，什么是江南文化精神？

有关文化的定义，据统计超过了160多种，这给江南文化的认识和界定带来诸多困惑。对此，同样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方法论，把高级阶段的成熟形态和各种低级阶段的形态区别开。一方面，在与我国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建构最能彰显江南地区文明创造和文化传承的江南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在与我国其他区域人文精神的比较中，阐述最能代表江南地区鲜明个性和独特本质的江南文化精神，由此把江南文化研究真正提升到文化理论和价值哲学的高度。

关于江南文化的界定，以“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康熙《示江南大小诸吏》）为代表，一般都把经济富裕、文教发达作为江南文化的两大特征。这句话不能说不对，但不够精准。首先，与经济落后的区域相比，江南的显著特点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但经济发达却并非为江南所独有，古代作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在这方面和江南地区就难分伯仲。其次，与文教落后的地区相比，江南的显著特点也被称为“文人荟萃”，但这同样只是江南在某个阶段的特点，如汉唐时期的中原地区，在软实力方面同样不输于吴越。因此一般所说的经济富庶和人文繁荣，还不能看作是江南地区的本质特征。

关于江南文化精神的研究，目前也有很多的界定、阐释和演绎，如务实、崇文、重商、重教、精致、精明、开放、灵活等。这些说法均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但也都存在着不小的局限性，同样没有抓住江南文化精神的最高逻辑环节。

从马克思的“钥匙”方法论出发，我们认为，江南是指“与中国其他区域有着显著差异的人文地理形态”，江南文化是指“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有着显著差异的历史文化系统”。就江南人文精神而言，也可以说是指“在江南地区的江南文化精神”。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江南诗性文化”，认为“诗性和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其核心是既超越了西方文化的“感性冲动”，也超越了中原文化的“实用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理想目标的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是古代江南人民的最独特创造和最重要贡献。

二、当代江南文化的功用

第一个要点，“何处是江南”？

有人曾问一位西方的逻辑哲学家，他的一生都在逻辑哲学这样抽象之至的领域中耕耘，这样做是否值得？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完全值得，因为他研究的是逻辑，是理性和思想的最深根基，直接关涉到人类生命的尊严和如何判断他们是否生活在真理之中。在江南文化研究中，我们也常会遇到同样的追问，即把那么多的精力、时间投入到这样一个“既不当吃，也不当用”的领域，是否真的有什么意义？

在这里，我想从五个方面略述己见，供大家思考和批评。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智慧和理性文化，中华民族对世界最独特的创造是诗学和诗性智慧。前者导致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了机械地对待生命和残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后者的核心机制在于：尽管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体与他人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受“物我无对”“民胞物与”等诗性文化观念和价值的影响，中华民族不仅在应对人与社会的矛盾时，能较好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同时在应对人与自然的矛盾时，能避免天人关系的分裂与对立。在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原创和承载的诗性文化智慧，为构建一种真正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在区域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向有南北之分，中国诗性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又进一步生成了两种主要形态：一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以中原文化圈为核心空间的“北国诗性文化”，二是以经济-审美为基本理念、以古代太湖经济区为主要范围的“江南诗性文化”。前者的突出问题是“政治压迫经济”“群体淹没个体”，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活力。后者则善于处理和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和个人”的矛盾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与精神、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融合发展。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江南诗性文化可以为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贡献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上，江南诗性文化特有的“审美实践”和“艺术教育”功能，可以起到比一般的“道德教化”更好的化育作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稳居世界第二，但硬实力和软实力不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协调等矛盾日益凸显。芒福德把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称为“罗马化”，即“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我国区域文化品类丰富、各有千秋，但以齐鲁和江南最具有代表性。前者的核心价值是伦理精神，主要功能是划定出人与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界限。后者的最高表现是审美精神，主要作用是区别功利的人与审美的人、异化的人与自由的人。江南文化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也关系到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建设高品质生活城市等方面。

在文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上，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就长三角区域文化建设作出的战略设计，也是三省一市近年来共同谋划、合力推进江南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城市的本质是文化，依托江南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和区域文化而形成的长三角城市群，因在城市层级体系和产业、市场分工协作上的良性和良好关系机制而成为国家的核心功能区。

在全球城市治理上，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理念、理论、价值观等非常重要。把西方理性文化应用于城市发展领域，多半会引发不同城市的同质发展和恶性竞争。把中国诗性文化应用于城市发展领域，有助于引导城市间采取更为温和的竞-合或融合协调发展方式。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高和最成熟的形态，具有更加精致、缜密、细致入微、刚柔相济等特点，不仅可以很好地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很好地处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文化参与全球城市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

三、打造以高品质生活为标识的人文湖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高品质生活成为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的重要尺度。湖州山清水秀，经济富庶，人杰地灵，文脉深厚，是历史上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今天的湖州，围绕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目标，明确提出“实力新湖州、活力新湖州、品质新湖州、人文新湖州、美丽新湖州、幸福新湖州”六大战略定位，正在绘就一幅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理念、以经济、社会、人文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新时代“湖州十八景图”。目前，“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已经唱响国内外。展望未来，我觉得还可以提一句“在湖州体验高品质生活”，引领建设绿水青山和共同富裕相得益彰的新湖州。

无论是绿水青山，还是高品质生活，都离不开湖州江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利用。湖州应该把具有深厚历史根脉和鲜明当代特点的江南文化建设置于更加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引领人文湖州高质量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一是要用现代眼光重新发现湖州。关于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现在一般都以明清时代的“八府一州”为代表。其实，江南城市还有更早的形态，唐代江南城市主要是苏州、湖州、常州、润州（镇江）、杭州、越州（绍兴）、婺州（金华），去掉在明清时被排除在外的越州和婺州，就是我们所说的唐代“太湖五州”。在这两个重要版本中，湖州都在其中，可谓是“皇冠上的明珠”。不管古代的行政区划怎么改变，湖州作为古代江南核心城市的地位一直稳如磐石。但在这个方面，目前的研究、挖掘和阐释做得还不够。

二是要用战略思维开展顶层设计。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同理，江南城市群文化也应该纳入湖州江南文化、人文湖州的战略视野。这个城市群主要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五市，它们在历史上均以经济发达和文教繁荣著称，具有发展人文经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纵深推进的重要载体。也就是说，传承湖州江南文化，打造人文湖州，不能自我封闭，而是要和长三角一体化紧密结合起来。

三是要有打造江南文化标识地的前卫意识。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在政策制度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不断发力，为环太湖城市群规划建设当代江南文化高地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环境条件和社会氛围。未来湖州的江南文化建设，要以发展江南人文经济为核心，把传承保护发展湖州江南文化和建设高品质生活城市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政策供给，提升战略研究与规划编制水平，加大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力度，集中打造长三角最江南文化标识，让人们在这里不仅看到以绿水青山为标识的美丽中国，还能看到以金山银山为根基的人文湖州。

（原载2025年3月5日《湖州日报》）

主讲人：刘士林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历任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等，现任文化和旅游部智库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外文局城市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中方专家、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城市文化分中心主任、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江文化促进会特聘专家、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等。主要从事城市理论与政策、发展战略与规划、江南文化与大运河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等多项重大项目，先后出版《中国诗性文化》《苦难美学》《江南诗性文化》《城市中国之道》《人文城市的中国理论与实践》《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市》等专著，主编《新型人文城市的景德镇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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