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年俗—扭秧歌

葫芦丝

　　元宵节当天，规模宏大的秧歌展演把蛇年春节文化活动推向高潮，也让我回忆起儿时过年有关秧歌的许多情景。那时候，如果没有热热闹闹的秧歌扭起来，人们会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年。在我的家乡，“破五”前，以家庭、亲属为中心的聚会、拜年、串亲、访友系列活动为主，初六以后，火辣、热烈、喜庆、欢快的秧歌逐渐拉开帷幕。家乡的大秧歌形式亦庄亦谐，风格独特，广袤的土地赋予它淳朴、豪放的灵性和风情。它源于乡亲们田间的耕作，又寓意着丰收富足后的喜悦以及祈福驱凶的愿望，融泼辣、幽默、诙谐、喜庆、庄重于一体，将乡亲们热情质朴、豪放善良、刚柔并济的性格挥洒得淋漓尽致，展现得完美无瑕。每逢这时，山村一通极富弹性、配合默契的锣鼓镲，一曲节奏明快、韵味十足的唢呐声，瞬间会把酒足饭饱的乡亲们集合在广场上。

秧歌的组织者，是几位“会首”。一般由村子里德高望重、有一定号召能力的人担当，未必都是村干部。过去曾有“宁统三军，不领一会”的传统说法，足见组织秧歌之艰难。会首们年前就要召开会议，开始酝酿、策划和筹备，确定形式、演员、经费、服装和道具等等。

在我的家乡，秧歌的传统方式有踩高跷和地蹦子（地秧歌），印象里多以踩高跷为主，而我们村的高跷在周围十里八村最为著名。演员们身着传统的戏装，扮演着古典名著或神话传说中的家喻户晓的人物，打头的几排多为身着古装的公子哥和淑女，有的还要男扮女装。后边的角色比较普遍的人物有《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蛇传》里的白娘子、许仙、小青、法海，《铡美案》里的包公、秦香莲、陈世美等等。还有一些固定人物不可缺少，如头顶梳小辫的“傻柱子”、手持旱烟袋的“老座婆”等等。当年本家二爷年轻，是一位出色的“旦”角，穿上戏装，梳上大辫，扮相极佳，足以乱真。到远一点的地方演出演员要被请到各家各户用餐，二爷经常被当做“大姑娘”被大姑娘抢回家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是个例外，演员必须扮演“工农兵”等正面形象。记得文革初期，村里的秧歌队身着老戏装到北宫村演出，遭到一位自称是承德市文化局干部的“斥责”：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在宣扬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东西，竟然还男扮女装，典型的“四旧”。秧歌队理论不过，只好愤然而散。

记得在凌钢工作的赵庆家是秧歌队集中的地点，并兼做化妆室，从他家出来，下了一个小坡，就到了村里的“广场（较为宽敞的菜园子）”，秧歌队在这里演练、彩排或出发到邻村演出，下午回来后，也要到这里打个圆场才能各自散去。

秧歌队表演时队形变化灵活，花样繁多。串街表演时，一般男女角色分列成两列纵队，时而交叉，时而并列；在稍大的场地表演时，一般要围成圆形，挂“四面斗”或串“黄瓜架”。有时由一位演员在中间献出唱段，唱词一般是戏词或祝愿、称颂的内容，演唱时周围演员正常走动，唢呐伴奏时则欢快地扭起。广场表演“扑蝴蝶”、“骑象”、“卷白菜心”是秧歌队的三大绝活；扑蝴蝶由两人表演，一人用钓竿吊着“蝴蝶”，扑者憨态可掬，闪转腾挪，每每觉得扑到，结果每每扑空。尤其进入高潮，扑者孤注一掷，敦实地扑倒在地，一点一点将衣服展开找寻，结果还是没有扑到，引得观众开怀大笑。扑者需要高超的技艺，最后从地上一跃而起，稳稳站立，此时掌声、喝彩声连成一片；骑象需要多人配合表演，有人做象身，有人做象腿，有人倒走牵红绸做象牙，骑者兼做指挥，团队必须步调一致，稍有不慎，就会集体倒地。其宏大的场面，精湛的技艺，每每令人赞不绝口；卷白菜心从打圆场开始，领队开始加快脚步缩小绕圈半径，外侧演员步伐加大，形成螺旋向内的动态，此时配合锣鼓唢呐节奏，队形越发紧密直至极限，领队在最中心挥舞红色绸带模拟“菜心”时，活动达到高潮。突然唢呐变调，领队折返方向，一圈圈向外逐层转出，队形如花朵绽放般迅速扩散开来，恢复初始时圆场状态。卷白菜心的特点是紧锣密鼓，扣人心弦，演员需高度集中，避免绊倒。

村里的秧歌队经常到邻村演出，邻村的秧歌也会来村里回访。记得除了“踩高跷”和“地蹦子”之外，还经常来一些“跑旱船”、“挑花篮”、“手把灯”等秧歌队伍。秧歌队来访，一般要派人提前下通知，叫“撒片子”，这时村民会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有时等到后半夜也毫无困意。如果赶巧一天内有几支秧歌来访，村子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非凡。

正月十六一般是休“会”的日子，秧歌队在村子里逐户走访做告别演出，感谢村民对秧歌队的支持。当然村民也要有所“表示”，多寡皆可，不求一律，全凭心情。在头面人物的门前表演时间会长一些，当然“表示”也会丰厚一些。也有不情愿者，称之为“刮地皮”。

如今，扭秧歌已不再是过年的专利了。富足之后的农村，农闲时人们会扭起欢快的大秧歌，笑意写在农民的脸上，幸福溢满了大家的心头。在城市广场，身着花花绿绿服饰的中老年人，扭大秧歌成为每日锻炼身体的必修课。街道的阿姨们，每逢重要节日或宣传活动，也都会扭起秧歌来助兴，但无论如何，小时候的秧歌情结依旧是我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