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20 积极进攻战略——血染的征程

鲁冰花茶园

血染的征程20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思目撰文 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写在前面的话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

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十九章

积极进攻战略

拿下漳州之后，东路红军并未休息，而是立刻根据毛泽东给红军确定的三大任务中的另两项，如火如荼地展开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以及打土豪和建立秘密组织等工作。

其时在漳州城里的，是红四军及红三军（第七、第九师）所部。红十五军则负责南靖到天宝一线及其周边的相关工作，虽然红四十三、四十四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红四十五师却是驾轻就熟。仅仅半个月的时间，红十五军就取得很大成绩，并在半个月后召开全军的总结大会——军长黄中岳就是在主持会议时，突然遭到保卫局逮捕的！

黄中岳被带走后，红十五军是否继续开会等情况，由于没有留下可靠的史料记载不清楚，但肯定会对部队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是四十三、四十四两个师。

而其时驻守龙岩城的红五军团——严格地讲只是红十三军，一边同红十二军的两个师向西南方向警戒，一边协助红一军团加紧将缴获的各种物资及武器弹药等，运往江西苏区的腹地。

此外，红十三军还有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恢复龙岩苏区。之前的龙岩一带，处于严重的红白拉锯状态，大池以东、以南基本属于白区。红军再次打下龙岩城后，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土豪劣绅带领家丁、民团等逃进周边的大山里，一些受到蒙骗的群众也跟着逃离。其时的土豪劣绅大都与当地的土匪有关系，沆瀣一气躲在土围子里与红军顽抗。如果不把他们打掉，龙岩新区的苏维埃建设工作，就难以开展。

于是红五军团（红十三军）在萧劲光等政工干部带领下，一边组织部队打土围子、消灭土匪及反动武装，一边积极开展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建立苏区的工作。土匪与反动武装哪里是红十三军的对手！时间不长，不是被消灭、就是逃往白区，如此一来，龙岩地区的新局面很快就被打开。

在苏区内打土围子，是毛泽东于1931年10月提出的：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不但扩张迅速而且连成一片，当地一些土豪劣绅及民团等反动武装来不及跟随国民党军撤离，便盘踞在于都、兴国、会昌、瑞金、宁都、石城等县的土围子里。这些在土围子对苏区政权及老百姓的威胁很大，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支点，于是红军发动了攻打“土围子”的系列战斗。

其时两个最大的土围子，一是会昌县城——被红三军团所部打掉；另一是石城县的红石寨——被红一军团的红四军打掉。按说这两个最大的土围子被打掉后，剩下的由地方武装扫清即可，如于都新陂的土围子就是被独立红三师端掉的。

按说这两个最大的土围子被打掉后，剩下的由地方武装扫清即可，如于都新陂的土围子就是被独立红三师端掉的。由于苏区中央局的某些领导，对红十四军有些放心不下，所以将其留在苏区内打土围子。

在红三军第八师配合下，红十四军连续拿下杨梅头村、赖村等有名的土围子以及地形险要的翠微峰土围子后，其它一些较小土围子顿时丧失了斗志，很快就土崩瓦解！

　　毛泽东见红一军团在漳州地区工作开展顺利，便静下心来，思考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在4月22日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漳州战役的胜利，“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有帮助，而且对时局的影响甚大。下一步应当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消灭可能入闽之粤军。电报中提到：闽南剥削其奇重，工农小商十分痛恨地主军阀，红军来到漳州后，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但毛泽东明白，红军是不可能在漳州长久待下去，于是一方面积极筹粮筹款，一方面发动群众建立地下党组织。东路红军主力不日将撤回根据地，做好应对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出于对革命负责的态度，毛泽东于5月3日发给苏区中央局领导的电文中，提出自己对“临时中央”4月14日指示信的个人观点及看法！

毛泽东在电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临时中央”4月14日指示信对“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绝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不难看出，尽管毛泽东这番话说得比较直白，但并未否定“临时中央”提出的“取得一省数省胜利”的基本方针。

