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彩虹

红杨树

我与妹妹同时上山下乡，在草河黄岭二队的后山上。

(五)风 雨 过 后 见 彩 虹

文革中人们最痛恨的是人性的扭曲，最同情的是无数被迫害的人、被破坏的家庭。这场革命，带来了数不清的哀怨。不说全国，就是我的家庭和身边就上演了无数颠倒黑白的悲剧。

父亲是个教育家。1958年，他舍弃如日中天的事业和大城市的繁华，带全家到凤城草河，创办了全国笫一所新型农村实验学校，被誉为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当代陶行知。1966年春，他劳累成疾患了脑病，并被检查出严重的风心病。最初是批判他执行了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随着运动的深入，他被定为走资派，不认罪又两次升级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多次被抄家、工资被取消，只领可怜的生活费。病重起不来床，造反派勒令妈妈和我们四个孩子，用担架抬他到批斗会场架着批斗。后来他被关入牛棚，长达十个月之久。数不清的批斗，衣服被撕烂了、头发被拔光了，耳头被打聋了。军宣队和造反派还不甘心，又深挖他是“隐藏最深的大特务”。对一个重病在身，年近半百的老人，哪有一点人道而言？三九严寒，牛棚不给生火，审问中用火钩烫脖子、扒下棉衣在雪地里生冻…..。家属也不能幸免，哥哥探家被造反派围攻，刚下火车就被迫返回。姐姐在家生孩子，直到满月借送饭之名，父女得以在牛棚中泪眼相见。大妹被定为保爹派受尽冷眼。小妹和小弟都是小学生，也被迫辍学在家。我家于1969年，又被遣送到连电灯都没有的农村。父亲曾坚守信仰，仰天长吟“志壮草河滨/ 碧水照丹心/ 萧萧白杨林/ 一将见忠贞”，他也以海难中船长与船共沉的气概，捍卫知识分子的名节和尊严，以死抗争事业的夭折和对他的污蔑与迫害，可他身体虚弱的三次自杀竟然未遂，但淋漓的鲜血昭示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高尚气节。

亲属间，在天津做医生的伯父曾被逼上吊自杀，幸亏伯母发现及时，剪断绳子捡回一条老命；我大姑父三个兄弟，早年都是公费留学日本，事业大有作为，被称为熊岳臧家三杰。文革中除老大臧伯鲸解放前远走美国外，在河南农学院做教授的姑父臧广田，被批得体无完肤。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医生的老三臧光华含冤自杀；我的大姨父旧社会老北大毕业，土改定成分为地主，大姨自然是地主婆了。本来老俩口1962年就被从抚顺市清洗到新宾农村，他们无儿无女，文革互相搀扶接受批斗，大姨被打断了脊梁骨；二姑父解放初期因历史问题被政府镇压，二姑虽已改嫁一老工人，可仍摘不了反属帽子，由街道召开斗争大会，低头弯腰，念中学的两个女儿也倍受歧视，别无选择只好改了姓。

凤城县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其中农业局两个局长相继自杀。最使我家痛心的是县农业局局长李桂根叔叔，他是我父亲大学同学和挚友。就是我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原名疏红，反右后改为树红）。他是著名的畜牧专家和辽宁省有影响的无党派人士，只因当了几天国兵，出身富农，就不依不饶。他自杀的消息是我带回家的。父亲那天在葡萄架下，借酒浇愁悼念亡友，吟诵了鲁迅的两句诗“忍见朋辈成新鬼 / 怒向刀丛觅小诗”，眼里噙满了泪水，那情景至今不能忘记。李叔的儿子李斌，当时还只是个15岁的少年，在凤城一中读初一。父亲走后，他被逼无奈只好辍学，背井离乡谋生路。我们姐弟再见面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提起父亲文革遭遇仍泪流满面。

回到农村后，阶级斗争仍如火如荼。我们大队下放右派姜庆福、曾在国民党农业部供过职的历史反革命顾新武、毕业于黄埔军校，原国民党炮兵团长，对日作战震聋了耳朵而回乡的老顾头等，都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人。运动来了老靶新用，折磨得生不如死。后期我到公社工作，林彪事件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一个农村小公社，立案的竟有百人之多。一个地主成分的人，只因为冬天房后档苞米杆子，没注意墙垛子上的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挡上了中间的三个字，两头垛子露出了“要”“修”两个字，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管制了好几年。

回农村以后，又经历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水浒批投降派，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等政治运动。1976年的一声春雷，震撼了神州大地，宣布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无产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风雨过后见彩虹，中国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