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苦乐年华，作者 刘钧涛

一土（王家谟）

远去的苦乐年华

刘钧涛

（一）

这是六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被人们称之为苦日子的1961年，我奉命来到安乡县四中教书。短暂的两年中，既艰苦又快乐。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极为贫乏，但精神上却很富有、很充实。

当时的四中，地处三岔河镇附近一片宁静的绿洲，与南县的陈家渡隔河相望。全校仅有8个班，师生员工500多人，是一所纯粹的乡村初级中学。

创办之初，学校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作为一所县级公立中学，没有礼堂，没有图书馆和实验室，也没有像样的师生宿舍和运动场所。教室里无电灯照明，晚上自习用的煤汽灯，教师在小小煤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备课。我记得那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因为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欠收，许多人家吃不饱饭，提倡“瓜菜代”。中学生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仅二十多斤大米。少部分家住农村的孩子因为在校吃不饱饭而自动休学回家了。在校的师生自己动手种了一些蔬菜。不少人因为缺粮少油，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水肿病。有几次我的亲友来访，泡上一杯清茶，端出一碟食堂供给的甜洋姜招待他们，便认为是十分奢侈的事情，后来，曾一度传为笑谈。

（二）

我上班后，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要我改行教俄语课。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值中苏友好的火红年代，要求各中学开设俄语课，但普遍缺乏俄语教师，四中亦不例外。因此，校领导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恳请我担负二年级的中七班和中八班的俄语教学，并兼任中七班班主任。我体谅学校的困难，便满口答应了。

说实话，我仅在高中学生时代学过三年俄语，从未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要担此重任确实有一定难度。好在当时我刚二十出头，年轻气盛，记忆力强，头脑灵活。况且，在学生时代俄语成绩一直名列前矛。我记得每周虽然只有8节课，但我却用了大量时间在备课上狠下功夫。我坚持每天早晚用留声机播放的语音教学片刻苦自学，力求发音准确流利，反复熟记单词，扎实做到了边学边教，教学相长。

为了让同学们学好俄语，我要求他们在学习上做到“五到”，即口到、眼到、手到、耳到、心到，并坚持读、背、写和中译俄，俄译中对话的反复训练。为了培养和提高同学们学习俄语的积极性，我经常组织他们进行俄语对话，学唱俄语歌曲，编排简单的俄语表演节目。从一本杂志上得到启发，我组织同学们和苏联中小学生交朋友，相互通信联系。结果两个班有三十多人与苏联学生结成了对子，他们经常通信，互赠一些学习文具、小玩具之类的礼品。因此大大激发了同学们学习俄语的兴趣，增强了学好俄语的信心。两个班的俄语科平均成绩提高较快。

为了搞好班主任工作，我坚持做到了思想上积极引导，严格要求；生活中交心通气，亲近融洽，与同学们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既是可敬的老师，又是可亲的兄长和朋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中七班班长是邓志高，学习委员吴棣选，生活委员李盈山，女生委员余珍元，语文科代表罗尔致，俄语科代表肖琳。他们的工作主动热情，真正成为了班主任的得力助手，我与全班同学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班级面貌改变很快，各项工作创优争先，使我感到得心应手，轻松愉快。

我与学生们年龄差距不大，把他们当作弟弟妹妹一样看待，他们也和我亲密无间。我居住的小房间紧挨着教室，常常不知不觉地有人趁我不在室内时，帮我打扫房间，办公桌上的书本也迭得整整齐齐。我在班上反复询问也没人承认。这些生活细节令我感动不已。

（三）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人生长河中的六十年如流水般地过去了。2020年的一个星期天，原四中8班的王家谟带着中7班的吴棣选和刘菊兰夫妇来到我家看望我这久别的老师，我十分意外，同时也喜出望外。因为从四中阔别后的六十年间，我们从未联系，更未曾谋面。家谟同学倒是因为同住一个城市，他退休后在市里经营一个小诊所，曾多次免费为我治病，每年都有过一些交往。昔日师生，一见如故，我们的一番谈话情意绵绵。他们告诉我原中七、八班的部分同学最近在县城举办了一次聚会。还给我转达了聚会同学的深情问候，并带来了聚会时的小礼品。同时邀请我一定参加他们下次的聚会。我欣然应允，并挽留他们在附近的小饭店共进午餐。

