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颁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战时首都”成为大后方的中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重庆”析出四川省，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直辖市），是“南京”、“上海”、“天津”、“青岛”、“北平”后的第六个；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正式确定为“陪都”，从此开启一段“抗战”的传奇历史。<br>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富商‘黄云阶’在‘长江’南岸山区一峰买地，“黄山”由此而来。多年营建已是清幽之地，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政府购得。大轰炸期间，“蒋委员长”和空军顾问‘陈纳德’在“望江亭”目睹惨状，促成了“飞虎队”的组建。<br>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莲青楼”成为“美国军事援华代表团”驻所，‘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参谋长‘史迪威’、团长‘巴大维’、特使‘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等官员都住过。 峰顶“云岫楼”约400余平方米，则为“蒋委员长”官邸。 东侧山脊“松厅”，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起，成为“蒋氏”夫妇居所，‘宋美龄’使用为主。历史机缘，“陪都重庆”为世界瞩目，许多精英与资源荟萃，它永不退却，誉为“不屈之城”。 ‘中山四路’是“陪都”机关、要员聚集之地，有国民政府办公大楼（已拆），以及国民政府行政院（现为重庆纪委）办公楼。 “周公馆”更熟悉名字是“曾家岩50号”，位于路的东端尽头，那时还是狭窄石板小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市区的办公地点。 西侧“戴笠公馆”，国民政府“军统局”副局长（主持人）。 有人说：“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再往西是“桂园”，一座独立的小院。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由分管军事的‘张治中’（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租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10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此谈判、会客，签署《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鲜英’的“特园”（上清寺），竣工于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民主政团同盟”诞生地，‘毛泽东’三访此处高谈阔论。 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热情交流，共商国是的领袖已然巨变。“反右”的磨难与“文革”的大火，让这座“民主之家”荡然无存。<br> “两路口新村”的这栋小楼本是‘杨能琛’私宅，后“外交部”租为招待所。在‘宋子文’帮助下，‘宋庆龄’这里住了近4年，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重建了“保卫中国同盟”，“援华”的物资以资助“中共”武装为主。<br>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随着政府内迁，“美、苏、英、法、加、新、澳”（反法西斯同盟）30余国，在“渝”设使馆。<br> 还有一个特殊流亡政府，也是境内唯一的，它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宗旨是坚持 “反日”，争取独立，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成立于“上海”；又从“镇江”迁至‘沱湾镇’（綦江县）以及‘屏都镇’（巴县）；因工作不便，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移到“七星岗”现址；同年11月经“沪”回国。‘金九’（韩国国父）在《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写道：“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慨为河润。”‘文在寅’（总统）称，“临时政府”是“韩国”根基，是它的法统。<br> “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背靠“浮图关”，面向‘嘉陵江’。 这里有多组建筑，集中展示“抗战”（重庆）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历史风貌。“高公馆”原在“上清寺”，属于迁址。它是“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大学）首任院长‘高显鉴’的住所。“中国科学社”曾在此办公，有‘竺可桢’、‘胡适’、‘茅以升’等精英。<br> “刘湘公馆”原位于“李子坝”，因危房移往园内复建。‘刘湘’（陆军一级上将、四川省主席）是有很大贡献的，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川军”易帜；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创办‘重庆大学’，为首任校长；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率军出“川”，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病逝于“汉口”，立下誓言“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br> “李根固旧居”为原地修复，他是‘刘湘’老部下，是“抗日”将领，曾任“重庆警备司令”。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野”第12军的‘王近山’（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率军部住在这里。 公园对面是“史迪威旧居”，早期为‘宋子文’行馆。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来到‘中国’，担任“战区参谋长”等职。 征战“印缅”有功有过，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晋升四星上将，同年回国。‘蒋介石’把“中印”公路以他名字命名。 “红岩村”（红岩嘴）是‘饶国模’女士的“大有农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因为轰炸，“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从市区迁来，自己建了这座楼房。 “重庆谈判”43天，‘毛泽东’住这41天，还有2天呢？ 住在“林园”（歌乐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车祸辞世后，‘蒋介石’迁来住1号楼。 两年后的8月29日清晨，两人散步不期而遇，石桌边交谈，据说，“蒋”的对白大意是，别打了，未来以经济成就来竞争吧。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8日，至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23日期间，“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大轰炸。人员伤亡约3万人，财产损失已经无法估计。 尤其是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5日傍晚至午夜，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较场口防空隧道”设计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途分叉又形成‘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现磁器街）三段，隧道内没有通风等设备，并且隧道门很低，由于惊慌拥挤，导致窒息和踩踏而死亡有数千人，以致有人绝户，这是当时‘磁器街’的出口遗址。<br> “重庆”依然坚毅，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渝中区’设立“精神堡垒”，昭示“抗战”之决心。<br> “抗战”时期，“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浴血奋战的300多万“川渝”籍将士，有60多万人伤亡。‘李宗仁’曾感慨：“川军将士以寡敌众，只有战死的忠烈没有投降的懦夫。”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政府还都“南京”，其后制宪“国大”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为纪念它的重要地位，在“精神堡垒”旧址竣工了“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解放碑）。它是“抗战”胜利的精神象征，是“重庆”对“抗战”贡献的历史见证，已成为它的地标和城市象征，没有之一！<br><br><br> 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20点42分<br> 修改于 2022年5月14日 星期六 23点38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