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瀚贯彻“屯垦戍边”思想 执行“三个队”任务

半角斋

作者：罗承瑛（张仲瀚秘书）

编辑：半角斋

本文节选自《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魂系天山》

我们曾好奇地问过张仲瀚同志：“当年解放战争接近胜利、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时候，王震司令员征求您的意见，是愿意进军四川呢还是愿意进军新疆，您为什么选择了新疆？”

他说：“我上学时读地理，就感觉到我国人口分布的畸形状态，占人口总数只百分之六左右的少数民族，所居住的面积却占了全国百分之五六十,大西北半个中国，成为发展极其缓慢的地区，而新疆尤其明显。从战后我国的建设观点看，新疆是急待开发的地区，这里的少数兄弟民族也急需汉族人民的帮助。所以，我当即向王司令员表态：不管新疆之行有多困难，新疆之战有多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

1949年 12 月5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执助务者外，应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因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张仲瀚同志兴奋得像一名新战士领到武器一样，用主席的指示去动员和组织部队，向荒漠大自然开战。当时，他在新疆和平起义部队新编二十二兵团九军任政委，他组织干部，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反复传达学习，亲自讲课，传达毛主席的建军思想，说明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是区别于反人民军队的重要标志。

他强调“必领深刻理解这一庄严的指示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从物质上、经济上具有医治战争创伤、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更是从精神上、政治上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激发人民生产热情、防止我军因为胜利而居功自满、贪图安逸而脱离人民的伟大政治行动。对于起义部队来说,更是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进行改造教育的一场斗争和考验。新疆是少数兄弟民族聚居的地方，人民军队参加生产的行动，还具有增强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

1951 年2月,张仲瀚同志参加了西北军区第一次党代会。会议期间有的代表对“军队参加生产”问题，提出批评，并抨击一些领导同志。

张仲瀚同志则认为：“西北地广人稀，过去,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民族压迫，使之非常贫困落后，今天，我们夺取胜利后的人民解放军，应当不折不扣的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成为开发建设西北的主力军。新艦地处祖国边陲,军队参加生产，实行屯田安边，自西汉以至民国，凡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无不视此为重要国策，这有什么错呢？！”他在高声朗通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全文和有关教导,理直气壮地反驳“军队参加生产就不能打仗了，不成为军队了”的观点。

1952 年2月,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发布整编命令，以便从组织上保证“军队参加生产”指示的落实。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

这时，有的同志出来批评，新疆军区领导开展部队大生产运动是“急躁冒进”，说“忘我劳动”的口号是“残忍”的，把新疆剿平鸟斯满土匪说成是“打少数民族”,把批判、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说成是“大汉族主义”“新的民族压迫”等等。

张仲瀚同志根本不听信这些，他坚决支特新疆军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他坚信南泥湾精神应该继承和发扬，那种打击军队参加生产、保护民族分裂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才是真正的错误，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1953 年，在编制部队生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张仲瀚又继续对上述错误思想进行了抵制。有的领导部门拿出的计划，是把各项指标定得低低的,而把每年向中央要的投资编得高高的，以耕地面积来说,1953年是 90 多万亩,发展到 1957 年才达到170余万亩,平均每年扩大 16万亩。他认为这是一种爬行的速度。其他如粮、棉产量、畜牧业、加工副业、水利建设、机械化水中等等。都是“踏步不前”，而且每年向中央伸手要8000 万元。

张仲瀚同志以为：如果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去干,将使新疆的 10 多万部队变成长期躺在国家身上的“伸手派”,这就辜负了毛主席在《命令》中所赋予边疆部队的光荣使命。

有感于此，他专程从石河子赶到乌鲁木齐，向王恩茂同志(当时任中共新疆分局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反映自己的意见,当即得到王恩茂同志的支持，并在军区党委会上决定：由张仲瀚同志主持重编新疆生产部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由他在军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这个计划，使部队在新的斗争任务面前，又呈现了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生动局面。这个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项指标均较原来那个“低标方案”翻了一番以，并且每年向中央申请投资不到 6 000 万元。

1954 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命令》,又批准将新疆这支生产部队转业，集中编为一个兵团，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称号。

当时，不少同志甚至有些领导干部还不大理解，有的说：“军区分两支部队，一支打仗，一支生产,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转业呢？”有的说：“既然转业了，在政府领导下集中精力搞生产就是了，又成立什么兵团，”“军不军，民不民,二钱子，还不如解甲归田回老家去!”

这时，张仲瀚任兵团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王恩茂同志兼任兵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具体主持兵团工作，他针对以上思想，在党委会上讨论统一思想，在群众会上做报告,到处演讲自己对中央决定成立新疆生产兵团的理解和认识。他说：“我们本来是人民解放军，虽然己经转业了，我们像不愿离开自己的母亲一样不愿离开解放军，哪怕只允许我们保留着这个光荣称号,也将是对于我们10多万转业战士巨大的鼓舞、巨大的安慰和信任！我们决不会辜负这个光荣称号，只会在新的斗争任务中，更加努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使之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讲到既转了业又要成立兵团时，他说：“关键是一个‘兵’字,自古以来,当兵吃粮、拿饷，天经地义。而我们新疆军区生产兵团是毛主席寓兵于农、于工、于商、手学的思想产物，生产兵团不吃军粮，不拿军饷，不穿军衣。平时创造财富，战时消灭敌人。试想我们现有 10 万转业军人,将来还要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这要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节约多少军费啊”。

