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22 向东还是向西？——血染的征程

鲁冰花茶园

血染的征程22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思目撰文 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

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二十一章

向东还是向西？

南雄、水口之役，粤军着实领教了红军的厉害，尤其对红五军团的大刀十分惧怕！此后轻易不敢主动招惹红军，这也为后来陈济棠等与红军私下联络，埋下了伏笔。

战后，粤军除了留在赣州的两个团外，命令其余部队全部撤离赣南苏区，龟缩在大庾、南雄两地休整补充，同时陈济棠急调部队前来增援。

13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来到黄龙，与中央军陈诚部由吉安方向南下的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及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会面，商量如何应付红军的对策。

恰在此时传来新消息：陈济棠派来增援的粤军一个师已抵达韶关，而桂军王赞斌师与粤军黄质文师将分别于18日及20日到达。

故余汉谋决定率两个师暂时仍控制大庾，陈诚部两个师暂控制于新城、青龙、黄龙一带，待大军到齐后再发动攻击。

此时红军方面也萌生退意。起初，毛泽东主张在水口多留几日，迫使粤军进一步后撤，然后再返回信丰一带，但朱德等总部首长却认为不妥。

此时，由于红军主力几乎全都移至水口一带，粤军南雄与大庾之间的通道已恢复。

由于此役缴获甚少，部队遭到损失，伤病员又很多等情况，总部决定主力部队与当面之敌脱离接触：红一、三、五军团沿南康、大庾、南雄边境一线及信南、龙南、龙源坝一带展开，并派红一军团一部占据龙南城，独立第三师则在固坡一带展开工作。同时，方面军总部退回到信丰城。

那这两个部署有何不同呢？

毛泽东采取的锥形部署，剑锋直指南雄——迫使南雄与大庾两地的粤军不敢妄动，然后主力徐徐退回到信丰腹地进行整补。

而朱德等采取的则是，将部队由西北至东南，对着（赣州）南康、大庾、南雄至龙南一带，呈半圆形展开。

毛泽东的意图是让部队返回苏区进行休整，然后再视敌情选择新的作战对象；而朱德等人的意图，则是还要按照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局原来的要求（战略），西渡赣江，然后沿江一路北上，夺取赣州、吉安等沿岸城镇，打通与湘赣苏区的联系。

可惜这只是个良好的愿望，由于南雄水口战役造成的伤亡，加上缴获的武器弹药等又很少，所以难以立刻发动大规模作战。

　　南雄、水口之役红军到底有多大伤亡呢？

根据周恩来于1932年7月29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文，“我伤兵有一千三四百，死亡四五百，以三军为多。”（注1）

这是向苏区中央汇报的电文，应当是可信的，且与国民党军方面的说法基本一致。但笔者经分析研究后认为，这应该只是水口作战的损失，且伤亡的数字主要为红五军团所部。

红三军之所以伤亡最重，主要是9日及10日作战所致——主要担负迂回包抄任务，本系偏师，但因敌援军提前到达造成腹背受敌！本来红三军装备较差又不善于打阵地战，这一战损失了约五分之二的兵力，尤其是连以上干部伤亡很多——根据军史记载，全军九个团长伤亡七个，连排干部伤亡过半！

以红九师为例，师长彭雄及参谋长耿飚均在战斗中负伤，所辖三个团的团长全部阵亡！三个团政委一死一重伤！红三军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其后整顿时不得不将红八师的建制及番号撤销，剩下的数百战士补充进第七、九两个师。

随后，原红七师师长陈伯钧调往红十五军，师长由原红八师师长李聚奎接任。

八月初，中革军委将寻淮洲的红四十五师划归红三军，随即又将红三军调归至红一军团建制。

红十三军的伤亡也不小，据史料记载个别团只剩百十来人，就连原红十四军军长赵博生都在战斗中负伤！加上之前长途行军和来回奔波，以及天气炎热、水土不服等造成的减员，整个红五军团的兵员及战斗力下降不少。

