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长征（9） 南下之路（上）

春江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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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春江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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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下失败（上）

第一节 南下分裂党和红军

　　一、坚持北上和南下的两个会议

　　1、俄界会议

9月1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在嘎曲河墨洼遭遇大雨。3日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水深无法过河，致电中央要求左路军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6日张国焘进一步命令已进入草地的左路军部队返回阿坝，此时左路军仅行军四天便折返。

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3军团离开巴西北进。当日发表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们书》，指出南下没有出路，反对南下，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11日，中共中央率红3军团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团会合。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命令左路军立刻北上，“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备方针，再一次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张国焘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后，不仅拒不执行，反而气势汹汹地于9月12日去电指责中央和一方面军，“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叶剑英、杨尚昆离开左路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等，企图将分裂的责任扣到党中央身上。

同一天，他又给1、3军负责人发去了这样一份电报，蛊惑“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等。妄图挑拨离间，再次架空党中央。

　　针对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党、分裂红军造成的恶果，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

会上有人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毛泽东说，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于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

张闻天在总结时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指出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张闻天认为，“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

一、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同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对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

二、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此外，他还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

三、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

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由于中央出于与张国焘斗争的策略考虑，当时没有立即公布。到1935年12月间，才在党的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 ，“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二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二十军之继续北进。”

　　2、阿坝格尔登寺会议

几乎与中央政治局俄界扩大会议的同时，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召开了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横幅。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委员，还有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一般干部，约一百多人。在这个会议上，张国焘把他与中央的争论公开化，公然举起了反对党中央的旗帜。张国焘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攻击党中央率1、3军北上是逃跑主义，极力鼓吹他的南下方针如何正确。会议开了两天多，在他的操纵下，通过了南下决议。

　　参加过这次会议，时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余洪远曾回忆：会议的发言很乱，你一言，他一语，情绪激动，什么“北上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张国焘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劲地喝水，只有朱总司令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当人们发言不积极的时候，张国焘就煽动说：“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接着，又是一阵起哄、围攻，有的甚至拍桌质问，“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朱德冷静地回答，“北上抗战是你我都参加了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说到这里，朱德转过头，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吗？”张国焘支吾不语，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恼羞成怒地说，“你必须先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朱总司令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我和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就在一起，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们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当时跟着朱总司令一起来左路军工作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看到这种状况气愤地说：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一些人又围攻刘伯承。刘伯承同朱总司令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的立场。

　　会议通过的《阿坝会议决定》，除了继续颠倒是非，污蔑党中央北上是逃跑外，还美化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是进攻路线。 张国焘利用此次会议争取朱德、刘伯承等共同反对中央北上的企图并没有达到，但他所制造的声讨毛、周、张、博的声势仍然起到了很大煽动作用。以至于后来四方面军到达延安时，一些同志对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有误解。

　　为了推行他的南下计划，9月10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红旗》副刊第1期刊登《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强调“我们要百倍努力的保证这些工作的实现，首先必须高度的提高我们胜利信心，全体党团员和指战员团结像一个人一样，一切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的斗争……在南下进攻的行动中反革命分子必然要乘着我们由北进转变到南下的关头，及利用部队目前某些客观困难（如粮食、气候、草地……等）进行反革命的造谣破坏。保卫局系统和全体指挥员必须机警的灵敏的和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逮捕以至处决，……”。文件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杀气。张国焘以严密的政治纪律和政治保卫局系统来控制全军将士，才使他的分裂和南下计划得以实现。

15日张国焘又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提出“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此时的张国焘认为红军南下面对的只剩下川军残部，对消灭他们信心十足。

　　3、二过草地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了南下命令，提出了"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他命令右路军中的4军和30军、红军大学的一部从巴西地区南返至卓克基、马尔康、松岗一带；左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和原一方面军的第5、9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从阿坝地区南下，回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在张国焘的南下命令之下，徐向前、陈昌浩带领4军、30军和红军大学，从巴西地区南下，二次踏入草地。

此时正值深秋，部队刚刚经过包座苦战，无衣无食，伤病员不少。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过草地的情形和心情，“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

红四方面军10师31团的魏传递，当时是一名副班长。他回忆，“9月，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野心和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让红四方面军南下，第二次穿越草地。下旬，向马塘、松冈一带集结，深秋渐冷，粮食缺乏，行军艰难。每天负重100多斤，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不能超过3两。后来，粮食基本没了，大家就拔野菜煮汤喝。前头部队把野菜采光了，野菜根、草根又成了救命食物。后来作草鞋用的生牛皮也被集中起来，用火去毛后，切成块煮着吃掉。眼见着很多体弱的人倒下后再没起来。”他身边有一名十八九岁的小战友，活泼坚强，颇受大家喜欢，他一路上咬着牙挺着，从不掉队。晚上，大家一起围着篝火讲着故事睡着了。清晨，这名小战士却再没有醒，大家含泪掩埋了这位稚气的战士，继续上路。快出草地的一天晚上，魏传递发起高烧，眼睛肿得啥也看不到了，多亏黄营长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才走出了草地。

面对寂静浩渺的大草原，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北上？”“为什么又要经过草地向南走呢？”“南下跑向什么地方去呢？”……对干红军战上来说，二过草地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要经受非人的折磨。9月下句，部队终于穿过了草地，到达毛儿盖。

在毛儿盖略事休息，部队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方向行进。沿途有许多果树，正值收获季节，部队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到了苹果、柿子、核桃等用来充饥。