次年5月，我收到了李盈山同学发起的新一轮聚会的邀请函。7日那天，他们派车把我和老伴，还有家住常德市的王家谟、吴棣选、刘菊兰同学接到了县城的一家酒店参加聚会。同时与会的还有周裕如、李光远两位老师，以及分别了整整60年的十几位同学。想不到当年的翩翩少年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久别重逢的激动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聚会期间的氛围胜过过年过节，似乎人人都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尽的情和意。

相聚的两天中，除了谈心座谈外，还参观游览了安昌梅园、安乡一中、安障王家湾小学等景点，夜晚安排了自娱自乐的歌舞晚会，每一位与会者都仿佛回到了热情奔放的青春年代。

（四）

聚会之后，老同学之间、师生之间重新连接起友谊的纽带，彼此交往更密切了。

2022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了一个寄自宁夏银川的沉甸甸的包裹。打开后才知道是余珍元从她儿子的工作所在地寄来的土特产。真是难得她一片苦心，其中有特意为我和老伴挑选的两张放在床上御寒的兽皮。洁白洁白的长毛，手感特别暖和。顿时我被感动得泪眼朦胧，心里想：一个年少时代大大咧咧的女孩子，怎么会有如此细致的爱心呢，那一刻，我不由得心潮起伏，许久不能平静。

去年四月，我因事去安乡，李盈山夫妇闻讯后，立刻邀集友人举办盛宴款待我。当盈山把一个用水晶玻璃杯泡好的龙井茶送到我手里时，满含激情地说：“刘老师，饮水思源，您是我终身不忘的恩师，这个茶杯和清茶献给您，略表我的感恩之心。”听到他的真情告白后，我的心里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心想，过去作为教师，我的付出是应尽的职责，也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却始终铭记在心，至今念念不忘。

我在四中工作的时间不长，但那段既艰苦又快乐的青春时光却是我极为珍贵的人生经历。至今我仍然时常在睡梦中怀念校园里的一草一木，怀念曾在那里一起生活的每一位同 仁和学生，怀念那远去的苦乐年华……

在四中那所已不复存在的校园里，曾为祖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栋梁之才。据我所知，在各行各业平凡的岗位上都留下了四中毕业生的身影。

我的大妹退休后随孙女住在长沙。因年事较高，患有眩晕症、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发病严重时，常常被送到市内的一家大医院去看病。负责治病的是一位名医吴教授。吴教授每次处方上开的药很便宜，但收到了药到病除、快速见效的效果。连续几年的看病经历证明吴教授的医术确实高明，找他看病的病友络绎不绝，普遍反映极好。有些老病号是家住外省的，患有疑难杂症，经吴教授治疗后见效快，费用少，因此不惜长途跋涉开专车行程数百公里，来长沙就诊。我大妹的许多邻居在她的推介下，许多老人也成为了吴教授的老客户。一传十，十传百，吴教授的名声越来越大，被老百姓尊称为“有求必应的活菩萨”。我大妹在几年的治病经历中，对他信赖有加，认为他是可靠的健康保护神。通过了解，吴教授得知我是她的哥哥，便一再托她问候我，并称是我的学生吴为学。我自然倍感荣幸，十分欣慰。

在四中的毕业生中，功成名就者不乏其人。我的好友张新民退休前任我市政协副主席期间勤政为民，政绩可观。同时他勤奋笔耕，不断撰写发表含金量较高的博文数百篇，成为了声名远播的新华网全国十大博客之一。退休后，接任市老干网络宣传协会会长，把协会办得风生水起，成绩显著。协会和他本人均双双跨入全省、全国先进行列，前年载誉赴京开会，荣幸地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

