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π

：岁在乙巳，时维孟春。岭南陶然轩内，四世同堂，华灯照夜；珠江烟波之上，双星焕彩，晚霞漫天。谨以骈俪之文，铭此椿庭寿宴、白首鸳盟。上阙·寿宴篇陶然雅阁，灯火煌煌。廿八席列玳瑁，四世欢腾椒觞。鲐背兄自鮀城策杖而来，银髯飘雪；总角女以清音执礼相贺，玉珮鸣廊。忆昔烽火离鸾，半纪方归萱室；而今琼枝竞秀，百人俱沐兰芳。湄公畔，携椰风以祝嘏；越秀山前，撷木棉而添香。巍巍，鹤发松姿。展《大浪淘金》之卷，尽书八秩沧桑；指中大楼宇之巅，笑说百年星霜。修和长者，忆燕园旧雨，话族谱新章。言及十数青衿耀于当世，满座击节；更期百代丹桂馥于来日，举座腾芳。稚子献丹青，墨染春山之色；少年吟楚调，声震秋水之梁。觥筹交错间，恍见旧时竹马；笑语喧阗处，犹闻故里茶香。下阙·晚晴篇若夫暮云散绮，夕照熔金。五十载星霜易逝，三生石旧约重寻。昔别青丝委地，今逢白首倾心。普陀烟雨，曾印菩提双履；潮汕波涛，长歌击楫同心。苏堤柳浪，共描眉月弯弯；越苑梅妆，同嗅暗香沁沁。镜头流转处，非惟山水形胜，实乃情天不老之痕。晚霞寄语，字字璇玑。非关风月少年狂，却是冰心皓首痴。佛前愿，证来世今生之约；海边盟，镌地老天荒之辞。视频传韵，胜美篇之精妙；翰墨留情，超小糕之新奇。看耄耋执手踏歌，浑如连理新枝；想鹤发凭栏观海，恰似交颈鹭鹚。颂曰：周氏之门，德风泱泱。椿萱并茂，兰桂齐芳。兄友弟恭，谱就团圆华章；梅开二度，书成晚照琼浆。昔聚手足，今偕鸳鸯。八秩寿宴，四世祯祥。百年之约，双影徜徉。此情可镌金石，此景当铭圭璋。惟愿：云中青鸟常驻，海上仙槎永航！注：文中"小糕"指代流行的小年糕视频软件，取谐趣之意。全赋依《平水韵》，嵌"手足情""黄昏恋"双线，以骈赋体例铺陈，用典而不晦，言情而不俗，力求展现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家族温情与暮年真爱。

　　为感谢荣永华同学赠送的生日礼物而作

一、π的由来及近似值

π（圆周率）是数学中最重要的常数之一，代表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并在不同文化中得到了深入研究和计算。‌

1. ‌早期发现‌：

古代巴比伦和埃及‌：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代巴比伦人通过测量发现π的值约为3.125，而古代埃及人则计算出π约为3.1605，并将其应用于建筑和测量中。

古希腊‌：公元前250年左右，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通过计算圆的内接和外切正多边形的周长，得出π的近似值在3.1408到3.1429之间。他的方法为后来的数学家提供了重要思路。

2. ‌中国古代的贡献‌：

刘徽‌：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运用割圆术，计算出π的值约为3.1416。他通过不断分割圆并计算小扇形的面积，逐渐逼近圆的真实面积。

祖冲之‌：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在前人基础上，将π的值精确到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这一成就领先世界长达千年。

3. ‌符号的起源‌：符号π的引入‌：1600年，英国数学家威廉·奥托兰首先使用希腊字母π表示圆周率，因为π是希腊语“圆周”一词的首字母。1706年，琼斯正式推广了这一符号，后来被欧拉等数学家广泛接受。

4. ‌现代发展‌：计算精度的提升‌：随着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π的计算精度不断提高。例如，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巨型计算机将π计算到小数点后10.1亿位，创造了新的纪录。目前π的值已经被计算到小数点后105万亿位‌。这个记录是由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创造的，他们使用了一种名为“Chudnov’s algorithm”的算法来计算π的值‌

‌ 总结‌：π的由来不仅反映了人类对数学的探索，也展示了不同文明在科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从古代巴比伦到现代计算机，π的研究始终是数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著名定理及公式

