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归舟呼白也，浮云散尽见苍茫。” 为李白，题一首诗，说一段史，解一个疑。

捲石

读李白《避地司空原言怀》题后

长安辗转下浔阳，入幕鸿宾附永王。

大有世人皆欲杀，难为天命不佯狂。

自鸣谢石东山起，以著先鞭北虏攘。

皇室操戈连坐罪，诗公投笔累诛伤。

卧途穷委波臣辙，翘首能明圣主光。

未就功名成乐祸，乱飞桃李落荒唐。

司空访道卜终己，浇垒吟怀耿绝肠。

哭笑先生题虐戏，放流晚节发悲凉。

若非当日郭汾老，无复此间愁夜郎。

千里归舟呼白也，浮云散尽见苍茫。

附 李白《避地司空原言怀》

南风昔不竞，豪圣思经纶。

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

虽有匡济心，终为乐祸人。

我则异于是，潜光皖水滨。

卜筑司空原，北将天柱邻。

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

俟乎泰阶平，然后托微身。

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

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

弄景奔日驭，攀星戏河津。

一随王乔去，长年玉天宾。

李白这首诗是在参与永王叛乱失败被捕入狱，经兵部尚书郭子仪相救获释后，在等待朝庭发落其间，以戴罪之身避居于司空山里写下的，表达了因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产生出世的念头。在避居的这段时间里李白喜欢上了司空山，欲在此间求仙问道，终老一生。

次年三月初，朝廷的定罪裁决送达司空山，李白被判“附逆罪”流放夜郎。在古代，流放罪是仅次于死刑的最重刑罚，更不要说还是流放夜郎（贵州）这样荒僻的虫蛇之地，到那里活着的都是九死一生。出发时的情景十分凄凉，只有妻弟宗景相送，李白痛哭流涕，心知此去再无来日。真是“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当时李白选择走水路，从九江出发沿江西行，以流放的名义兜兜转转，磨蹭了十五个月才到巴蜀，反正快活一天是一天，玩的就是拖字诀，果然上天不负大诗人，喜从天降，遇上大赦，此等万幸中的万幸，李白又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仿佛坐了回过山车。“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要说李白卷入永王璘叛乱的经过，还得从安史之乱说起，与早先被玄宗逐出长安也有那么点关系。

自从天宝年间李白被逐长安，好听的说是赐金放还，李白的政治前途算是到了尽头，被逐的原因也是自己作，“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皇权大不敬，对高力士和一些朝庭官员很不尊重，自然不受上下的待见。被逐放后心情低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用十一年时间来遍游山水，寄情疗伤，还出家成为一名道士。他在金陵凤凰台写道：“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失意中的他再也回不去长安了，自己的理想破灭想不愁也愁。知道他为什么最爱孟夫子了吧 “ 不才明主弃 ，多病故人疏。”一样是被玄宗赶了回去，一生不得仕，两人是同病相怜啊。

在那时，被逐出京城的人员，没有诏赦是不得擅自入京的，换句话说就是被赶出了政治圈，前途无望，体制内是没得混了。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祸乱中原，李白与妻子宗氏南奔避难到浔阳（今九江）入庐山隐居。在庐山期间，李白收到永王李璘的邀请，然被宗氏拒绝。宗氏是唐高宗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官场上的政治嗅觉比李白要敏锐。后永王璘又多次派人去下达聘书，是殷勤相邀，还是威逼胁迫，不得而知，总之几经犹豫，李白终于下山入幕，永王封了他个左司马。

有说李白入幕是受永王胁迫。李白自己陈述《为宋中丞自荐表》中：“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 在诗中也写过：“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

据《旧唐书》载：“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及璘败，白坐长流夜郎。”以“璘迫致之”一笔带过。暗示李白是被胁迫的，

此后又经宋代苏轼和曾巩的影响。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

苏、曾二人的理由都是主观推测，没有事实依据，缺乏说服力。李白可以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为推卸责任，给自己找托辞，下台阶。如果读一下李白加入永王舰队后写的《永王东巡歌》，可以看出，他的说辞和表现是前后矛盾的，当时李白其实很兴奋。大赞李璘的军队，自比谢安，信心勃发，志要东山再起，挥鞭静胡，不象是有被胁迫的样子。