那么，临时中央4月14日的指示信的目的何在？矛头又是指向谁呢？

斯大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失败者是没有理由的。”但其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主要领导却不认可！临时中央于4月14日发出的题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当然不会是“无的放矢”！针对的就是毛泽东——1932年的4月11日，位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项英关于中央苏区工作的报告。讨论时，秦邦宪、张闻天等批评苏区中央局‘对形势估量的不足，造成对于几个基本问题的动摇’。批评苏区在扩红、苏维埃、工会、党的工作方面存在种种不足。项英在结论中提出，‘中央区的狭隘经验论，是阻碍新的路线执行的，因此改造中央区，新的领导是必要的’。”（注1）

因此在4月14日那封信中，要求‘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注2）

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项英

　　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开会，专门讨论如何贯彻“临时中央”4月14日指示信，并检阅毛泽东对这封指示信的意见。会议不但全盘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而且还断然否定并严厉批评了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最终做出的决议，认为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红军要“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并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非但此次会议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其时他正在漳州，甚至竟然连会议做出的决议都未告知！毛泽东直到6月回到长汀才看到这份决议，内心的愤懑与不满可想而知！多年后毛泽东谈及此事，还意味深长地将其比喻为“缺席审判”。

5月15日，中革军委及红军总政治部发表《告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书》，正式宣布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黄钟岳“组织劳动社会党”，“企图组织反革命政变”。已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将两人逮捕。

根据《朱德年谱》记载：同日“与王稼祥在汀州附近红十五军第四十三师驻地，出席该师全体指战员大会。下午，召开该师干部大会。”（注3）这条记载充分证明，红四十三师早在15日之前就已经被调回了苏区——从南靖之长汀的路程足有四百多华里，又大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至少需要四天时间才能抵达，也就是说，应该在10日前开始启程。

那么，为什要急急忙忙将红四十三师调回呢？

因为这个师源自二十六路军季振同第七十四旅的第一团，其时该团团长就是被逮捕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其时红十五军的另外两个师——红四十四师与红四十五师所部，均还在漳州的南靖地区，开展发动群众及掩护漳州战役缴获的武器弹药、辎重物资等运回苏区的工作。

由此不难猜测，恐怕还是对这支部队有些放心不下，因此抓捕黄中岳等之后提前将其召回苏区。其时该师师长早已换成李青云——原师长卢寿椿被撤职接受审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专程来参加该师指战员大会，显然是宣布和解释为何逮捕季振同、黄中岳及张少宜等，下午召开全师干部大会不外乎也是与“季黄案”有关。

　　时至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示“目前应该采取积极地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并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注3）

好家伙！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洛夫及伊思美洛夫等人，大概嫌任弼时等给毛泽东扣上的“狭隘经验论”不够分量，一下子就上升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层面！

实事求是地说，其时由俄罗斯留学回来的“真正布尔什维克”们铁面无私，在电文中对之前的中央领导周恩来也丝毫不留情面——“认为‘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进步。但是未估计到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的成绩’。提出‘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注4）

由于“临时中央”背后有共产国际撑腰，再加上中央局内部项英等无条件的全力支持，在四中全会上遭到批判的周恩来显然难以抵挡，不得不百分之百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

5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接受‘临时中央’的批评，称‘我们应当承认是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注5）

至此，完全开启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绝对统治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正确路线被否定的序幕！

同日，苏区中央局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以“重要AB团犯”的罪名，将1931年7月再次被关押的原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赣南东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李文林，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万泰县的古坪村处决！几乎与此同时，原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同样以“AB团要犯的”的罪名，在吉水县的水南乡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

　　就在苏区中央局进行内部整肃期间，国民党高层也在手忙脚乱地进行调整——早在5月初，老蒋就决定撤销原来的江西省“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