完成掩护任务后，红五军团于八月初撤回到兴国休整，期间正式宣布撤销红十四军的建制，所部缩编为红三十九师——划归红十三军，原军长赵博生被任命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军政委改由王如痴担任。

至此，红五军团只下辖一个军，三个师（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师）、九个团（第一一零团——第一一八团），总兵力下降至七千多不到八千人。

至于另一个与红五军团有关的红十五军，由于缺乏明确的史载难以知晓——依照林彪、聂荣臻与6月11日发给朱德的电文所述之“红十五军第四十三、四十四师兵力甚薄，共只千余人，……。”（注2）

但笔者依据其后该军建制未变推测，这“千余人”大概应为红四十四师所部下辖的作战兵力——其时林聂很可能不晓得红四十三师早已被调往汀州，而且不包括军部及其直属部队以及随队治疗的轻伤（病）员等！否则难以解释六千多人的红十五军，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只剩“千余人”！而且难以解释，中革军委之后依然要保持该军两个师的建制（不包括红四十五师），当然也不排除担心影响不好等因素。

　　水口大战的最后一天，红十五军的两个师赶往水口参战时，寻淮洲第四十五师被留在梅岭监视大庾之敌——故没什么伤亡，而红四十四师师长王鸿章则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8月初，该军第三师——即寻淮洲红四十五师，调归红三军指挥——其时该军已调回至红一军团。

这里有必要简要述说一下自黄中岳被逮捕后，红十五军上层领导变化情况：原军政委左权接任没几天，就于是年的5月底被调回瑞金，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官——原因是被举报有托派之嫌。6月，高自立被调到红十五军任军政委，但未几亦被调离——原因不详，军政委由原该军副政委乐少华升任。

而原红四十四师师长苏进（赣州战役后因擅自调兵被调任红一军团教导队队长），也因此时被举报赣州战役期间曾私自到城下观察，亦被怀疑与“季黄拖枪反水案”有关联被调回瑞金接受审查！还好，毕竟其时是他带兵解救了红三军团第一、二两师之危，故被调到红军学校任教官。水口大战之后，原红七师师长陈伯钧调任红十五军军长，原红九师政委朱良才接任军政委，鲍德心接任军参谋长一职。

站在中间者为陈伯钧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南雄水口之战？

南雄、水口之役，红一方面军所部共经历池江、梅关、大庾及水口圩等一系列战斗，虽未见明确的伤亡记载，但依据仅水口一战红军伤亡约三千人推测，估计参战部队的伤亡总数应不下于五千人。 对于红军而言，此役虽然击溃粤军近二十个团，并暂时稳住了中央苏区的南翼，表面上看似乎是胜仗，实际却是得不偿失——不但伤亡人数与敌军差不多，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没什么缴获——根据周恩来发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文，此战总共缴械不满五百！

数年后，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谈到集中兵力作战时专门提到：“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打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注3）

由于此役没有多少缴获，部队又造成一定的伤亡，加上之前的来回奔波，部队急需进行休整和补充，才能有利于下一步作战。因此红一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7月13日下达《水口战役后部队分散整顿筹款》的训令，“指出方面军虽然在水口战役后，争取了足以控制粤敌入赣的信丰全县，但斟酌部队现状，目前必须有十天的准备时间，筹措相当的给养，……，以保证今后战争的胜利；”（注4）

随即将将红一、三、五军团主力，分散在赣南的信丰、龙南、全南、定南及南雄县北部一带进行休整，同时展开筹款兼做群众工作，等待敌情发生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变化时，再做下一步作战的打算。7月20日，针对部队在南雄、水口战役中出现的情报不准等严重问题，方面军总部又下达了《各级指挥员应及时准确报告军情》的训令。但这些做法，显然不符合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要求。

坐镇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们对此次战役可以说是大失所望——按照临时中央5月20日电报中的指示：“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注5）“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注6）

　　“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注6）6月5日再次来电，明确“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注7）