安禄山起兵叛乱后，很快攻陷东西二京。天宝十五年玄宗避难入蜀，携部分皇子随行。唐开元时期，皇子都是圈住在京城里，不得回封地任居，当时在长安有十王宅，后来皇子王孙多了又扩建了百孙院。行至汉中，玄宗发布《分置制诏》，让众皇子回封地，并分领天下的节度使，镇守四方，各自募兵平叛。这是一个非常失智的决策。安禄山叛乱本来只是外患，这个诏书一下，很快就引起了皇室内乱。诸王子像脱缰的野马不可节制，拥兵自待，占地为王。皇权争夺的矛盾一下就爆发了。

忠王太子李亨北上灵武，抵达朔方军大本营后不久，在朔方将领的拥戴下马上称帝，连登基仪式都是在城门口发个浩诏，就成号统天下的皇帝了，史称唐肃宗。肃宗登基后改年号为至德。派人往成都通知父亲玄宗，升其为太上皇，一时间天上两个太阳，地下各路人马不知所措，在两个光辉之间徘徊观望。

此时永王李璘坐镇江陵，领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的四道节度采访使及江陵郡大都督。李璘手握兵权，加之当时安史之乱并未祸及南方，看到江淮富庶，地广物博，又被左右蛊惑，遂有了割据之心。他招募数万兵马，拉拢名士李白、高适（后投效肃宗），擅自任命地方官员。

肃宗在灵武，闻永王行为可疑，诏令其归蜀朝觐玄宗，李璘拒不从命。至德元年（7 5 6年），号令舟师东下，以水军五千直驱广陵（扬州），截断江淮漕运，意图接管金陵，引发了朝庭震动。后来史书把永王东巡事件称为永王叛乱。

李白加入永王璘队伍后，写了十一首《永王东巡歌》，是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记录了永王李璘舟师东巡的情况，诗中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

《蔡宽夫诗话》：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志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

他认为李白欲借永王之势为天下建立奇功，只是难以知人料事，未能成功，并非主观上参与叛乱。这算是为李白洗白，不落得个乱臣贼子的坏名声，他的观点还说得过去，也代表了历代文人为李白站台的一贯立场。

李白自离开长安后想重返政治舞台几无可能，遇上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动荡。所谓乱世出豪杰，时势造英雄，永王邀请他入幕又让他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这正是他需要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平台。“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自认有诸葛之才、贾谊之策，司马相如之智，可以成为管仲、乐毅那样的宰相，辅佐君王，匡扶乱世，他要拯救苍生，理想成为鲁连，谢安那样的天下高士，可以高风亮节，功成归隐。

长安三万里，机会在眼前，体制内上不了车，就在体制外搭条船，他把自己梭哈了，却是一把烂牌。命运的小船给他开了个玩笑，他错估了风向，刚驶出湾仔码头就被吹翻了。

当时肃宗刚称帝不久，玄宗还在位，永王以“靖难讨逆”为名，东巡江左。肃宗要借机以叛逆朝庭的罪名除掉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方面震慑其他皇子，逼老子放权，一方面可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他委任高适为淮南节度使，与江东节度史韦陟、淮西节度使来瑱三面合围，共同平定江淮之乱。至德二年（757年），唐军与永王水军在丹阳激战，永王兵败，逃奔至鄱阳，在逃往岭外的途中，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擒获斩杀。李白自丹阳南逃，不久即被唐军抓获，囚下浔阳狱中。

李白入狱后，“世人皆欲杀” （杜甫《不见》）全仗朝中郭子仪，以天下兵马副元帅，兵部尚书的职位“解官以赎”，竭力相保，才得以减轻李白罪责，由“叛逆当诛”之罪改为免死，暂以戴罪之身出狱，在司空山由地方官员监住，等待朝庭最后的判罚发落。因为李白当年在并州哥舒翰军营中救过郭子仪，郭子仪后来收复二京，在平安史乱中建立功立业，位列公卿，还被封汾阳王，代国公，这次李白有难出手相救以予报答。

晚唐裴敬巜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有：“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 可证实郭子仪以官爵相赎救李白之事。

