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里通外国事件”

陕北后生王骥

1968年8月文革已经进行两年了，一番疾风暴雨般的红卫兵造反、抄家、打老师、斗“牛鬼蛇神”的“斗批改”稍事降温之后，全国的中学生滞留学校，面临高考停止、升学无门、学业中断，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景。作为等待分配的66届初中毕业生，我住在学校里除了打篮球、打拳击，无事可做。

9月中，我去照顾住在四姨家的姥姥。四姨家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边不远的西拴马桩胡同（文革中改叫西栓胡同）11号大院。闹市中的小胡同静谧清净， 胡同两侧灰色斑驳的砖墙上，红色的油漆、白色的洋灰刷满了大大小小的标语，如：“伟大领袖万寿无疆”“L副统帅身体健康”……。标语之上一溜高高的小窗口被各式各样的碎花布窗帘遮着，那是家家朝向胡同开着的后窗户，也是孩子们最好奇的景儿。红卫兵和造反派关注的是“说不定哪一家后窗户里面的房屋中还藏有阶级敌人？”人民日报一直在宣传“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

一天，我照顾姥姥吃过早饭，独自出门闲逛。从西单十字路口南向北穿过长安街，路口东北角，也就是电报大楼的西侧是西单体育场。整个体育场被两米高、手指粗的铁栅栏围着，透过铁栅栏间十多公分宽的空隙看到东边是一个有看台的篮球比赛场，看到北面是一个足球场，南面有四个连在一起排列整齐的三合土的篮球场地。球场地面虽然是土地，但是很平整，钢管焊制的篮球架涂着蓝色的油漆，白色木制篮板四周画着整齐的黑边，标准篮筐上还挂着红白相间的球网。

（长安街上电报大楼的西侧就是西单体育场）

篮球场上打球的人不少，几乎每半个球场就被一个打球的群体所占有。我四下巡视了一周，挑了一组水平最高、打得最好的一组年轻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的身高和球技很快就受到了这些业余篮球爱好者的赞赏。此后，每次我们基本上都是三对三半场打“斗牛”，我连续去了几天，和一起打球的人刚刚开始熟悉。

（西单体育场中一座带有看台的篮球比赛场）

9月22日星期天上午，我又去了西单体育场，和前几次一样，我们仍三对三打“斗牛”。这时，从周围观看的人群中冒出了两个外国人，三十岁左右的样子，其中一人还抱着一个红、白、蓝三色的瓜皮篮球。他们走到我们面前，用英语自我介绍是美国人，并提出想和我们一起打篮球。

“May we join you？”一起打球的人都停了下来，相互看了看，没人做声。没有和大家商量，我连想都没想，随口说出“OK”，两个外国人走进篮球场，向我们每一个人点头示意。发生在“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破天荒的中美篮球爱好者自发的交流就这样开始了。瞬时间，体育场南面的铁栅栏外站满了驻足围观的人群。

（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就是西单体育场）

文革中，除了在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中能看到来访的外国元首和领导人，老百姓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外国人。那年月，虽说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北京大街上，即便是在长安街，见到一个外国人，也和今天看到大街上出现裸奔者一样，会引起过往行人的好奇和警觉。当然，友谊商店和外国驻华大使馆里有的是外国人，可是中国人不让进、也不敢进入。私自进入外国大使馆就是叛国投敌，枪毙，立即执行，没有二话可说，有一个时髦的说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那时，在北京的外国人有一个非常受尊敬的称呼——“国际友人”，一般的北京人见到外国人都要躲着走。当时北京大街上见不到几辆出租汽车，偶尔遇见外国人和咱们中国人一起挤公共汽车，那可是新鲜事儿。坐在座位上的中国乘客主动站起来给国际友人让座，也算是学雷锋做好事，回到单位还要向工宣队、军宣队汇报，“今天在公共汽车上，我给阿尔巴尼亚外国朋友让座了”。要是给非洲壮老爷们让了一次座位，那就算是用实际行动支援亚非拉革命。

球场上，一起打球的人看到来了两个外国人，仔细打量，怎么看都不像是“同志加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于是慌忙散去。特别是那些年纪大一点有工作的人，更是一溜小跑地躲开了。