1、勾股定理：a²+b²=c²

2、欧拉多面体公式：图3

3、二项式定理：图4（自编）

4、欧拉公式：e^iπ+1=0

三、今天是我的生日，喜得荣永华同学的生日礼物，十分高兴！万分感谢！

1、“80分”正好代表我已80周岁了。

2、最上面的“π”正好是π值的现代近似值，已精确到小数点后面105万亿位。

3、中间正多边形逼近法正是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所采用的方法，有了下面圆圈的数字。

4、勾股定理是我国古代发明的。

5、殴拉公式及殴拉多面体公式是数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个公式。

6、隐形的二项式定理是我最喜欢的定理，于是有我的部分引用。

7、新疆伊宁的邮戳十分精巧别致，我特别喜欢。

8、版面设计简单却富有深刻的含义：下框边图案重，代表扎实的基础和底座雄厚；上框边图案轻，代表奋发踔厉有力量。中间偏平菱形是图片的核心，稳重有底气，核心向四方。

二十四个节气速记法：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上半年来 6、21， 下半年来 8、23，

 最多相差一两天。

　　12天的北上求学路 刘子芳

1964年8月17日一早，我从家里出发，在云南驿乘上了运木材的卡车，下午到达一平浪，第二天再乘小火车到达昆明。当天晚上住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宿舍。19日上午，接待的老师给我们介绍情况，并介绍有一位清华大学大二的同学为领队，带领我们北上。下午我们在学校里面进行参观，了解大学的一些生活，20日去买昆明至占益的火车票和办理有关手续。21日一早见到领队，高个子，英俊潇洒，他戴着清华大学校徽，令我非常羡慕。我怎么考不上啊？笨蛋！我的心里一阵一阵地苦楚。当天由昆明乘火车到达占益。22号乘坐长途汽车去安顺，中途在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停留，好心的司机让我们在那里欣赏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高处，对面平地上宽敞的流水飞奔下河谷，形成了瀑布流，上面悦耳的流水声和瀑布下端闷雷似的音响混合为一体，如同交响乐。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瀑布。22日晚上，我们乘火车从安顺奔贵阳。之前的车票都是乘一次买一次，令人焦虑又费时间。23日在贵阳买到了通达西安的火车通票，这下省心省时了，当然在后来的行程中尚需在柳州和武汉转车。在贵阳的站台里卖煮鸡蛋的女性小商贩很多，不停地喊：“淹蛋！淹蛋！三分一个！”我好奇这淹蛋是啥味，买了一个上车，吃了方知是“盐蛋”，普通的咸味蛋。我第一次出卅出省，贵州诸多平地上有一堆一堆石头地形，让我思索不出成因，虽同属云贵高原但与云南不同，土地瘠薄。云南是大山和平坝，大山中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和山村，平坝里是肥沃的良田和烟雨蒙蒙的村庄。广西又有新的与云贵不同的山水风景，苍翠俊秀。25日上午到达柳州。转的火车要到傍晚才发车，于是领队让大家把行李寄存在车站，带领大家进了车站附近的一个广场式的市场里，说下午四点在此地集合，让各人自己逛去。这个市场里有各种小吃，我买了五分钱的饼顶了两碗饭。蔬菜和水果的品种很多，有好多热带的品种我第一次见，我把甜瓜误认为是老家的生瓜（西葫芦），有人买了就吃，我心想：这瓜怎能生吃呢？我想买一个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于是5分钱买了一个，冲洗了一下，一尝是甜的，口渴又饿，连皮带瓜子我全吃了。到陕西后的第二年我才知道这是生吃的甜瓜。只有领队有手表，市场里也难见到戴手表的，都不敢远走，也不敢花钱买东西，嘴里再想吃也舍不得花钱买。我们就在指定的地方等了半天。柳州天气非常的热，我穿着刘子礼给我的那件类似秋衣的草绿色薄棉衫，外面的长条格子衬衣口袋里装了家中给我借的路费，鼓囊囊地露在外面，那个时代真是社会风气好，长途跋涉十二天，我竟然一分钱未丢失。我每次取钱都小心翼翼，取下别针，打开口袋扣子，取出当天买车票和吃饭可能要花的钱放在裤子袋子里，再扣上扣子，插好别针。实在太热呀，又不好意思光上身把那件像北方的秋衣脱了（男人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只是我不了解风俗而已），只好把衬衣脱下，卷起来紧紧地握在手里。