在《新唐书 李白传》也有“永王璘辟（白）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这样的记载。

李白在狱中还曾多次上书请求崔涣出手相救。在李白集中有多篇在狱中写给崔相的诗。因唐玄宗入蜀避乱，崔涣迎驾有功，唐玄宗看他能干，任他宰相职，故李白诗称崔相。李白囚浔阳县狱时，任江东采访防御使，巡抚江南。李白作《上崔相百忧章》、《狱中上崔相涣》、《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等诗作给崔涣，其中有：“ 因念覆盆下，血泣拜天光。”，“ 能回造化笔，或冀一人生。” 这样的诗句，情之切切可见一斑。然崔涣与李白并无过从，只因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有“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复清雪，寻经奏闻。”这段话提到过他为自己清雪，因是李白自己这么说的，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又没有其它的证据，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他出面参与营救过李白的情况。

这里提到的另一个人宋中丞其名宋若思，也是被认作解救李白的重要人物，他是唐朝早期著名诗人宋之问的侄子。他和崔涣一样也没史料证据证明他在永王案中施救过李白。两人都因为只在李白代笔写的《为宋中丞自荐表》这份求职信中提及，而被认为他们才是李白的再生救世主。

这篇《为宋中丞自荐表》最早出现在宋代由曾巩等人整理考证的《李太白文集》中，而新旧唐书中均未提及此文。《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只提到李白因附永王李璘入狱、后被释放的经历，未提宋若思营救的细节，更未涉及《自荐表》一文。但这不能完全否定《自荐表》真实性。因为新旧唐书作为正史，主要用来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物生平，很少涉及文书领域。由于史料的证据不全，他们在永王案件上营救李白免死出狱的问题就成了一粧历史公案。

关于这个问题有兴趣单独拿来讨论一下，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这个《自荐表》就研究李白生平带来麻烦还不止这一个，由于曾巩在编辑中的一些错误，把当时前人已记录清楚的一些基本事实搅得一团糟，引发很多争议。

《自荐表》中陈述：“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复清雪，寻经奏闻。”

在这段话中，“前后经宜慰大使崔涣及臣（宋中丞）推复清雪”一句可以参对李白给宋若思写的另一首诗《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在这个长长的题目中不难发现，李白自己说的“脱余之囚”这个情况和《自荐表》里的“推复清雪”情节说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宋若思帮助过李白使他脱囚的事情应是不虚。

不过从脱囚之后就让李白“参谋幕府”的行为来推断，宋若思这次使李白脱囚不可能是李白参与永王叛逆的那一回入狱。如果是，此时李白还是戴罪之身，还没有被裁决流放夜郎，正等待上面的定罪发落，宋若思只是个五品的御史中丞怎么敢把一个参与谋反，叛逆当诛的朝庭重犯招进幕府做自己参谋，除非他自己想造反，不然摸摸肩膀上有几颗脑袋，宋若思自已难道不清楚吗？这个烫手山芋满朝文武都避之不及，恐受牵连，他怎么会自己冒险把李白聘入幕府蹚这趟浑水，还上表为李白求官，这于情理不通啊。

宋若思当时提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停留住扎）浔阳。只是在地点上与李白下狱的地点相同，而时间上不是在李白被定罪流放之前。有直接的佐证就是《新唐书·李白传》里的记载：“永王璘辟（白）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

这段材料里明白无误的讲了李白在浔阳入了两次狱，第一次获罪下狱，郭子仪解官以赎，免除死罪，流放夜郎。第二次下狱是在流放夜郎会赦后，回到寻阳坐的事，这次才是宋若思为李白脱囚，并辟为幕府。这跟李白给宋若思的赠诗题目里讲的情况完全一致。而曾巩却将宋祁、欧阳修的《新唐书 李白传》里的这段两次入狱的事并为一案。在他撰写的《李白集后序》中直接将前人的这一重要证据改了。

他改动了《新唐书》里的说法。此后，人们又将他的这一说法加以引用而反过来怀疑《新唐书》有误，再用李白的《自荐表》来证明曾巩的《李白集后序》所言，清代的汪琦从曾巩之说，在《新唐书李白传笺识》云：“《新史》以为赦还之后，在寻阳坐事下狱，而宋若思释之者，以一事分为二事，非也。”也将《新唐书》里的二事认定为一事。