结果此次战役非但没有占领上述任何城市——仅仅是将粤军赶出了赣南一带，更重要的是无论战果还是缴获等均无法与漳州战役相比！这如何来证明及追究毛泽东的“狭隘的经验论”及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以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等苏区中央局领导们大为恼火，决定委派周恩来以中央局全权代表的身份，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对此次战役进行总结，并要求他直接主持前方的军事工作。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1932年的7月21日，周恩来匆匆赶到临时驻扎在信丰的红一方面军总部，对此次战役进行总结，并接管了前方的军事指挥工作。在对南雄、水口之役进行初步总结后，周恩来于29日给苏区中央局发回“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的电文。

从这份电报的内容来看，周恩来显然对南雄水口战役的结果，是非常不满意的！专门在电文之后追加：“两次战役总结前方仍要讨论，批评上次战役做总结。”（注8）

“这一役的最大错误，在未以全力对付粤敌，仍想用过去在苏区内的办法截尾巴，这仍是对敌人进攻估量不足，没有下最大决心消灭敌人。”（注9）

“这一战役主要的错误，是行动迟缓犹疑，分兵应敌，未用大力先解决张枚新，想用过去在苏区作战方法讨巧，反倒引起敌人分进合击，以致不能乘胜直追，不能继续开展当时胜利局面。这仍是对敌人进攻估量不足（如几次轻信敌退，而不重视与估量敌之增援），与过去游击战略及苏区内部作战战略，未能转变缘故。其他在战略战术上，亦对敌情估量不正确，报告不确实，各部队联系不好，机动未能配合，尤其是最高指挥机关在组织上、在布置上，均有许多缺点与错误。”（注10）

周恩来在电文中，还就有关组织方面，提出了意见及看法：“关于组织问题，军委会原指主席团，但仔细想仍不好。……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最高军事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总作战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注11）

　　通过上述所引之电文不难看出，周恩来是带着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和期许来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将此役没有取得预想胜利的结果归咎于朱德等人战役指挥有误；而是要通过改组前方的作战指挥的组织系统，以解决保证前方的军事指挥不折不扣地执行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局指令的问题。但周恩来经过战役总结后感到不切合实际，因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及解决的方法。

周恩来自1927年进入中共中央领导中枢，很快便以出色的领导才能，得到党内及共产国际代表等的认可。尤其大革命失败后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过去的松散状态下，迅速成为组织严密坚强有力的领导机关——周恩来成为其时中共党内实际主要领导，负责主持中共中央的大局及日常工作。

此外，由于周恩来为人谦逊而且在党内十分民主，所以在党内得到大部分领导人的认可及支持，虽在六届三中全会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严厉批评，但在党内威望依然是最高的。因此，对于周恩来在电文中提出的意见，位于后方的项英、任弼时及顾作霖等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虽不太满意也勉强认可了——他们所担心的，依然是“不那么听话”的毛泽东。

从表面上看，南雄、水口之役未能取得大胜的原因，的确存在周恩来在上述电文中指出那些错误，但若是仔细斟酌，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

由于此役是根据临时中央6月5日的电令实施的，其时红军主力又处于东西两头——东路红军位于闽西一带，西路红三军团则在湘赣边，需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赶到赣南一带。

大军行动，想完全避开敌军的空中侦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当路途较近的西路红军（红三军团）抵近赣州时，敌（粤）军经过空中及地面侦查就已察觉了红军主力的动向。

由于此次战役规模要远超之前的漳州战役，失去突然性又过于仓促——未能像漳州战役那般提前进行侦察，所以红军的行动处处受制——总是比敌军慢半拍。

从战役过程看，朱德等将战役的重点始终放在大庾一边，这也难怪，拿下大庾就能切断粤军北上支援的要道——红军只消用小部队，就可卡住粤军由梅岭北上支援赣州的通道，迫使其只能走进南丰北上赣州的道路。