我天生胆大，七岁时就敢自己一个人出入只允许外国人购物的北京友谊商店，八岁时敢去接待外国人的和平宾馆小卖部买蛋糕……在外国人面前我一向不卑不亢。更何况，文革中被抄了家的人，更不懂什么是“怕”字。或许也是出于礼节开始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全国的大、中学生从1966年6月份就停课，两年内我除了在天天读的日子里看英文“小红书”，再没有说英语的机会，一些常用语听起来也显得陌生。

简单的英语沟通中，我了解到这两个人是美国煤矿工人，利用休假来访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中国，想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显然，这是咱们的美国无产阶级朋友啊！

两位美国工人向我介绍美国人对于篮球的喜爱，他们说美国青少年从小就养成打篮球的习惯，在美国篮球水平最高的是大学生……当时我和所有的中学生一样，就是井底之蛙，甚至还不知道美国有NBA联赛。

我和两个美国工人，一边做着罚球线和左右两个45度角的定点投篮，一边聊着两国篮球运动的差异。

忽然，做传切上篮时，我发现旁边的场地上新来了几个人在投篮，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一看就是生手。有的人甚至不会单手投篮，甚至连女学生常用的双手胸前投篮都不会，一个微胖的中年人站在篮筐底下“端尿盆”（双手抱着篮球，从自己腹部向上扔球）。有的人可能掌握一定投篮技巧，但投篮动作生疏、缺少协调性，特别是投篮时还不时向我们这边张望……我立刻预感到这些人可能是雷子（北京话：便衣警察）。

十点多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气温也在上升，两位美国工人向我辞行，准备回酒店。“怎么这么快就成朋友了？这脑子里就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一闪而过的念头，让我有点猝不及防。这是文革的千锤百炼，给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留下的烙印？

两位美国工人告诉我，他们住在民族饭店，他们的假期马上就结束了，就要回美国了。那个三色瓜皮篮球，是他们特意从美国带来的，本想代表美国工人送给中国的工人，因为一直没有见到打篮球的中国工人，就送给喜欢打篮球的中国中学生吧。说着，他们把篮球送到了我面前。我再三推辞不过，出于维护国家的尊严，践行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宗旨，于是“代表”中国学生，从他们手中接受了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篮球。

其实，我哪有资格代表中国学生啊？我连我自己都代表不了，我的命运都还在别人手里掌握着呢。

那时，学校已经开始分配了，北京工厂、外地三线工厂、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内蒙插队、山西插队……去哪里，自己没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力，未来的去向和命运全由学校工宣队、军宣队以及主管分配的老师来决定。说明白一点，小命攥在别人手里。不过，因为我篮球打得好，能够以此项特长被招工进厂，一直是我期盼的。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连当工人的份儿都没有，更没想到会上山下乡去当农民。

和美国人道别后，我刚刚换好衣服，准备离开篮球场回四姨家，此时，四五个身强力壮的中年男人迅速把我围住了，其中一个人说：“跟我们走一趟吧。”我问：“去哪儿啊？”他们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以及说话的口气，我断定他们是公安局的“雷子”，其中就有刚才在我们旁边装作打篮球的人。

当时国内还没有成立国家安全部，北京市也没有成立安全局，黑社会大白天绑架大活人，更是闻所未闻，有权利抓人的就是公安局的警察。走就走吧，我又没干违法的事，心里没鬼，什么也不拍。

我被带到了体育场北边的西长安街派出所（现在这个派出所在绒线胡同），在一个很简陋的办公房间里，我坐在一张椅子上，那几个人像“众星捧月”一样把我围在中间。我的对面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我猜想肯定是市公安局得到紧急情报，有中国人在西单体育场和外国人一起打篮球，派他们迅速赶来侦破此案。

坐在桌子后面的人问清了我的姓名、家庭住址、哪个学校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居然没问我的家庭出身，在那个年月，确实少见。如果搁前两年，去副食店打酱油，戴着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袖章的售货员，也要问问你是什么出身。