其时，彭德怀等指挥的西路军——红三军团（红五军及红七军）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作，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首先取得了奔袭湘赣边界的文英镇的胜利，随后又于5月1日乘势攻下湖南的汝城！并在崇义、南康两县，开辟了一片新的苏区。

国民党方面发现红三军团的动向后，随即便由何应钦亲自指挥六个师，率先向西路红军发起进攻。在强敌环伺的威逼之下，红三军团被迫撤出上犹、崇义等新建根据地，继续在赣江以西广大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几乎与此同时，广东军阀陈济棠也乘红军主力分兵活动之际，命令余汉谋所部共十九个团的兵力，向赣州、南康、大庾（余）、信丰一带挺进——其第一、二两师及军属第二教导团集结于赣州城及塘江地区；第四师进驻信丰威逼苏区的于都、会昌；军属第一教导团随军部驻大庾（余）；独立第一、第二旅分驻粤北的仁化及南雄。

于是中革军委5月29日急电东路军回师赣南，准备同入侵赣南的粤军余汉谋部作战，以保卫江西苏区西南侧的于都、会昌一带。由于粤军东侧三个师的主力就在平远、蕉岭、大浦一线，东路红军只能先北撤到龙岩一带，方能回到苏区或开赴赣南。

由此不难想见，如果当初红三军团不远赴赣江以西，就可与红一、五军团合力围歼东路粤军那三个师，届时赣南的粤军余汉谋部恐怕只能抽兵东援，赣南苏区之危自然会消弭于无形。

此时悔之晚矣！东路红军位于漳州地区的部队收拢后，31日赶到龙岩与红五军团会合，随即于6月2、3两日开始返回苏区。

广东军阀陈济棠

　　6月5日，临时中央向各苏区发出军事训令，明确“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同时应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红十二军应向闽北发展与赣东北苏区打通，并留一军力量于闽南，防止粤军深入。”（注5）

临时中央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显然是自不量力！如果红军具备这个能力还用等到他们下命令吗？！6月9日，毛泽东率领红一、五军团由漳州、龙岩的驻地出发，按照苏区中央局制定的预定计划向赣南地区挺进。6月18日，红一、五军团主力抵达安远、信丰地区，红三军团也已回撤至崇义、南康一带。

6月17日，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临时中央5月20日电的指示精神，苏区中央局再次在长汀召开会议，讨论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苏区中央局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过去中央局领导的错误’。提出应‘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要求‘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这实际取消了红军三大任务，变为单纯打仗。”（注6）

同时遵照临时中央的旨意，决定取消红军东、西路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指导工作。表面上看，毛泽东在军中的地位似乎未变，但实际已很难有所作为——毛泽东擅长的是战略选择及布局，现在作战地域及目标已被指定，具体作战部署由方面军总部负责，他又能如何指导？

6月21日，朱德、王稼祥等方面军首长依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战略意图，决定以红一、五军团配属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向信丰南部出动，摆出要攻击南雄一带敌军的架势，以期调动信丰、南康、大庾、南雄等地的粤军进至南雄、信丰交界的坪田、乌迳一带，集中红一、三、五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江西军区独立三、六两师，在南雄境内予以余汉谋部主力歼灭性打击！得手后兵锋转向北——围歼赣州城的粤军，然后就可沿赣江一路北进，实现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

不难看出，方面军总部的这个作战部署，几乎就是原封不动地遵照“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安排的，唯一不同的是没有直接攻打赣州等城市，而是希冀将粤军主力吸引至这个地域，企图在野战中予以歼灭！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赣南至南雄一带大都是山区，唯有乌迳至南雄这一带相对比较平坦，比较适合大部队作战。这大概就是方面军总部把战场预设在这里的原因吧。可能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们看到毛泽东领军打下了漳州，颇想打个更大、更漂亮胜仗——其大致的战略意图是，以攻取南雄切断粤军余汉谋部南退广东后路的态势，诱使余汉谋由赣州派兵南下支援，红军便可在大庾、信丰至南雄的半道截击前来支援的粤军，然后乘势席卷余汉谋剩余的部队！随后占领赣州，沿赣江北上，夺取吉安、抚州、南昌，就可实现取得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理想目标。十分遗憾，这只是苏区中央局左派领导们的一厢情愿。