受曾巩和汪琦的影响，现在提到这段事都只说是崔涣、宋若思救了李白，而《新唐书》里讲的郭子仪解官相救反到是像演义出来的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李白为什么在《自荐表》中只说自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这件事，而没有说《新唐书》里提到的“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的另一事？可是又说“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复清雪，”这确实令人不解。在“前后”二字之间存在一个时间跨度，有时间差是肯定的，前是什么时候？后又是什么时间？是不是有必要在这里推敲一下。如果是两人同时做一件事，表述就不需要“前后”二字，“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复清雪”不是更简洁，多出“前后”二字实属添足，而李白绝不会在这无缘无故地写上“前后”二字，只有一个解释，崔、宋二人分别为李白各清了一次雪，“推复”也并非是一个行为，前一次是推，指崔涣，后一次是复，才是宋若思。崔“推”的是在流放前，宋“复”的是在会赦后，地点都是在浔阳。这就和《新唐书》里提到的李白二次在浔阳下狱的经历吻合。

基于这样的分析，帮助李白在永王案中由当诛之罪改成流放的人要么是《新唐书》和《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提到的郭子仪，要么是李白在《自荐表》里自己说的崔涣。而宋若思是在李白经历了流放后回到浔阳再次坐狱的结案的人。至于案由史料没有记载，或是永王案流放后回到浔阳又遭旧案重翻，宋若思为其恢复名誉，所以李白在《自荐表》中只提了此事并称是“推复”，结案后宋若思让李白来参谋幕府，事后李白作诗答谢恩主，整个过程就顺理成章。

另外李白在《永王东巡歌》第五首中有“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这句，也可以看出在永王叛乱时，唐军并没有派兵往河南，当时情况安史叛军处于进攻态势，唐军在败退中还没组织起各地的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所以宋若思领吴兵三千赴河南的时间不会是在李白第一次下狱的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也就不可能同崔涣一起救助李白，由死罪当诛改免死流放。

说到这一点，很多地方都是把事情反过来推，至德二载（757）李白参与永王叛乱坐事浔阳，此时宋诺思刚好在浔阳，并为李白脱罪延入幕府，李白代笔写了《自荐表》，由此认定《自荐表》所作时间是至德二年（757），去网上看看，用DeepSeek查，都是这么说。

在《自荐表》中李白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个人信息，他提到自己的年龄“前翰林供奉李白五十有七”，由于《自荐表》被人定格为至德二年，再用“五十有七”这个年龄坐标去推算李白的生年，结果又牵扯出了研究李白生卒年的混乱争论，把唐人清晰记载的史料象推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并序》里的当朝人记的时间表，在至德二年（757）“五十有七”这个臆断的年份加实在的年龄公式计算下，都不对了。现在查李白词条，701一762的生卒年也就这么造出来的。

李白的《自荐表》发出后也是石沉大海，没有结果，就去了当涂，投靠时为当涂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那里埋头整理自己的诗稿。李阳冰为他的诗集写了个《草堂集序》，序中写道：“神龙之始（705），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也有：“神龙初（705），潜还广汉，……，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试以两位记叙的神龙初705年加《自荐表》里“五十有七”的年龄，得出的结果是762，古人年龄一般是以虚岁计算，所以761 ～762年，可能这才是真正的《自荐表》写作时间。这一年是唐肃宗的上元二年，此时李白已结束了流放，回到了浔阳，也正是这一年唐肃宗调集天下兵马在河南同安史叛军决战，斯时宋若思领三千吴兵赴河南，脱囚李白于浔阳。这个推断当然也不能算是历史定论，没有史料方面的证据，只能说有这种可能吧，至少可以把《新唐书》、《自荐表》、《草堂集序》这些文献里记的人和事在时间关系上捋清楚，解释得了。

花了不少笔墨来写，想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可能真相永远是个谜，想起马未都先生说的话，“历史没有真相，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可能不是真实的历史。”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门思考，求证，难道不是吗？李白的遭遇反映了士人在乱世时的困境，折射出动乱中文人的命运坎坷。浮云散尽，青山北址，李白还是诗坛上那颗最耀眼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