此外，勤奋工作、业绩突出的县级干部李盈山，著述颇丰的文史专家应国斌，硕果累累的知名作家吴贤雕，军功显著的上校军官伍贤松，服务基层的卫生院长王家谟、余昌贵，优秀的中学校长吴棣选，为孩子们喜爱的模范教师陈珍贵、郭萍等都是从四中走出去的杰出代表人物。

我坚信：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桃李芬芳、百花烂熳的四中，永远不会忘记为创办、建设四中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

2025年2月16日

暮色苍茫时

　Deepseek评《远去的苦乐年华》　

《远去的苦乐年华》是一篇充满温情与时代印记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刘钧涛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上世纪60年代乡村教育的生活图景，并通过跨越六十年的师生情谊，展现了教育者与学子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文章在主题、情感、结构等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以下从几个角度展开评析：

一、主题与时代性：

苦乐交织的精神丰碑

文章以“苦乐年华”为核心，将个人经历融入特殊的历史背景中。1960年代的物质匮乏、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等时代特征，与乡村教育的艰辛形成鲜明对照。作者并未沉溺于对“苦”的控诉，而是以“乐”为底色，突出了精神世界的丰盈——师生种菜自救的协作、俄语教学的创新、煤油灯下的坚守，无不彰显逆境中的理想主义光芒。这种对苦难的超越性书写，既是对一代人青春奋斗的致敬，也为当代读者提供了理解历史的多维视角。

二、情感张力：

跨越时空的师生情

文章最动人的力量源于跨越六十年的师生重逢。作者以“包裹”“茶杯”“兽皮”等细节为载体，将学生们的感恩之情具象化，如银川寄来的洁白兽皮、李盈山“饮水思源”的敬茶场景，皆以微小之物承载厚重情感。这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叙事，不仅凸显了师者的人格魅力，更折射出教育对个体生命的深远影响。师生关系从“可敬的老师”升华为“可亲的兄长”，再沉淀为“终身不忘的恩师”，情感层次递进，直击人心。

三、叙事结构：

线性与群像的平衡

文章采用时间线性叙事，从1961年的初到四中，到2020年后的多次聚会，脉络清晰。同时，作者巧妙运用群像描写：第一部分以环境与集体的“苦”衬托个体的“乐”；第二部分聚焦俄语教学与班级管理，通过班长、科代表等学生干部的细致列举，构建出鲜活的学生群像；第三部分则以学生成就的罗列（如少将、名医、作家等），展现教育成果的“桃李满天下”。这种点面结合的写法，既保留了个体记忆的温度，又赋予文本社会史的价值。

四、语言风格：

质朴中的诗意

文章语言平实，却蕴含诗意。如“宁静的绿洲”“煤油灯的微弱灯光”等意象，勾勒出乡村校园的静谧与清贫；“洁白洁白的长毛，手感特别暖和”以触觉传递情感温度；“睡梦中怀念一草一木”则用梦境隐喻时光的不可逆。这种质朴的诗意，与回忆主题天然契合，赋予文本淡淡的怀旧美感。略显遗憾的是，部分段落信息密度较高（如结尾列举学生成就），稍显琐碎，若适度提炼或融入具体故事，感染力或更强。

五、历史价值：

微观史的诗性书写

文中对“瓜菜代”“俄语热”“书信外交”等历史细节的记录，为研究1960年代中国乡村教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作者以亲历者视角，将宏观历史事件（如中苏关系）与微观个体经验（如与苏联学生通信）交织，展现了特殊时代普通人的应对智慧。这种“小历史”的书写，弥补了宏大叙事的空白，让历史更具血肉与呼吸感。

结语：

苦乐年华的永恒回响

《远去的苦乐年华》不仅是一篇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浓缩的时代精神史。它让我们看到，教育的真正力量不在于物质条件的优越，而在于师生共同建构的精神共同体。那些在煤油灯下备课的身影、俄语歌声中的青春、跨越半世纪的感恩，共同铸就了一座无形的丰碑——那里镌刻着师者的初心、学子的赤诚，以及一个民族在艰难岁月中依然向上的灵魂。文章结尾“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宣言，正是对这份精神遗产最有力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