如此红军主力便可埋伏在谷道两侧的山梁，以逸待劳伏击粤军的增援部队，得胜后可趁势夺取赣州或夹江北上。

未料曾料想，粤军采取的战略是死守大庾，待吉安方向国民党军南下，再对红军进行两面夹击。

周恩来赶到前方除了对南雄、水口一役进行总结外，还有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确定下一步的战略方向。但还未等周恩来等报告，位于后方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等就于7月23日，急不可耐地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红军应迅速在赣州上游西渡章水，以极迅速的行动打击蒋军！

　　周恩来赶到前方除了对南雄、水口一役进行总结外，还有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确定下一步的战略方向。但还未等周恩来等报告，位于后方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等就于7月23日，急不可耐地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红军应迅速在赣州上游西渡章水，以极迅速的行动打击蒋军！随后周恩来等在25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不同意见：

“（一）赣江敌情：粤敌除张枚新师回韶关整顿，叶肇两团留赣州外，十七师八团仍集结雄余两处，并有部分开向新城、南康说。五十二师在新城，十四师在南康、上犹两地，二十八师一部在赣州、一部在万安，四十三师在遂川，陈光中一旅在曾前，泰和以下为五十九、九十各师。”

“（二）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

“（三）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但此行动须极迅速秘密，我们决后天开始集中行动。望密电中央。”（注12）

　　图中可清晰地看到，国民党军集结重兵于吉安至南雄一线

　　但前方的这个意见，遭到坐镇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们的激烈反对！

无奈之下，周恩来在7月29日在总结水口战役的电文中，详告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敌情：“在南康、南雄、大余、新城、池江、上犹、塘江、赣州一线敌人，集结兵力围我的形势。现在，蒋介石已将十四师（在上犹、南康）、五十二师（在新城、池江）、二十八师，及王东原师归余汉谋指挥，陈济棠委余汉谋为第一纵队总指挥，计划以赣州为中心向于都进攻。香翰屏为第二路总指挥，计划向信丰进攻，桂军五师因已到韶关，这一计划是针对我主力军在信丰定的。处此情势下，在赣州上游渡河成为不可能，如准备与敌人作战后再渡河，则敌又有凭河而守以稽延我军行动的可能，并且在信丰停顿待敌人进攻，尤其要不得。同时，敌人更计划从北路进攻，以吉安陈诚为总指挥，指挥十一师、四十三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张英）、九十师（吴奇伟）各部，向兴国进攻。现在二十八师有两团驻万安，四十三师驻遂川、泰和，十一师一旅在吉安，一旅在水东、泰和，河东亦有一两团，五十二师驻永丰、乐安，张英在吉水、樟树一带，九十师在樟州、峡江一带。我们必须估量，敌人是向我们进攻的，只要我们向外积极行动，必然遇到敌人打。”（注12）

然后再次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必须估量，敌人是向我们进攻的，只要我们向外积极行动，必然遇到敌人打。你们说河东决战可能极微，是不尽然的。只要行动迅速，必能给敌人各个击破。如硬要等敌人力量加多始打，这次水口战役已证明其错误。当着敌人固守据点，在赣州撤回以前，犹可说非到河西不能找到敌人打；当着敌人大举“围剿”的时候，只要我们出到白区行动，敌人没有不来围攻的，三军团在河西的遭遇，及这次敌人四攻于都计划，便可证明，不过，向苏区进攻是迟缓的。红军到白区行动，向白军进攻是迅速的。因此，渡河是第一目的，如不能渡河，决不能说去河东，便无敌人可打。万安之后，泰和、河东小团州公也有敌人，水东有十一师一旅，吉水、樟树均有敌人。为着夺取吉安、南昌，必须以主力过河西，但不说先攻下万安、吉水，这对于吉安的夺取有帮助。不过，最紧要的还是能渡河，必须以最大决心，迅速渡河，地点决限于万安。”（注13）

　　我动敌动——就在红军开始北移之时，国民党南昌行营的何应钦等也开始调整部署：先将第二十八师调至万安，第十四师集结于遂川，第五十二师调至泰和，第十一、四十三两师在吉安一带集结。