按照中革军委《一方面军准备进攻南雄之敌的命令》，红三军团于6月25日，从上犹县的营前圩向杨梅寺进发的，27日进至杨梅寺、横江一线。虽然从营前至杨梅寺的空中直线距离只有不到四十公里，但因为中间需要跨过两条河流，因此红三军团耗费了两天才抵达目的地。而红一、五军团不仅行程要远得多，而且还要护送各种物资回苏区。由于道路崎岖狭窄，两个军团近三万人必须分成多路行进。其时已进入盛夏，队伍走不几步衣服就被汗水湿透，尤其是红五军团的那些北方将士，一时难以适应湿热天气。根据史料记载，首先进入指定地区的，是红五军团的第十三军——29日抵达信丰县东北处的乌迳。随即其他各部也陆续抵达，开始从乌迳向安远方向的新田一带展开。30日，驻在万龙圩附近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等，在朱德、王稼祥等率领下，一路经界址圩、大坝、乌龟塘向乌迳推进。7月1日，朱德等全部进抵乌迳，可就在当天下午，红三军团已同粤军驳火。

根据军史中的相关记载，与红三军团在池江附近驳火的，是由赣州出动的粤军第一师所辖七个团。而红三军团派出的，应该是一支侦察部队，故短暂接触后便主动离去。按照史料记载，早在东西两路红军出动不久，陈济棠、余汉谋就发现了红军主力的动向——由于路途遥远，大部队行进又很难隐蔽行踪，红一、五军团的西调很快就被国民党军的空中侦察发现。陈济棠与余汉谋随即便于29日做出相应决定：以一部扼守赣州及信丰牵制我军，以“第1师全部附第2师第5团及军属第2教导团急驱南康兜击；第2师（欠1团）驻守赣城并相机出击；第2独立旅全部扼守南雄，相机抄击。”“同时请何应钦‘檄陈诚军分兵出犹赣协击。’”（注7）可既然要在南康、大庾、南雄、信丰这一带围歼前来进攻的红军，这支由赣州城出动的粤军为什么没有实施追击呢？实际上余汉谋是在耍滑头——因为其时的大庾城，只有其第一军军部和一个教导团，得知红军主力已经开过来后，急忙将驻防赣州的第一、第二等两个师九个团中的七个，迅速南调至大庾附近！

　　参考图：其时粤军余汉谋部分布及南下大庾部队路线。红色为红军集结地。

　　通过上面这张参考图可以看出，之前粤军余汉谋部的主力主要位于赣州城周边，假如红军攻击南雄时，其主力必由赣州城经南康南下至大塘与万隆之间的谷道增援——红军的预设战场就是这里。

可余汉谋并非易与之辈！他是广东肇庆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与张发奎、叶挺、薛岳、顾祝同等人为同学。1927年8月方为副师长，但到1931年4月就升为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素有“笑面虎”之称。

余汉谋起初要将主力调回大庾，可能是想与北面的国民党军夹击红三军团，发现红军主力已在信丰、安远集结立刻感到不妙——现在已不是他要“兜击”红军，而是红军要对他的部队实施两面夹击！

如果不能迅速将这七个团南调至大庾（余），只有一个教导团的军部将十分危险！因此与红三军团侦察部队接火后，立刻命令其第一师所辖的这七个团，连夜向大庾回撤！

余汉谋此举十分冒险——如果被红三军团及时发现，就很有可能会在半路上遭到截击！其时红三军团的兵力已扩展到一万八千人，粤军这七个团只有不到一万两千人，即使不能全歼，打掉其一至两个团是没有大问题的——粤军在南北两侧的兵力较小，即使出动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而从南康（赣州南面的一个区）通往大庾的道路，基本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见上图），红三军团可在野战中打败并击溃粤军这七个团。