热得要死，我流了很多汗水。柳州站上车后同样热，我到厕所把秋衣脱了换了衬衣。回到座位旁，一中年妇女拉着个孩子把我的座位占用了，我不好意思叫她让出座位，只好在前后车厢里找空座位，未找到，只好站着。我从柳州到武汉的列车上也是多次被人占用了座位，我要么去另找座位，要么站在两车厢之间，观看外景。这是慢车，每站都停，每到站我就下站台散步。列车员把我认熟了，上车也不查我的票了。晚上11点许我有些睏，仍找不到座位，我在站台上发现一车门的盖板未放下来，上车的踩梯可以坐人，于是就在开车铃声时未进车厢，坐在踩梯上，车开了，风很大，非常凉快，我抓住铁栏杆，睏意全无，非常兴奋，爬车就是这样吧！因为是夜里了，很少有人上下车，我就这样享受了近两个小时的凉快，甚至有点冷了，被列车员发现，当知道了我已坐了两个小时，她吃惊地看着我，并说太危险，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了。我往前找了三个车厢才发现行李架上我的行李，旁边刚好有空座位了。我睡着了，醒来已经大天亮。27日下午6时许到达武汉，天气更热。领队把大家安排在车站旁边的旅馆里交代：到西安的车票已转签好，开车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多钟，今晚就住在这个酒店里，明早八点大家带好行李自己进站上车。他带领北上的同学们继续北上。我在旅馆里冲洗了几次凉水澡，太饿了，出门来第一次在歺馆里吃了顿饭，花了半斤粮票三角钱。好奇，我从火车站走到了一条背街道里，让我大吃一惊：这是个夜晚，一条街道里，男女老少只穿着极少的衣服，正在那里乘凉，光着脊背，男女多数穿着背心短裤，有的男的只穿了短裤光着身子，有的人躺在地上的竹席上，有的在小凳上，有的在竹躺椅上，扇着扇子聊着天，这种情况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种气候环境大理卅没有，当然不会出现穿衣服这么少的场面。我感到非常的奇怪，就在街上走，逛了两百多米长，观察这些人歇凉度暑的情况，知道环境如此，人们生活习惯也只能如此，故与老家大理的生活习惯自然不同。到西安后的第二年夏天晚上逛西安城，也基本是这样。我不敢走得太远，怕难回到旅馆去。逛了一个小时多就回去了，热得直流汗，又用凉水冲洗。列车从武汉直达西安，省心了，心里安静了，一路从车窗观景，困了就睡。整个河南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平原地广，村庄多而大，农村房屋破烂，树木极少，似乎比较贫穷。这个印象到1966年十月去北京串联时更增进了一步：河南是个穷地方，地穷人刁。中年后我开始旅游，多次经过河南，河南村庄周围的树木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近几年来我都是夏秋季节乘火车经过河南境地，绿了，肥了，真是中国的产粮大省啊。路程长，不敢再让人占用了座位，到站停车时不离座位了，开车之后才去解手或在卫生间喝凉水。8月29日傍晚，我从西安火车站走出来，阴天下着小雨，火车广场上，各个大学都有接待新生的大帐篷。在车站广场上，我找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接待站，我被领到了乘的地方等着。天黑以后，来了一辆大卡车，叫我们带着行李上了车。到交大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同车的广东的陈勲同学没有带行李，我让他和我睡在一起，打对睡。后来我们分在一个班级里，他和我睡了一个星期，直到学校免费给他发了一套被褥。

　 　交大毕业教中学 刘子芳

1972年2月4日，我离开了冰天雪地的21军华阴农场，分配到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原省重点中学《陕西省国立女子中学》）教书。原来以为是临时的，想不到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

1967年，我在西安交大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取消“三忠于”活动，并带头反对“三忠于”等言行，我这个曾经是团支部书记和文革小组长的学生，被工宣队关入“牛棚”一年多，毕业前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我由一个“大红人”变成为一个有“问题”的人，但我工作责任性强、工作热情高，深受学生的欢迎。