这样一来，面对优势的敌军，红一方面军攻取万安、然后西渡赣江北上的计划，势难继续执行下去！

鉴于敌情的发展和不利的态势，周恩来不得于8月初在兴国县竹坝，再次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研究红军新的作战方向和计划。

毛泽东在会上明确反对西渡赣江攻打吉安的计划，因为赣江以西赣州至吉安一线，驻有国民党军十四师（在上犹、南康）、五十二师（在新城、池江）、二十八师，及吉安陈诚部的十一师、四十三师、五十九师（张英）、九十师（吴奇伟）等七八个师，这些国民党部队互相间相距不远，且大都是中央军相互联系紧密。红军若贸然前去攻打，极易遭到国民党军的三面围攻，很难有取胜把握。不如集中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两地力量较弱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尔后寻歼由赣江以西或由南丰、南城等地前来增援的敌军，进而创造完成和达到夺取吉安、抚州等城市的目标。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计划，虽然也是北进——大致迎合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的指令，但却与临时中央提出的“进攻路线”相去甚远，因此会上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辩！任弼时及项英等苏区中央局领导坚决反对这一计划！

但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同样十分强硬——毫不客气地请求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被认为是不尊重上级领导，因此惹得任弼时、项英等中央局领导十分的生气和反感！可是面对如此严峻的敌情，任弼时、项英等等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只好不得不勉强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最后决定，在前方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及作战计划等主要事宜。

但会议结束后，任弼时等在以中央局名义向中共临时中央电告兴国会议决定的时候，又向临时中央“参”了毛泽东一本，说毛、朱等“在信丰龙南迟延十数天是一错误”！

　　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及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命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并下达了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依据敌军将主力摆在赣江以西，企图阻止红军西渡并进而贯通湘赣之敌情，我军将集中方面军全部主力以坚决、迅速和隐秘的行动，首先消灭赣江以东、位于吉安东北侧的乐安、宜黄之敌高树勋部，并打击其增援部队进而威胁并伺机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以及南昌附近的较大城市，使江西敌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使我军取得相机各个击破的良好态势。

决以红一、三、五军团为主作战军，首先消灭盘踞在乐安、宜黄之敌高树勋部！得手后乘势突入敌军围攻部队的后方，进逼临近的中心城市——通过相机打击消灭敌军争取继续胜利。红十二军、二十一军及红二十二军以及独立师，牵制骚扰各自当面之敌并保卫苏区的安全，以掩护方面军主力的北上作战。

8月15日，周恩来等就作战方向问题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

“（一）北向行动方针乃见前电。红一方面军已于十五日到达招携、东韶一带。”

“（二）敌情：孙连仲部一师分驻宜黄、乐安，一师驻崇仁、抚州；朱绍良部毛师在南丰，李师在南城，许师在其中；吴奇伟师一旅在永丰，一旅在吉水、吉安，一旅在樟树、新干；陈诚部十一师在吉安，十四师回泰和。五十九师在峡江、安福，四十三师在遂川、泰和，二十八师在万安及赣江西岸，五十二师亦有回吉安讯。赣东北赵观涛部五师，西北谭道源部及湘军五师，赣南粤湘军八师，尚未见移动。”

“（三）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地向西迎击陈、吴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地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夺取南昌的形势。”

“（四）现部署已毕，战斗明晨开始，期以连续胜利达到目的，并配合全国红军行动。”（注14）

　　毛泽东为什么要力主攻打乐安和宜黄之敌呢？从当时的敌我形势看，国民党南昌行营将闽赣苏区划分为六个区域，准备分为九路大军队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其中第九路就是孙连仲宁都兵暴后新编的第二十六路军，由于该路军大部起义后兵力薄弱，只担负宜黄、乐安一带地域的清剿及防务。