可惜的是，红军没能抓住这个战机！实际彭德怀有过设想——当晚曾向方面军总司令部建议：如敌经新城、池江向大庾撤退时，红三军团相机截击该敌；如敌退往南雄，红三军团则略取大庾向乌迳推进，配合红一、五军团围歼该敌。

可没料到，这股粤军连夜撤往大庾！2日凌晨，当红三军团向池江、大路拗一带发起进攻时，敌主力已全部过了池江——位于后部的四个团用交替掩护的战术后撤，红三军团虽然一路追打，却没有取得大的战果，只是将其驱赶进了大庾。

实事求是地说，红军这一阶段的行动，总是比粤军慢了半拍！红三军团的进攻，使余汉谋意识到，南雄至赣州之间的大庾，将是决定此战的关键所在！

为了防止被红军各个击破，除了连夜将第一师那七个团召回外，决定收缩防守——命令驻在信丰的张枚新所部尽快向南雄撤退！同时急向上峰告急——陈济棠接到余汉谋的告急电后，命令粤军独立第三、第五师立刻由韶关兼程北上，增援大庾及南雄的粤军。同时恳请南昌的何应钦，迅速派遣陈诚的第十八军南下支援。

可此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却突然改变计划——“红一方面军首长判断：大庾之敌可能迅速向南雄集中，遂决心占据有利地形断绝庾、雄之间交通，截歼该敌。”（注7）

时至7月3日，红三军团奉命兵分两路围攻大庾：第一路红七军向大庾城攻击前进，第二路红五军向大庾城西南侧的梅岭关（今小梅关）及中站挺进。总部同时命令红一、五军团迅疾西进，截断大庾与南雄之间的通道。

下午14时，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赶到梅岭，经过两小时战斗，击溃一个团的守敌，占领了梅岭关要隘。随后，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五军团、红十二军等部，陆续进抵大庾、南雄之间的中站、灵潭、槐花、白石桥一带待机。江西军区独立第六师进至长甫桥，佯攻南雄之敌。独立第三师则负责牵制信丰之敌。

　　从事后看，其时方面军总部显然判断上有所失误，余汉谋本来就没有要跑的意思，现在退往南雄的道路又被切断——只能固守待援！

大庾（现已改为“大余”）古称南安，县治位于五岭最东侧的大庾岭腹地，故而得名“大庾”。

余汉谋以第一师的第一、二两个团协助军部固守老城；第三团及军教导第二团防守东山；军教导第一团防守宝珠山；特务营、工兵营守卫大庾新城，第四及第五团也配置在此作为总预备队；炮兵营则在东山与老城之间设置阵地，以炮火支援各处防守阵地。

简单估算，大庾守敌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红三军团虽兵力要多出三千人，但缺乏足够的炮火支援。

不知何故，红一方面军总部与红三军团又重蹈打赣州时的覆辙——大余县城周边山峦重重，明显要比赣州城难打得多！

7月4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所部开始向大庾发起进攻，连续奋战四昼夜未能得手。

幸好朱德、叶剑英等还算明智，没有命令红三军团继续强攻——留下部分兵力原地监视，主力撤出战斗。

在红三军团攻打大庾期间，方面军总部依据攻城部队“大庾之敌已经退却”误报，于5日下午十六时命令红五军团，立刻插至南雄以南“堵截南雄敌，勿任其逃跑”！

6日，红五军团一路急行军赶到南雄之南侧，刚要展开部队准备进行佯攻就接到新的命令——方面军总部得到大庾尚未攻下的信息才醒悟过来，大庾之敌不仅不会南撤的，而且是固守待援。

俗话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时方面军总部又获悉，驻守南丰的粤军第四师六个团已出城奔向东南，进抵信丰城西南约五十余华里处的九渡圩左近。只好马上命令刚抵达南雄南侧的红五军团立刻掉头，返回到湖口一带待命。

