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根

五缘

文/五缘

图/网络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人民公社时期，工分是社员活下去的命根，是生产队分配粮食的凭据和基础。每年田地里产出的粮食，队里选出上等粮食交公粮，然后留足种子，再留出“提留”，作为大小队干部开会误工补助、民办教师薪酬、队上请工匠吃用等开支。其余的按比例分为“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究竟是7:3开还是8:2开，我已记不清楚。基本口粮按人头分，工分粮按工分数量分。

听到这里，你以为人人都能把基本口粮分回家，那是做梦！全家基本口粮要与全家工分数量挂钩。比如今年每人的基本口粮是400斤毛粮，每斤毛粮0.1元钱，你就得挣够折合40元人民币的工分数量才能分回基本口粮。至于40元钱要折合多少工分，那要看生产队的工分值是多少。我下乡的三队，每个工分值是0.032元钱。这在本大队各小队里是最高的，我弟下乡的二队是最差的，分值只有0.012元。在三队，要分回基本口粮，你最少得人均挣够1250个工分。在二队，人均得挣够3334个工分。

我一月份下乡，每天由记分员做好记录，到三月份评工分时，队长咬咬牙，说：“就按我们的孩子对待，每天3.5分。”队长说的话，都是和队里其他干部商量的结果，社员们哪里还有话说。这一年我劳动了200多天，逢下雨、开会学文件、学语录、开批斗会、年节放假不上班。到年底一结算，我所挣工分买不回我的基本口粮，我成了“补钱户”，被扣下100多斤基本口粮，队会计在会上对所有补钱户说，要尽快拿钱交到队上补上亏欠，否则粮食堆在仓库里，发霉损坏，老鼠偷吃了由自己负责。我回家跟母亲说了这情况，她向同事借了二十多元钱让我交给队上，这才领回全部基本口粮。

这是生产队为能拿出钱来的社员领回完整基本口粮的一种办法——用钱补上你工分值不够的部分。这种家庭就叫“补钱户”，当地戏称为“补锅匠”。补钱户要么是有人在外做工（我队有四个在外的工人：大队长儿子在市电建公司，正队长俩个弟，一个在煤矿、一个当兵转业在县副食品公司，副队长的儿子），家里只有老婆一人上班，娃儿小，吃闲饭。这类补钱户是幸福的。要么是“困难户”，全家老弱病残小多，挣工分的人少。这类补钱户最痛苦。没想到知青第一年，我一人吃饭一人挣，还是“荣幸”地成为“补锅匠”。我全年出勤200多天，在全公社知青中是最多的，在队里除了大小队干部以外也是最多的。后来听说很多下乡知青在农村偷鸡摸狗游手好闲，我非常后悔，简直虚度了大好光阴！为什么要勤巴苦做挣那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到头来还成了“补锅匠”。为什么不去偷鸡摸狗游手好闲，丰富自己的大好青春年华？其实，是个人就知道“吃好耍好”是人生第一要务。现在叫“享受人生”！我母亲不允许我们这样乱混。她说，你们可不要乱来，要听领袖的话，好好表现，争取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有出路、前途。我知道父亲母亲的“红疤黑迹”，始终牢记她说的话，拼了命在争取，无奈学徒工分太低！成补锅匠非我所愿。

知青每天3.5分，还被有的社员白眼，觉得占了他们的便宜。的确，农村孩子十二、三岁刚下地参加劳动，好多农活都能干了，也才3.5分一天，知青虽大多十六岁以上，可会干什么？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我们一个知青穿长筒胶靴挖地，生怕踩紧实了刚挖松的地，便倒退着挖，无奈祖先设计锄头是往前挖，不能往后挖。逗得社员们哄笑，他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只听说鸡刨食是往后刨，没见挖地也往后挖！我在农村长大，没吃过猪肉看见过猪跑，没出“洋相”。可十六岁了又矮又瘦又黑，像极了稻田里的长脚“秧鸡”（一种“鹬”。有社员给我取的外号就是“秧鸡”），比“斑鸠”还小，居然也领3.5分一天！