我报到第二天早上去食堂吃饭，教务主任就让我第三节课去上物理课。那个年级6个班，每周共12节课，每周每班批改一次作业，非常轻松，学生非常喜欢我的课。空闲时间多，我就借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看，几个月我把值得看的书基本借了看完了。学校里缺数学老师，又让我教数学。我深受学生欢迎，授课的班级数由开始的2个班级，三周后增加为3个班，一个学期后竟然给我安排了4个班级，每周24节高中数学课，把两个老师的工作量压到我一个人的身上，而且每学期把“乱班”分配给我，这个年级十个班级，我教授过八个班级。这个工作量有两年。每天下午与晚上批改四个班级250多名学生的作业，记录作业做得认真整齐的名单，上课时公开表扬，效果非常好，绝大多数学生的数学作业不仅按格式做，而且书写整齐，培养了孩子们的认真作风。我批改作业的风格与众不同：全正确，符合格式，特别整齐，批“好！甲”；欠整齐，批“甲”；有小错或格式不规则，批“甲下”；下面的等级有“乙”，“乙下”，“丙”，“丁”级偶尔有，此时加批语“请认真重做……”（要求重做某些题）。错误多或不符合格式，但特别认真整齐的，批“好在认真整齐！请注意……”早上早读时间各班学习委员抱走作业本，我从第一节上到第四节，口渴了无时间回宿舍喝水，就在自来水龙头上喝水，课堂间休息就和同学们聊天，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时间和精力基本全花在工作上了。主任对我说：“实在忙不过来的话，学生的作业可以少改甚至不改。”我试过，只要少改或不改作业，多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就下降，我不能对学生的前途不负责任！为人之师一天，面对学生我要对得起这一天，对得起孩子们。我要求调回昆明工作是另外一回事。我走得正，行得端，学校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我都能出色完成，尤其是学生对我的口碑特别好，不管哪个班级都欢迎我去上课，晚自习同学们喜欢我去辅导，总有许多同学围着我发问，解答问题。

第二个学期开始，凡带学生下乡夏收或军训拉练，一些年老或多病的班主任老师去不了的，我就被安排为临时的班主任（我不断地被安排为临时主任或短期班主任），劳动中我流的汗水比学生流得多，学生们听指挥，大家喜欢和我聊天。我带领学生们做的农活，队长和社员们都很满意。我的工作，我的品德、言行、学识，让我在学校里有了威信。学校领导和工宣队领导对我信任有加，学校Z书记（“文革”前是法院院长）和工宣队X指导员对我很照顾，也器重我。住在学校里的多数教师是集体户口，有的已经有小孩了，仍申请不到独立户口，我结婚后很快就让政工组给我办理了独立户口。1974年秋季书记让我接任一个差班的班主任工作，并说明：你今后的班主任工作是稳定的了，所带的班级必须带到高中毕业。党支书还让一些班主任向我学习班级早操的队列出行方式与操练方法，这是我把部队的队列训练方法与学校操练方法二者合一的新方法，让从未获得任何集体奖的班级在队列比赛中获奖。我的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都做得令领导和师生家长满意。

恢复高考后我就开始数学（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图书和学术论文的写作，于是我成了“只知拉车，不看红绿灯（教师们议论语）”的一头牛，白天耕地，晚上挤奶（爬格子常到深夜里）。在9平方米的土培房屋里，晚上10点安排妻儿睡觉后，我用黑衣服遮住灯光，写作到夜里1点至2点，打开蜂火煤炉子热牛奶，喂儿子后才睡觉。我如同机器人，6点半起床，7点带学生出操。中午1点倒到床上就睡着了，半个小时准时醒来，两点前进入办公室。我一家人在9平方米的土屋里居住了十年，1982学校把土屋改造为砖瓦平房，22平方米，又居住了十年，1993年才有了63平方米的2-1-1室的正规住房。

