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文化研究》（第517期）《叛徒“甫志高”的结局》

红锐文学

红岩作家罗广斌 杨益言

红岩作家罗广斌 杨益言写作红色小说《红岩》，塑造的“甫志高”角色堪称经典叛徒形象，该角色在现实历史中有五个真实原型作为依据。

1925年，时局动荡中杨益言诞生，预示着他命运多舛。“九一八”事变时他考上小学，全面抗战爆发于他中学时期，青年杨益言深感国破家亡，遂萌生实业救国之志。

高中毕业时，他考入同济大学电机工程系。在校期间，他深感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认为“实业救国”无望，遂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致力于改变世界。

杨益言因在上海参与反美、反蒋学生运动而遭通缉并被学校除名，为避风头，他返回四川老家暂居。

杨益言曾被此地国民党特务逮捕，并被直接关入重庆渣滓洞监狱，这段经历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光。

他仅记得被抓时双眼被黑布蒙住，身处吉普车内，能清晰感受到山路曲折蜿蜒，起伏不断。

走出囚车，四周漆黑一片，监狱内阴森恐怖，无数牢门与电网映入眼帘，空气中弥漫着食物腐烂的刺鼻气味，令人心生恐惧。

让他更为震惊的是，不远处传来的歌声诉说着：为让后代免遭苦难，我们甘愿将这牢狱生涯坚持到底。

相处中，他逐渐了解了那20多位狱友。牢狱中虽暗无天日，却燃起了反抗之火。即便面临更残酷的惩罚，同志们仍愤慨不已，深深触动了杨益言。

在重庆解放前夕，众多被关押于此的同志惨遭杀害，而杨益言却幸运地得以逃脱，重获自由。

他满怀悲愤，此后专注于揭露国民党罪行，不仅探访众多革命遗址，还以白公馆和渣滓洞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备注 ：《红岩》第一作者罗广斌，第二作者杨益言）。

"甫志高"为《红岩》中的叛徒形象，其背叛行为导致地下组织遭受重创。

渣滓洞原为重庆郊外小煤窑，珍珠港事件后，美政府与国民政府在重庆共设情报机关，该机关由军统局副局长特务首领戴笠负责。

自1943年起，渣滓洞被国民党用作“政治犯”囚所，主要囚禁1947年“六一”大逮捕重犯、“挺进报”案犯及川东起义失败人士等，人数最多时达到300多人。

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曾遭关押于此，同时，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共产党员罗世文、江竹筠等人也在此地不幸遇难。

在小说《红岩》里，1948年4月被捕的甫志高供出了领导上级与同志，并带领军统局特务捕获了工运干部许建业，导致《挺进报》遭受重创。

1946年夏，真实故事中的甫志高，其第一原型是任达哉，这段往事便由此缓缓展开。

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对解放区发起全面战争，解放战争爆发。战局恶化，谈判无望，国民党重庆当局查封中共四川省委及新华日报社，相关人员被迫立即撤回延安。

然而，国民党极力封锁消息，致重庆群众情绪悲观。他们既不知战局如何，也不清楚解放军何时能至。

1948年3月，陈然出任《挺进报》特支书记，负责秘密印刷，并遵照上级要求向敌人内部寄送报纸以分化他们，然而这一行动也引起了军统局特务的警觉。

1948年4月，地下党员陈柏林在阅读《挺进报》时遭特务发现，因此，陈柏林及其上级任达哉不幸被捕。

任达哉成为了此次事件的首个叛徒，他率先张嘴背叛，出卖了革命同伴。

此人原为印刷工，参与多场工人运动。因思想动摇，曾短暂担任军统局通讯员。见中共壮大，隐瞒军统背景入党，彼时已与军统断绝联系。

被捕后，因国民党特务对任达哉过往一无所知，遂对他进行了连续两天一夜的严刑拷打。

他无法忍受酷刑，最终背叛并供出了上级许建业，这一行为导致了重庆、川东党组织及川康特委遭受严重破坏。

任达哉叛变后，《挺进报》虽遭重创，但地下党斗争未息，该报两度复刊，持续在重庆战斗。1947年6月至1949年8月间，《挺进报》三起三落，于敌心脏地带传播消息至重庆各界。

同志们终究未能摆脱敌人的残酷掌控，身陷囹圄，面临着重重困境与挑战，但心中的信念与斗志却未曾有丝毫动摇。

江竹筠，即众人皆知的江姐，被捕前并非重庆地下党直接成员，实为川东地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人员。

此前，她丈夫已在起义中牺牲，组织欲调她至重庆，但她坚持留于原战斗地。不幸因叛徒出卖，江姐终遭逮捕。

江姐被押至监狱当晚，她即遭严刑拷打，却未吐露半句，令特务都感叹：“这几个女子真是铁骨铮铮，始终一言不发，严守党的组织纪律 。”

特务们震惊不已，因为江姐仅1.5米身高，身形矮小。她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后，特务们竟施行了老虎凳、夹手指等残忍刑罚。