实事求是地说，此时孙连仲的这个第二十六路军比较惨：是以宁都兵暴后的残部和后方留守部队，以及新编的部队重新编组的。虽然仍号称下辖第二十五和第二十七等两个师及一个独立旅，但大都是空架子不满编。第二十五师原本是孙连仲的嫡系，但由于大部分都跟随季振同、董振堂和赵博生起义加入红军，只能以剩下的残部及后方部分整编为第七十三旅，将原隶属的骑兵第四师取消——其所属的祝常德旅改番号为二十五师的七十四旅。如此，第二十五师就勉强形成了两个旅、四个团的编制，可由于一时间来不及补充兵员，全师只有可怜五千来人而已。

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却重编了三个旅（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六个团！大概是中村兵败后——被红军歼灭近一个旅，故高树勋安排该师的黄樵松等在后方进行编练，而宁都兵暴时李松昆路过斫柴岗时拉走了该师的一个整团——即第七十九旅一团（一五七团）侯象麟部。因此该师所剩的兵员相对要多于第二十五师，此外还有中村之战负伤的士兵归队等缘故，所以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就恢复了三个旅六个团的编制——比宁都兵暴前少了三个团的建制。于是，孙连仲将原属骑兵四师的另一个旅——即张华堂旅，改番号为独立第四十四旅，直属他的第二十六路军指挥部。

由此不难推算，孙连仲的这个新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号称两个师七个旅，但大部分部队都不满编，充其量也就是一万多人。孙连仲出于私心，你高树勋的二十七师不是兵多吗，将其派驻到直接面对苏区的宜黄和乐安一线，自己则带着总指挥部及第二十五师等，驻守在宜黄北部的临川和崇仁地区。

从当时国民党军在这一带的部署看，尽管高树勋的二十七师驻守的宜黄和乐安，正顶在闽赣苏区的北大门。但其正东直线距离约四十余公里处的南城驻有第二十三师，在其东南面驻守南丰的是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直线距离宜黄大约也是四十来公里。

乐安的地理位置，位于宜黄的西偏南，直线距离也是四十余公里。宜黄和乐安的西面，是直线距离差不多同样远近的永丰，国民党军的九十师及二十七师一部驻守在那儿。再往西，便是驻守吉安的陈诚部的主力第十一师。

　　从地图上看，乐安和宜黄所处的位置，恰似被南丰、南城（东及东南），临川（北）和永丰、吉安的中间，像是被含在老虎口中的两颗珠子！只是这一带全都是山区，一旦发生战事，援军最快也得两天才能赶到。以上这些因素，应该就是毛泽东选择打宜黄和乐安的主要原因。

乐安是一座上千年的古邑，县治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算来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乐安城位于宜黄县的西偏南的方向，距离原准备西渡赣江、驻扎在兴国和于都的红一、三、五军团最近，加之城内守军只有一个旅、两个团的兵力，所以方面军总部决定先打乐安，得手后趁势在横扫东侧的宜黄之敌。

根据毛泽东与朱德下达的《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具体的部署是：以红一军团为主，并指挥红三十一师、红二十二军的六十五师及总部特务营等，由林彪负责指挥攻城的任务；红三军团开进至乐安县城的东北面的牌路港一带，以便监视和阻击来自崇仁（北）和宜黄（东）的援敌；五年军团则部署在乐安南面的南村一带，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方面军总部在招携设立兵站及总医院，各军团的野战医院选择适当地点，同归中革军委总经理部长范树德指挥。

中革军委及方面军总部之所以将红五军团作为总预备队，恐怕还是有深意的——此时的红五军团，正处于微妙的非常时期：经过起义之后八个月的整编、调离、遣散、开小差、作战伤亡以及疾病等，推算此时全军团（包括红十五军）大约只剩一万多兵力——较之刚起义时的两万人减少了差不多一半，即使较整编后的一万七千多人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多！

其次就是几天以前，原军团长季振同和原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等，刚刚在瑞金的叶坪公开受审并被判处死刑，若不是毛泽东和项英的极力反对，恐怕早就被执行枪毙了！

再是考虑到乐安的守敌与红五军团都源自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同根相煎”当然还是尽量避免为好。可红军毕竟兵力有限，所以朱德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红五军团部署在后面为总预备队——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使用红五军团。