办案人员用钢笔在纸上做着记录，并安排人和学校取得联系，同时开始讯问我篮球场上发生的情况，以及以前是否认识这两个美国人，是否还接触过其他外国人。

我如实回答他们的问题，详细地讲述了今天早上在篮球场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一点没有隐瞒。至于是否还认识其他外国人的问题，我是这样告诉他们，我七岁的时候就和美国人交往了。他们听了我的供词之后很吃惊，互相看了看，很严厉地对我说：“你正经点，别瞎说，这可不是跟你逗咳嗽（北京土话：耍贫嘴）。”我说：“都是正经的。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就有一个美国人叫何比得……”他们认真做着记录。我从如何在班里认识这个美国同学开始，讲他怎么加入了少先队、后来当了中队长，一直说到四年级这个同学离开我们，回美国后渺无音信、失去联系多年。

（我的美国小学同学何比德）

（50年之后，已经成为美国工会领导人的小学同学何比德和我们班的同学再次重逢，我们两个人坐在已经变成钱学森纪念馆的小学时的教室，一同回忆当年上课时的情景）

“我一个中国人都没能加入少先队，美国人倒当了中队长了，您给评评这个理，我们小学的这个少先队是不是修正主义少先队？”办案人员抽着烟，面无表情地听我交代。

“还有一个苏联的同学叫李-亚历山大，他父亲是苏联红军中的红小鬼，15岁参军，是列宁卫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他的妈妈是一个又高又胖的苏联马达姆（俄语：夫人、太太），他们夫妻二人都在苏联大使馆工作，小学五年级之后，李-亚历山大回苏联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也没见到过他的爸爸和妈妈。”

说到最后，我特意更正了一下自己的说法，把声音也提高了：“他爸爸妈妈都是在苏修大使馆工作。”

说这么多，我是在争取坦白从宽啊！因为刚才被带进这个房间，在椅子上还没坐稳，公安人员就给我交待了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怎么可能跟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对抗呢，抗拒不就是找死吗？所以，我也就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全都抖搂干净了。

办案人员极其严肃认真地听我说着，脸上始终没有任何表情。他们的敬业和忠于职守，让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沙威探长。

中午十二点过了，眼看就到下午一点了，我饿了，那些审问我的人也饿了。他们通过电话了解了我在学校以及在家庭所处街道的表现，幸好没有任何劣迹。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暂时先放我回家，日后若发现重大问题会随时找我。

临走时我向他们要那个美国人送的篮球，一个公安人员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你还想把篮球拿回去？我们让你回去就不错了。这篮球是证物，要打开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可疑物品，会不会有微型发报机。”

通过审讯，警察知道我不是特务，也就懒得再和我多说话了。让我在讯问记录的每一页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告诉我可以走了。出门时，他们说：“以后见到外国人，躲远点，别再给我们找事儿啦！”

在回四姨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还是有所隐瞒，不是我故意隐瞒，当时一紧张，忘了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叫嘎丽娅的苏联女孩，中文名字陈佳丽。因为交往不多，一时真的没想起来。得亏忘了，若是交代出来，警察还不得把问题引导到国际男女关系方面？其实我们做同学是七到十岁年龄段，当时北京的孩子发育晚，不懂得男女之间的奥秘，真要说出来了，再被定一个“思想流氓罪”，或是“思想里通外国流氓罪”，那还了得！

回到四姨家，从姥姥床底下找出一本黄历，这黄历，姥姥曾像李铁梅的奶奶保存密电码一样，东掖西藏逃过抄家一劫。我打开翻了翻，只见上面写着“农历八月初一，戊申年 辛酉月 乙未日。宜：解除、沐浴。忌：诸事不宜……”姥姥坐在床边，连眼皮都没抬，只说了三个字：“少出门。”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个同学家，讲述了这件事情，同学的母亲被吓得不得了，说：“可能有跟踪你的人，怕是已经到我们家门口了……”

两天以后，我离开四姨家回学校住了。军宣队、工宣队、保卫组当时都忙着抓“5•16份子”呢，没人为这件事骚扰我。一晃又是两三个月过去了，一直到去延安插队离开北京，再也没有公安机关的人来找过我，看来我的特务或是间谍嫌疑的这一页算是翻篇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