见江姐被抬回牢房时已血肉模糊，一位年轻同志大喊“江姐”。自那以后，不论年长年幼，众人都尊称江竹筠为“江姐”。

盛国玉于1948年10月被捕，随后被关押进江姐所在的牢房内。

多年过去，盛国玉仍清晰记得江姐的一切。她回忆：“我进去时，见她满身伤痕，手已致残，每次上铺休息都抓不稳，我急忙上前帮助她安稳躺下。”

同志们回忆，江姐不仅宁死不屈，还做了一件大事：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出身贫寒，为求生计来到渣滓洞。他被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染，决定相助。狱中同志与外界的诸多秘密联络，皆得益于黄茂才的协助。

遗憾的是，黄茂才在大屠杀前遭特务遣返，未能参与营救。他最后的贡献是传递了“吉祥”的信件。

信件送出之际，渣滓洞内已悄然掀起屠杀风暴。

信首即述：10月28日，10人遭公开枪决；11月14日，电刑房内50人（含竹姐）罹难，我们深感悲痛，人人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之下。

胡其芬即为“吉祥”，她曾在《新华日报》担任职务。

黄茂才将信转交给地下党员况淑华，鉴于重庆局势严峻，直至11月25日上午，况淑华才成功将信件递交至川康特委派驻沙磁区工作组的负责人刘康。

刘康阅信后深感愧疚，随即起草回信，详细阐述了狱中状况及营救策略，一并回复给对方。

他在信中笃定告知同志：西南正步入解放之路，昔日动荡之物正急速瓦解，外头的朋友亦加倍奋斗迎解放，此情此景，足堪告慰。

经深入研究，刘康拟定了诸多计划与注意事项，但再寻黄茂才时，得知其已被特务送走，胡其芬也无法回信。狱中同志仍满怀希望，彼此鼓舞，期待胜利的曙光。

在数日内，党组织迅速组织人员前往渣滓洞监狱实施营救计划，并筹备了五十两黄金作为行动资金。

狡诈的特务竟然把原定的大屠杀日期提前了。

11月27日下午，张学良将军的副手李英毅在步云桥遭枪击身亡，这一事件标志着大规模屠杀的开始。

当晚，白公馆的革命志士被分批转移至松林坡，伴随着阵阵枪声，他们相继英勇就义，倒在了一片猩红之中。

狱中的同志们已清晰闻及解放军逼近的炮响，深知胜利的时刻已近在咫尺。

敌人慌乱至极，意识到逐一押送革命者至刑场已不可能，便直接向牢房内扫射。那晚，无数英勇事迹涌现。

何雪松强忍伤痛，挺身用身体堵住牢门阻挡子弹，意图保护更多同志；张学云则从牢房角落猛地跳起，紧握敌人枪管，意图夺枪进行反击。

敌人屠杀后慌乱离去，随后泼汽油点燃渣滓洞监狱，令那些幸免于枪弹的同志，又不幸在熊熊烈火与浓烟中英勇牺牲。

渣滓洞监狱，仅有15位同志幸运逃脱劫难，得以幸存。

在监狱中的最后时光，同志们心中依旧牵挂着党的未来与命运，直至生命的终点，这份忠诚与挂念未曾有丝毫动摇。

多年后，幸存者罗广斌与杨益言共同致力于《红岩》创作，白天访寻革命前辈、搜集素材，夜晚 挑灯夜战，常常通宵达旦地撰写红岩英烈的革命故事 。困境之中，他们饥饿难耐，只能一点点掰馒头充饥，但手中的笔依旧挥动不止，从未有过片刻停歇。

《红岩》出版后反响热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罗广斌 杨益言声名远扬 。但他们常提醒 ：真正应该被铭记的，是那些在黎明前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

罗广斌 杨益言将稿费用作党费，并时常告诫子女：“任何人不得随意议论《红岩》，更不许借此为自己谋取私利。”

叛徒“甫志高” 在《红岩》小说中是一个经典的叛徒形象，其原型有多个，叛徒任达哉原本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后来叛变成为军统局的通讯员，并在1948年被捕后供出了许多地下党的信息，导致中共《挺进报》遭受重创。‌

1949年11月27日，任达哉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枪杀。

叛徒冉益智，他曾在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任职，主编党部机关刊物《党政周刊》。曾经担任川东中共地下党副书记。

1951年2月冉益智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叛徒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县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

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对罪大恶极叛徒刘国定执行枪决。

叛徒蒲华辅 涂孝文，具体事迹与冉益智和刘国定有关联‌ 。叛徒蒲华辅 涂孝文被军统局特务秘密杀害。

在《红岩》中，“甫志高”的背叛行为导致了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他被捕后供出了许多同志，最终在1949年被国民党枪杀。这一角色在小说中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和深化主题的作用，使得故事更加真实和引人入胜。

作者 ：文墨史海居

编辑 ：罗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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