1980年Z书记调回法院当院长，后来“文革”中的获利者（善于变色的小爬虫）回来当书记，我的耿直性格得罪了他，他就卡我，调动不让我走，工作中给我“穿小鞋”，我则不理睬他的那一套。1984年学校已经让一个年轻教师参加了市里计算机教师培训回来，但是配备的四种“娃娃机”的安装使用电路复杂，操作方法不同，他无法胜任。正当我写作与出版图书正顺利的时候，学校却让我去教授计算机。这是校长又给我换穿“小鞋”。他是不让我调走，又把硬骨头工作塞给我。我购买了百多本计算机书籍，一边教一边学。因为是重点中学，计算机配备得好（开始是四种“娃娃机”→苹果机和中华学习机→PC16位机→联想32位机），我给学生讲授QBASEC、C、C++、Pascal等多种高级语言了，还讲授数据库、文字编辑处理、图片和视频编辑处理等方面的用软件，学生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我一个人教授计算机课程，成了“独立大队”，学校里的各种会议，尤其是评先进弄福利的会议，我不参加。学校是国家的，给国家培养建设人才，我把学生培养好就是尽职。所以我的线路是：办公室（计算机机房）→←　教室　→←　家里，三点一线。教学和用数学符号爬格子，成了我的活动主体。我做了一头勤劳的牛，白天耕地，进行教学工作；晚上挤奶，为学生们给出版社爬格子。我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工作时间里，借阅了大量的图书，自己又购买了一千多册图书，是个书虫。退休后仍然买书看书，一直在看关于宇宙和人类的书，在漫漫长路上为道而上下求索。我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说真话，做实事，祖国和人民是我心中的天和地，甘心情愿地当祖国和人民的牛，我踏实，我能战胜一切困难。

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发出的平反通知书，我到夏天才收到。我恳请学校政工干部zq老师把我原来的那些档案材料给我，但他未给，说必须全部烧毁。 平反了，一般来说应该是喜迎春天的到来，奋发向上，喜事连连，也就会有累累果实。然而我这个文革中的受害者遇到了文革中的得利之徒当政，遭到了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刀子之害，真是有苦难言。诸多同事同情我，为我报不平。追随道而不追随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学校是国家的，我为祖国人民培养人才，我怎么受苦都应该，都值得。名和利 是虚的，所做的事才是实的。人生的意义是实不是虚。