10月初，他们与左路军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

　　二、分裂达到登峰造极

　　1、肆意攻击党中央

当张国焘得知中央率1、3军单独北上后，即开始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他从噶曲河返至阿坝后，即利用各种场合制造反党舆论，扬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并且预言1、3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他自己不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反污蔑党中央坚持北上战略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据红5军团保卫局欧阳毅回忆：

一天，张国焘亲自来给5军团的部队讲话。我们希望他根据毛儿盖会议的精神，讲讲关于加强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却大肆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是什么“逃跑主义”，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才是什么“正确路线”。那时干部战士都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言语不通，上地贫瘠，文化落后，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张国焘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唾沫横飞地叫嚷：“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是什么呢？你们自以为文化高的，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些什么？”他还恶毒污蔑我们这些戴一方面军小五角军帽的是“尖脑袋”，是“机会主义”，叫嚷要肃清我们脑袋里的“机会主义思想”。

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攻击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者，当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的时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

一些跟在张国焘后面的人也造谣，中央北上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听后立刻愤然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2、卓木碉会议

9月中旬，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从阿坝出发南下。他们先经过下阿坝的安羌、茸安，然后到达马尔康的松岗。之后，部队继续前进，于10月初分兵两路经草登、大藏、龙尔甲等地到达脚木足、梭磨一带。

此时，红一方面军已经攻破天险腊子口，打通了入甘通道。

为了再一次争取四方面军北上，9月18日，彭德怀等一方面军领导人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各军首长，告知 “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17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30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追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此地物资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地拥护红军，3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但此时的张国焘头脑里已经只剩下南下与中央抗衡的执念。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足木脚，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史称卓木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约四五十人。会场在一座喇嘛寺庙里。会议由张国焘主持。

他首先发言，讲了一大堆中央如何丢失苏区，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错误，而不是军事路线问题。这其实只是用来煽惑人心的一个铺垫，接着，他才讲出了蓄谋已久的话。他说：“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我认为，我们应该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张国焘突然提出另立中央，这是与会人员根本没有料到的，谁也不会想到张国焘会在反党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竟至发展到公然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看看大家的激动情绪，心里掠过一阵快意。于是，他别有用心地要朱德和刘伯承讲话。两人都强调要讲团结。朱德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朱德的话犹如给张国焘浇了一瓢凉水。

但会议最终还是激动的情绪中，以多数的形式，通过了张国焘提名的临时中央名单，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等决议。张国焘担任“临时中央”主席，朱德担任“副主席”等职。朱德严正声明，“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张国焘另立“中央”，不仅遭到朱德、刘伯承的抵制，就是一直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有许多人想不通。徐向前回忆道：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呢？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

张国焘精心策划的另立中央的丑剧，既未经过实质上的民主选举产生，又未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造了党的分裂。这种分裂已使他与党中央的对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 此时不仅一方面军的5军团、9军团强烈反对他，就是四方面军中也出现了反对的议论，张国焘的威信开始下降。

　　3、打击不同意见

张国焘搞分裂，坚持南下，最担心的还是怕从一方面军过来参加左路军的部队的反对，所以，他一方面派人盯紧他们的动向，稍有不慎，即以各种名义处分，另一方面向他们宣传他的南下错误主张。

张国焘坚持南下，很怕有人议论北上的事，设法控制下级干部战士的思想和言论。总部作战局局长曹里怀就因私下谈论左路军一定会北上而被关押起来，说曹里怀泄露军事机密，是反革命，要严加惩处。幸亏朱德站出来，替他说话，"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的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但还是被张国焘撤销作战局局长的职务，开除党籍，送到总部军事学校当教员去了。

卓木碉会议上不支持他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被调离总部，撤销总参谋长的职务，到红军大学任校长。第9军参谋长陈伯钧。也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主任教员。

胡底是红军总部的侦察科长。1935年9月左右过草地时，因缺粮吃了蘑菇中毒，神志不清时，便把积压在胸的对张国焘不满的话骂了出来，说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张国焘听说后，大骂胡底是“反革命”，先是取消了他的马和勤务员，让身体虚弱的他自己背着包袱行军，后来将他关押起来，最后因胡底走不动路，又下令“处理”他。10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保卫队趁部队宿营到松岗之前（后经专家考证在马尔康脚木足白莎村），用绳子将胡底活活勒死。

此外，彭绍辉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参谋长彭绍辉、红一方面军9军团参谋长郭天民等也都因反对南下差点遭到张国焘杀害。

　　张国焘因为朱德在红军中享有的威望，虽然不敢明目张胆拿他怎么样，但也解除了朱德警卫人员的武装，并杀掉了他的战马，还克扣伙食等，最重要的是虽然他名义上仍是红军总司令，但不断攻击和排挤他，对他封锁消息，文件也不让看，对部队的直接指挥和军事决策，已经由张国焘和他的亲信掌控。但是朱德忍辱负重，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不畏邪恶，不承认“第二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力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中，有不少人提出要单独北上；还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张国焘坚持南下，造成红军主力分裂，最痛苦的莫过于朱德总司令。他想率部队北上，又担心会造成新的分裂；他只能留下来与张国焘周旋，不管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他也决心把部队带回到党的怀抱。这样，为了维护南下部队的团结，朱德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他教导原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要注意和四方面军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他和刘伯承还利用各种机会多方接触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赢得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尊重。一些一时不明是非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转变了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在张国焘率领红军南下过程中，朱德和刘伯承等同志对张国焘的斗争与坚持，对于红军最终团结北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谢谢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