其时驻守乐安的国民党军，是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的两个团，另附八十一旅第一团的一个营——可能是因为兵力不足，大约总共只有不到四千兵力，守城的指挥官为第八十旅旅长吕如珂。

　　根据史料记载，乐安的国民党守军大约早在14日，就已经发现招携一带有红军的来临的迹象。于是，吕如珂一面加紧部署防御，一面加急向上峰报告。可能是情况不明以及红军主力是陆续到达的，国民党军方面只是从西、北、东三个方向调集兵力，准备应对并进剿进入乐安、宜黄一带的红军。

乐安县城这一带属半山区半丘陵地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东南部山高林密，西北部则丘陵起伏。大概是由于县城不大、城墙又比较矮小，周边的地势又都高于县城，吕如珂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城外，主力摆在东南门外的一线工事里，其指挥部放在南门外的桥背街。

　　参考图：乐安城考及其周边的地形

　　从兴国北上至乐安，虽然有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山路，但由于这一带沿途全都是苏区，有利于红军大部队的秘密行进。8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乐安出发，一路上昼伏夜行。

时至8月15日，红一方面军参加此次战役的各部，相继悄悄抵达乐安南面约二十五公里处的罗陂、招携一带。朱德与毛泽东率领方面军总部及后方，进驻望仙一带——位于南村不远处的西南面。

上午11时，朱德、毛泽东正式下达《攻击乐安的命令》！当日下午，总指挥部在招携列宁小学（谭氏大宗祠），召开攻城部队师、团干部会议。大概是考虑到此后紧接着要攻打宜黄，加之乐安守军只有不到四千兵力，故决定由红三军担任主攻，于16日拂晓向乐安城发起攻击。15日傍晚，红三军各部悄悄离开驻地，隐蔽向各自的指定的攻击位置出发，规定于黎明前完成对乐安城的包围。

根据时任红九师参谋长的耿飚回忆，针对乐安敌军兵力大部分部署在城外——主要在东南门外的工事内，而其指挥所则位于南门外侧西北面的桥背街，时任红三军军长徐彦刚采取的作战部署是：“第7师在左翼，负责进攻西门外高地的敌人，占领高地后进而占领西门一带城墙；第8师在右翼，先到达乐安东面的上罗坪警戒，听得乐安枪响后，便迅速进攻东门外敌人；我们红9师为预备队，在7师后面跟进，到达增田后停止待命；独立第5师（归红3军指挥）在乐安北面的上领、下岭一线向崇仁方向警戒，等乐安打响后，便进攻北门外的敌阵地。作战中，各师除通过有线电话与军部联系外，相互间的联络规定为右方部队向左方部队联络（即9师向7师，7师向独5师，独5师向8师，8师向9师）。”（注15）

红三军这个计划是要避开敌军防守的正面——攻击地势相对较低、且较弱的西门一线，通过占领东面的制高点——威胁和牵制敌军的防守力量，使守在南门的一线的敌军主力无所适从。 令人遗憾的是，大概是年代久远，耿飚有关“红八师”的回忆明显失误！如前所述，水口大战之后，红八师的建制及番号均被撤销——其后一直未再恢复。

那耿飚回忆的“红八师”到底为那一部分呢？根据笔者查证，应该是临时划归红三军的红四十五师——即寻淮洲所部。可惜的是，当夜由于向导带错了路，红四十五师当夜并未及时赶到指定位置，加上地域生疏和夜暗以及缺乏通讯手段，红三军军部并未及时发现。

注释：

注1、9：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57页。

注2：见阎峻著《林彪军事生涯》，“1931年—1932年”章节。

注3：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院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第一版，第746页。

注4：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一八八六— 一九七六（上），第280页。

注5、6：见逄先知等著《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408页。

注7：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一八八六— 一九七六（上），第275页。

注8、11：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59页

注9：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55—6页

注12、13：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58页。

注14：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64页。

注15：见《红军反围剿史料》，第130页。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