与众不同的经历 杨秋虹

我于1963年9月从四川双流中学考进北京邮电学院学习，到1973年10月8日离开北邮到安徽合肥市工作报到，在北邮整整10年。本来应该随着北邮68届学生一起从68年起毕业到部队军垦农场去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我在1967年元月北邮实现群众组织大联合时被民主选举进了学院统一后的群众组织领导班子，后来又被选进北邮革委会作常委，工作中牵涉到了北邮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了我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当时在首都不少高校还派性十足时，我们北邮已经在军训团和革委会的领导下进行教改了。好多班级纷纷复课或者到工厂或者到邮电企业去进行学工学技术。1968年初，我们北邮受毛主席的“6.26”指示，要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启发，在国家通讯事业的发展中我们认为也应是主要改善农村通讯问题，所以，北邮不少班级主动走出校门去调查各地农村通讯的现状，学校里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打破班级和系别的界线成立了《农村通讯连》（简称《农讯连》），我与其中牵头的同学熟悉，北邮革委会就让我又抽调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帶领农讯连去山西省昔阳县邮电局去搞教改，同时调查昔阳县农村通讯的现状，农讯连参加了昔阳县当时农村通讯线路的改造工程，我和农村通讯现状调查的同学一起去大寨调查保证陈永贵与大寨及时通信的情况，与县邮电局线务员一起进山查线，安排好后，我接到学院的通知，要我于1968年3月11日晚上乘夜车在3月12日凌晨赶回北邮，汇报情况并参加北邮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表彰大会，那天北京市主管文教口的丁国钰还来出席大会並讲了话：希望北邮像火车头那样永远走在首都高校的前列……离开会场时在欢送的人群中见到我，他还特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哪知道当晚开常委会时就听我们一副主任传达3月11日晚在人大会堂ZYWG召开的接见北京高校两派代表的会上对我们点了名定了性，导致我在九天后的3月21日晚上被w6407班为首的二十多人扭送卫戍区，保我的好多师生和军训团代表也赶去了，傅崇碧秘书哈斯接侍处理，几方代表谈判后，最后请示上级，以“江青同志有话，私设电台是反革命，北邮有私设电台，杨秋虹与私设电台有关，同意收留。”为结果。就这几句话，让我一下子从天上掉下了地狱，先在德胜门外关战犯的功德林（听说当时叫陆军第二监狱）单人间关了九个月，天冷后又把我转移到北京陶然亭半步桥那里的监狱，在被人称为王八楼（五角形）的二楼单间关了半年多，总共失去自由被关押了近15个月（478天），直到1969年6月10日才让北邮革委会来人，交了伙食费后把我接回北邮，因我68届原来班级同学已经集中到浙江长兴环桥农场去锻炼去了，但我还不能离校，所以就让我去扭送我的那个班级（w6407），和他们班一起继续在校参加运动，所以我在这个班一直呆到1970年7月他们毕业离校。一开始这个女生还和我经常一起活动，战备疏散到河北正定吴兴村（和新安村相邻）后，1970年3月又开始“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她也不敢和我说话了，她说：“你别再和我说话了，你不想毕业我还想毕业呢，……”所以我就只有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导致和吴兴村的老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我还是他们的“新村民”,在他们村的好几个微信群中，因为他们向故地重游的69届同学打听我的下落，所以我在2010年和2017年先后两次回村寻找拜访老房东並感谢吴兴村把我记入了他们的《吴兴村志》。我的农村老家已拆迁成市区了，来自农村的我就把这里当作我的故乡之一，因为在1970年5月极左盛行时要不是善良诚朴的吴兴村老百姓保护着我，也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我的前半生坎坎坷坷，但也因祸得福。我来自农村，完全靠助学金上大学，连过冬的棉衣都是靠学校资助的。虽然留校审查到1973年10月才离开北邮，离校前院党委给我做过一个结论：仍然按68届毕业生同等待遇分配工作，并且补发给了我从1968年4月起到1971年11月领工资前的助学金和生活费之间的“差价”，一下子从北邮领了一千多元成了七十年代的“千元户”。原本我打算打一辈子女光棍，准备最后大不了劳改后回家务农，给农村的父母养老送终，或者再随便在农村找个人把自己嫁了了却一生。但没想到1971年林彪摔死后从1971年11月起给我发了大学生待遇的工资，而且在河南确山电总五七干校遇到了同样留校审查，比我低一个年级的追求者，又符合我的择偶标准，所以我就随即改变计划就势在五七干校成家了！学校清查516办公室的军代表得知我谈恋爱以后就分别找我们俩谈话，並把他从每天能和我接触到的养猪班调到种菜班去了。他胆小跟我说了情况。但我可不吃那一套，死猪不怕烫，干脆帶着他直接找到干校领导直接要求干校出证明去确山县民政部门领证结婚了，並趁在干校比较清闲时先把孩子生了再说，所以我们在确山（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乡）结婚並怀孕，于1973年2月最后一批撤离五七干校回到北邮。当时的北邮已经划归通讯兵部管理，改名为北京电信工程学院，由通讯兵部派来的军宣队领导，1973年3月份就按国务院新发的文件精神对我们这十几个人重新进行了毕业分配（原来的分配方案已经作废，听说我的原分配方案是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老宋的方案是甘肃武威地区），当时的分配政策也比大家当年好，是按生源从哪里考来就分回那里（但京，津，沪的生源除外）的原则，我老伴是64年从上海比乐中学考到北邮的，回不了上海，我是从四川农村中学考来的，可以分回双流，但我们已经成家了，所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就决定要求分到安徽合肥市，是他的父母兄弟所在的地方。