于是，红五军团于7日一早开始北返，进至罗田、赤石、州头一线待命。

笔者推测，方面军总部将红五军团部署在这一带，很可能是尚未弄清楚敌张枚新第四师的动向——这一带既能卡住九渡通往大庾的通道，又距离通往南雄的道路不远。

其时张枚新的第四师，也是只有两个旅四个建制团的小师，即便加上师直、旅直至多也就九千人左右。而近在咫尺的红军主力，仅红一、五两军团就有近三万兵力！

如果张枚新这个第四师在前往南雄的途中被红军截住，可以肯定是“雷公打豆腐——不堪一击”！所以，粤军张枚新部龟缩在信丰城，不敢轻易露头。

得知红军主力确已西移，粤军第四师师长张枚新立刻抓住时机，按照余汉谋关于“缩小防区，回师南雄固守”的命令，于6日离开信丰城向南雄撤退。

说起来，这个张枚新也是狡猾狡猾的！他是出生于广东合浦（今广西合浦）的客家人，毕业于广东黄埔陆军测量学堂。毕业后投身粤军，参加过北伐。

离开信丰城后，他没有指挥部队直奔南雄，而是过了正平圩后转道向西，进至九渡圩——摆出一副貌似要支援大庾的架势。7日一早，又从九渡南下回到通往南雄的主路，前进至乌迳圩一带。注意！这个乌迳，可不是之前红十三军进抵的信丰县哪个乌迳，是属于南雄的乌迳。

　　大概是因为天气炎热，且又获悉陈济棠派来增援的李汉魂独立第三师和张达的第五师，已经陆续进抵了南雄。

故张枚新第四师所部当天只走了四十几华里，走到到新径附近就停下了，随即派出一部兵力向大庾的中站方向出击。

面对这种始料未及的形势变化，方面军总部似乎有点儿乱了方寸——本应集中兵力先消灭敌张枚新第四师这一路，尔后再根据局势的发展采取下一步行动。

可方面军总部却狮子大开口，下达了《准备歼灭由南雄出犯之敌与张枚新师（即第四师）的命令》，决定集中三个军团的主力，企图同时消灭两路由正面进攻的敌军，然后夺取南雄城。

具体的部署是：集中红一军团主力加红十二军在中站、中坑及其附近地区，准备围歼来自南雄方向增援大庾的敌军；红五军团配属江西军区独立第三、第六两师，进击已由信丰抵达乌迳的粤军张枚新的第四师；红三军团以一小部分兵力，占领大小梅关及仙人岭等关隘，牵制和监视位于大庾的粤军，使其不能迅速南下接应援军；军团主力则转移至中站东北的高地，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

不得不说，方面军总部的这个战前预想，着实超过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能力！

其时红一军团约有近一万五千人——其中红四军约为一万余人（在漳州扩红九百余人），但红十五军只有四千人左右（包括红四十五师在内）——根据林彪、聂荣臻6月11日发给朱德的电文：“红十五军第四十三、四十四师兵力甚薄，共只千余人，……”（注8）；红三军团一万八千人；红五军团约一万兵力出头——红十三军五千余人，红三军五千余人；其余红十二军约四千人，独三师及独六师共约四千人。

此时红一方面军在这一带的总兵力加在一起，充其量也就五万多人。

而粤军在这一带的兵力，共有五个师（每师八千多人）、一个旅（不包括仁化那个旅）、三个团及一个军部，加在一起也有五万多人。由此不难推算，红军要想一口吞下粤军两到三个师，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

注释：

注1：见王建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28页。

注2：见逄先知等著《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403页。

注3：见逄先知等著《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408页。

注4：见王建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34页。

注5：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一八八六— 一九七六（上），第275页。

注6：见王建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38页。

注7：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版，第311页。

注8：见阎峻著《林彪军事生涯》，“1931年—1932年”章节。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