讲到兵团的性质和任务时，他说：“生产兵团既示是现役的、正规的人民解放军，也不是一般的国营农(牧)场或企业,中央要它保持着解放军的光荣称号和组织形式，很明显，正是为了让它继续发挥人民解放军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或叫“三个队”)的作用,继续去执行生产、打仗、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

“但是,由于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生产兵团“三个队”的任务的次序、侧重可以有不同,比如我们现在把‘生产队’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工作队’、‘战斗队’,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但“三个队’必须并存,必须结合，必须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这就使它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一个特殊的兵种,这就是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在新疆这种社会、地理、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运用和发展,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结合••”

张仲瀚同志还把他的这种思想、认识、抱负凝炼为一首七言诗：“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年入玉门关”。

兵团成立后,张仲瀚同志作为王恩茂同志的助手，和司令员陶峙

岳具体主管兵团工作，以毛主席的《命令》为思想武器，踢开一些清

规戒律，每年以增加 5-10 万人的速度扩展,发起了征服自然的新“战役”。

这时，有一小股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冷风吹来，抵制和阻碍兵团事业前进的发展。只准兵团搞农业。不准搞多种经营，特别是不准搞工业，只淮摘开荒，开荒后把新造成的农田交地方，声称“兵团今后不得再增加人”，“兵团不能挂解放军的牌子”。兵团内部有的领导也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和消极退缩思想，提出要“重新考虑兵因的组织形式”和“双重领导关系问题”，要“把兵团交给地方”。也说“兵团发展速度太快了，工业办得太多了”,“兵团发展生产越快,对民族团结越不利！”到六十年代初，有的人甚至提出“兵团唯一的出路是将现有职工遣散 10万(连其家属是 15 万人)送回关内去”。而这时正是他们的家乡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

在王震同志、王恩茂同志和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下，以张仲瀚同志为班长的兵团党委，坚决顶住了这种错误思想和言论。

从1958 年至1960 年三年间,在工农业生产规模上超过了 1957 年的前八年累计总和的一倍以上。到“文化革命”前夕，兵团事业已进入到一个昌盛时期。

张仲瀚同志非常重视维护民族团结，他说：“兵团作为一个‘工作队’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和增强民族团结”。他常常用贺龙副总理的指示教育部属：“新疆生产兵团是条大鱼，鱼大，没有水就活不成”。“同各族人民紧密团结，鱼水相亲,就能更好地搞好生产建设,更好地完成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战斗队的任务”。

他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兵团是中央支援地方、汉族支援少数兄弟民族的一种重要形式”。他说：“兵团的汉族人将近占新疆汉族人的一半，新疆的民族团结，首先是汉族人民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兵团同当地各族人民的团结。我们兵团在新疆要扎好‘两条根’，一是生产建设的根，要深深地扎在新疆的士地里，二是政治上的根，要深深地扎在各族人民的心里。因此，我们要多为各族人民办好事，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把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带到各族人民中去，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带到各族人民中去，把汉族人民的骨肉情谊带到各族人民中去。当一旦祖国有事,这种民族团结将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保证。

1963 年春，兵团农六师猛进农场(现 101 团）与当地公社群众(回族)为争300 亩耕地的问题，打群架，伤了人。张仲瀚同志早晨得到的消息，早饭后就亲自奔赴现场处理，在大会上公开向公社群众赔礼道歉，作检讨。并当众严厉批评六师农场指挥打架的指导员：

“你不配当共产党的指导员。是土匪指导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指导员。共产党的指导员为什么还打老百姓？”

之后，他亲自去医院慰问受伤的民族社员。和六师领导多次开会，总结教训，变坏事为好事,层层讨论订出增进民族团结、帮助和支援公社搞好发展生产的计划和措施，使“冤家”交成了亲家。

张仲瀚同志以此为典型，通知全兵团各师、农场，检查总结兵团党委原于 1959年制定的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二十条纲要》。

从 1964 年起,兵团决定，每年从自己积累的资金中拿出 800 万元，无偿支援人民公社发展事业。并要求各团场采取与当地人民公社挂钩的办法，帮助地方勘测规划农田、兴修水利，培训技术人员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把兵团“工作队”的工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这是毛主席于1952年部队整编时，对新疆部队的一部（即兵团的前身）转业的命令。张仲瀚同志牢记主席这一教导，从兵团成立之日起，就坚持“劳武结合”、“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方针,抓民兵建设，要求生产兵团保持“永远是一支战斗队”的性质。

有的同志说：“我们兵团保持了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为什么还要搞民兵建设呢？”张仲瀚同志批评说：“屯垦戍边，只抓坎土曼怎么行？生产兵团永远要执行“三个队’的三大任务，这是不能有任何误解和动摇的。我们处在祖国的西大门，面对绵延万里的边境线，这就注定我们‘战斗队’的任务是长期性的,而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且应该要求它是高标准的。我们的民兵值班部队，在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战斗作风、革命传统等方面,必须向解放军的标准看齐。”

他以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新观点，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由兵团沿中苏边境建立一条“边境农场带”,以不脱产的“民兵”形式，根据需要建立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值班部队”性质的民兵师，完全生产自给，不用国家军费，只由国家装配武器。这个建议后来经中央批准执行了。

1965 年7 月周总理来新疆视察。高兴地说：“生产兵团现在己经有了一部分主力，还不够，还要进-步建立第一线部队，既生产，又工作，又能战斗。”充分地肯定了这种民兵建设方向的正确性。

1979 年，他在病床上扶笔上书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满腔急切地陈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王震同志的大力支持下，1981 年冬，经邓小平同志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终于恢复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兵团在中央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在毛主席关于“屯星成边”“三个队”任务的光辉思想照耀下,事业一步步迈上了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