而且我们在北京邮电医院生完了孩子，待孩子过百日后才离开北邮到安徽合肥市革委会政工组织部报到。我在北邮整整10年，按现在的学制都该是博士后了。所以，我此生户口就三个地方：四川双流→北邮→安徽合肥市。在北邮生的大女儿在1991年又从合肥考入北邮计算机通讯专业学习，毕业后留京安家就业（她爹学有线通讯，我学无线通讯，她学计算机通讯），我们家就成了两代北邮人，超过了北邮不少同学，尤其是1962年入学的67届校友，学了邮电一辈子，有的同学连邮电的边都没有沾到，而我们是分出邮电系统外，进不了邮电系统，但没过几年就碰上专业对口的政策，我们又被在教育局当基本路线教育工宣队的合肥电信局发现，于1978年3月直接由电信局下调令，把我们两口从教育局下属的不同中学调回到合肥电信局专业对了口，我当时因为在合肥九中担负着高中两个毕业班的物理课教学，所以，由合肥九中政工组出面到电信局为我请了假，保证我在带完高考班的教学后就去报到，我爱人就按时在1978年3月去电信局报到分在局里的机务一站机房上班。最后我从中国移动合肥移动公司退休，他从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退休，女儿学了计算机通信分到北京邮电研究院数据通信研究所，参与了邮储联网系统的研发，后跳槽到摩托罗拉又进修了程控交换机通讯，知识更全面后又被挖到数据仓库的外企，赶上大数据时代大显身手，现在年过半百也轮到人才优化，外企不景气也快该退休了，省得再让我们做她的后勤保障，我们也可安心养老了。我个人的姻缘婚姻也带上了时代特色，我和他不同专业不同届，要不是特殊时期我上了台也不会和他认识，而且他还是我上台后挨我训斥的第一人，他记住了我，知道了我姓名，而我当时只知道他是下面一个战斗队的队长，后来在清查516时见他们核心组被当清查运动的阻力揪出来斗，但没想到毕业后他也被留下来审查，而且留在五七干校才碰到，更没有想到后来会毫不犹豫地决定嫁给了他。我回校后安排在w6407班参加运动一年多，而他是y6407班的，都是6407班，导致有的同学认为他是整我的那个班级的人。我是上大学后重来就没有想在大学谈恋爱的人，尤其是“上台”以后，怕出现绯闻，与异性接触都特别注意分寸，1967年10月21日前后，我接连两次去市革委会参加谢富治召集的座谈会时，谢富治还问我：“你们那个小主任有没有女秘书？”我回答说：“没听说有。”他就要我带话给他，说：“你给我带话给他，告诉他我们这些人过去哪个不是30多岁才结婚？叫他不要过早地谈恋爱。”我把这话也当成是市领导对我们学生的要求，所以一心为革命，从来就没有非分的想法。后来倒霉了更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但见学校里后来逍遥又不能够按时毕业时，不少学生谈起了恋爱，所以，觉得他在追求我时，我首先要他如实汇报恋爱史，他说在1969年到1970年时谈过一个，是北京市一个66届高中毕业生，是同班好朋友同学的亲戚，到同学这里来玩而介绍给他的，到1970年春节后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1970年5月他挨整后怕影响到她，所以告诉她现在在受审查，通信受检查，不便通信，等他没事了再联系。1970年中秋节前，他还收到了她给他翻新织过的毛衣和烟嘴。所以，在1971年11月领到46元的见习工资后，他当即给她去信，告知他已经发工资了，问她分配工作了没有，生活有没有困难？他可以寄钱给她了……但是，这封信连拆都没拆，就贴上一张“故去退回”的纸条退回来了。他就以为是她不等他另外寻人了，他说，因为他们谈恋爱时她的妈妈就不太同意，认为他的外貌配不上她的女儿，要她女儿选择他们介绍的人。我也不懂“故去退回”的意思，所以要他把退信的原因弄清楚再说，我不愿意当第三者。因为他就是因为和班里这位同学的关系而留下来被审查的（这个同学曾经在首都三司作战部，后来又在红代会作战部，通信兵部派来军宣队一到正定后，发现了这同学的经历，就认定他就是516，马上召集他们大班核心组开会，要揪出这个同学，但他作为同班同学，一入学他俩就是上下铺+好朋友，现在是大班核心组的组长，所以他就坚决反对，对军宣队说：对吕xx我了解90%，他肯定不会是516。结果，军宣队在正定北邮两届未分配的学生中就以他们大班核心组的7人+吕xx同学为靶子，在河北正定县城的大戏院召开了《破阻力 反右倾 鼓干劲 深挖516动员大会》，军宣队负责人在大会上说：“现在是考验大家的时候了，马上就要对你们进行毕业分配，为了20年长期路线斗争的需要，经过这次运动的考验，我们要留下一批坚定的左派在邮电系统……”所以，经过这么一动员，搞得在正定的北邮学生人心惶惶，本来没有受到冲击的我也被揪出来游街示众，污蔑我是双料反革命。在他们大班也再也没有人敢保吕同学和他了，而且推理认定他也肯定会是516，结果班里同学都毕业了，就留下他们两人隔离审查，而且把他押在河南确山县城里办隔离审查学习班，后在1970年底搞到确山五七干校教工的排中监督，吕同学押在北京审查），所以他说不能够直接写信问这位同学，我又问他，这位同学的家里人知道不知道，他说同学的父亲知道，而且同学家在青海西宁，他去过他们家，他爸爸也认识他，所以我就让他给这同学的父亲去信打听这女孩的下落。结果，很快他的父亲就回信告诉了他女朋友的下落：由于他被审查不能够通信，但她在1970年中秋节快到时把给他的毛衣翻织好了，所以就买了一包月饼，加上毛衣和给他买的烟嘴一起包好寄给他，但是包裹被专案组私拆了后只留下烟嘴和毛线衣转交给了他，并且私自用原包装把月饼包好就退回到原处，既没有回信也没说明退回的原因，女孩收到退回的包裹当场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几次要触电自杀，而且可能专案组还去找她，要她揭发他，到1971年3月，她就离家出走了，家里报了失踪，而她就穿着宋景科1970年春节回家探亲后回京时送给她的一套宋家为她定作的衣服，在北邮西校门外冶金研究院的防空洞里喝了两瓶敌敌畏自杀死在了那里。公安局作为无名女尸寻找，她家也报了失踪案，最后核实了是她，据说北邮的军代表也去了她家，询问她的妈妈，但她的妈妈不说话，最后就以“与社会无关”而结了案。她死后不久，给她的工作分配方案也下来了，但她人已经不在世了。她死后不到一个月，她的瘫痪的母亲由于没人伺候也去世了。这一下子就是两条人命！而远在河南确山电总五七干校受审查的宋景科完全不知情，在她死后的八个月后还给她去信，告诉他发工资了，应该可以自由通信了。所以信才会因为无人接收而退回。他收到吕同学父亲的回信后悲痛欲绝，带着信来给我看了，我们都哭了，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了嫁给他！这就是我和他的姻缘。