第二年，上面有知青政策传下来，知青们不分男女，每天最低不能少于5个工分。于是，我的工分从3.5分一下跳到5分。这已经快接近女社员每天7分的顶薪了。要知道，社员们的工分每年评定一次，多数都是上涨1分，哪有一年直接涨1.5分的！我感谢政府，为我们想得周到。

母亲调来这个大队小学教书已经好几年了，与社员们太熟了。贫下中农没有“见外”，确实，已经够优待我的了，我感恩，决定要更加努力，把自己改造好，多挣工分，甩掉“补锅匠”的帽子。

劳动期间，我也为多挣工分早点“揭帽”摸到一些门路。队里有些农活是包工，比如每年春季插秧和秋收稻谷，都是“包工活”——一亩地多少个工分，几人干完几人就分这些工分。一般整男劳力一天十个工分，干插秧割谷包工活，每人每天可以挣15至20分。

那年我刚满16岁，个子矮小体力弱，收割稻谷，在水田里拉不动搭斗，挑不动两百斤一担的水湿稻谷，我干不下来，也没有人愿意和我搭档，我只能放弃这项包工活。但我心灵手巧，春季插秧不要力气大，只要你插秧足够快，就有老社员叫你加入他们的包工团队。说实话，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农活，高挽衣袖裤腿，在水田里一步步倒退着插秧，面前就出现一片绿油油的秧苗，很有成就感。半条腿踩进稀泥里，手眼离水面稀泥也更近，腰不会像割麦那么难受，即使太阳晒着也没有割麦那样热，没有那么多灰尘。天底下所有干过割麦的人都知道，那是农村里最累最要命的农活——必须高撅屁股，像鸵鸟把头钻进草丛里那样低头挥舞镰刀，干不了几下腰就像断了一样。

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割麦不是包工活，插秧是，一天可以挣1.5倍以上的工分。下乡第一年，我学会了插秧，并且进步神速，从生手变成熟手。

那几年，农村推广“密植”高产。每块水田，两个小孩站在水田两头，一人拉住绳子的一端，按照上级的密植尺寸，用一根小竹竿量出中间插六窝秧苗的距离。这时，一排老人小孩妇女顺着绳子插秧，把水面隔成一条条的空间，熟练的人就在空格里插上六窝秧苗。我从牵绳子干起，成为熟练工。第二年，队里见大家已经掌握了密植的幅度，就采用包工的方法插秧，目的是双抢期间，必须提高效率。这时，我已经成为全生产队除一个副队长和唐会计外排第三的插秧高手。每到一块田里，要先让一个插秧又快又直的人作为领头人，从大田的这端中间插六窝秧苗到大田的另一端。领头人一般插出1到2米远距离时，其余的人就傍着已插好的秧苗去追赶前面的人。干包工活，大家都不敢偷懒，于是田里出现少有的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也在这一年，我成了大田块的领头人，把六条秧苗笔直地插到水田的那一端。任由后下水的人怎么扑腾也追不上我。

本来，那年我的底分每天5分，由于我插秧又快又好，在分工分时，最高的农民每天分15分至20分，我能分到10至12分，一天挣2天多的工分。想着今年能甩掉“补锅匠”帽子，心里非常开心，满身的泥水全不在乎，苦和累也忘掉了。

到第三年，我插秧的工分就成了队里最高的了。这一年，我不但甩掉“补锅匠”的帽子，完整领回了基本口粮，还分了一点工分粮，分回十来元钱的“红”。

这一年，我也能拉动水田里割谷的搭斗，挑得起200斤一担的水湿稻谷了。每年我就有了两种包工的农活可干，工分也挣得多了。但是队里经济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分值越来越低，每年挣2000多分，也没挣来几个钱的“分红”。好在家里有母亲的教书工资，我们在农村的油盐电灯费用不至于像有的农户那样艰难，每年也能把自己定量的布票棉花票给用完。

到我下乡第8年，我的底分涨到每天9分，与整劳力只有1分距离，但离“可以教育好”好像还差十万八千里！不过，这时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恢复了顶替政策，我直接被中央政策给教育好，远离了又爱又恨的的“命根”，也远离了“接受再教育”的屈辱生活，吃上了商品粮！也许，那里面有我当年流汗流泪上交的公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