2025.3.2.于海南亚龙湾

我们的幸福生活 杨秋虹

我们俩也没有大家那种奋斗时夫妻分居两地，来回奔波的情况，从结婚开始就始终在同一地方，回合肥工作时，市教育系统暂时没有房分给我们，但让合肥九中给我们配了新的双人床送到宋景科父母家，让我们暂时和他的父母兄弟住在一起，到1974年底就在合肥九中的东大院给我们分配了住房。1978年调出教育系统到电信局后，1984年电信局又在邮电东村给我们分配了住房……一直居住在合肥的市中心，没有大家上下班挤公交的经历。我因为是受控制使用的人，在事业上也是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但尽力所为了，问心无愧。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先进工作者，1986年合肥市委对我的重点审查做出结论后的第二年初，我还被局工会评选为“市三八红旗手”，但局党委在上报时把我换下来了，党委书记对我的解释是：你刚被市里审查结案，局党委这样上报不好。我一生服从组织分配，但最后只有两次是我自行要求调动工作。第一次是1991年初，我当时被分配在电信局的局党委的纪委监察室当负责端正局风办公室办事员，上行政班无法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做好后勤，所以，我打报告坚决要求专业对口调到无线科的450兆移动通信班上生产班，这样，可以上班家务两不误，保证了我的大女儿当年顺利高考，以高分如愿考到了北邮。第二次是在1993年，局里要开通168信息台，缺少机务员，我又向局领导提出调动工作，要求从移动分局的450兆班当工人的岗位调到属于局里长话科的168信息台去搞机务，和设备提供方一起建台，便于将来维护。因为局里单独成立移动分局后，上马摩托罗拉900M的模拟移动通信系统，我所在的450M机房与900M的基站机房在一起，局里开始的GSM建设也不让我这个工程师级的人参与，我参加了当年合肥市职称晋升高级职称的外语考试合格了，但未见给我晋升“高级讲师”职称，我去问省局教育处，答复是省里在企业不设教育系列的高级职称，只能升工程系列。我分析移动分局不让我接触GSM技术可能是因为怕我会和他们的职称晋升冲突，因为移动分局当时只有3个有中级职称的人，那两人都是分局长，一个是北邮70届的，另一个是老中专生，名额有限，不可能同时都升（这也是中国特色）。所以，我只有调到没有冲突的单位去，正好局里要开通168信息台，长话科里都是话务员，没有一个人有技术职称，我去掌握168信息台的设备维护工作就没有人能够与我竞争。又加上当时是我们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当局长党组书记后调邮电部当副部长的南邮68届的周徳强来900M机房视察，见我在那里当工人“躺平”，当面批评了我，所以，我就以此为借口要求调动，并且如愿以偿，掌握了信息台的原理和语音数据转换的原理，1995年从信息台和我们移动分局的中专生分局长同批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最后以技术级别退休。退休后，先后为父母的养老送终尽了力，为孩子当好了后勤保障，替孩子解除了后顾之忧，如今孙辈都成人了。该我们问心无愧地享受晚年生活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还是得只争朝夕，合理安排好才是。

2025年3月2日星期日于海南亚龙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