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心中的“法”——三苏园解说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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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认为：“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

苏轼主张“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任。“任人”与“任法”同行。

他认为过分强调任法，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会造成因循苟且，无所作为。他把当时的因循苟且、无所作为、拱手任法、照章办事、尸位素餐而无远虑，都归罪于只任法。

苏洵也在《上皇帝书》中指出，宋王朝实行的 三岁一迁官的制度，不管才不才，只要无大过，满了 三 年都可以升官的制度不妥。

苏轼及其父二人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一致认为“政之失非法之罪”。

苏洵还指出：“法不足以治天下，以法治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也。”

可见，只用法治是不妥当的。

苏轼认为“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

他用贾谊、董仲舒之论来提醒皇帝：一些小人可能利用立法来祸乱君王，指出了随意更改法律的危害。

也正因为由此考虑，所以在法律上，苏轼主张不是迫不得已，不要轻易变法，要变就有要考虑成熟，既变就要坚持到底，切不可朝令夕改；而且他用寒暑的骤变来说明变法速度过快带来的危害。

在用人上，他主张通过科举制度严格筛选人才，读书人应该学而优则仕。在这方面，苏洵也反对贵族官僚的子孙、亲属、门客，都可由恩荫得官的制度。

苏轼一直主张法制改革要慢。

一是因为快而无益，更多的是他觉得法对治国是次要的，而人为因素才是主要。正因为用人很重要，所以他在《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引用《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来表达只有对官员在限度范围内持宽容的态度，各级官员才能放心施展拳脚，不畏首畏尾，不断进取创新，国家才能稳健发展。

苏轼不仅在立法、吏治、司法上不断探索实践，以求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也在政治、经济、刑法上企图改善百姓的处境。

苏轼一生为官生涯，坚持了执政为民思想。

在杭州任通判时，看到那些违反王安石新法的良民入狱，悲痛不已。

除夕夜，他审贩卖私盐的犯人，内心觉得他自己和那些被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青苗法的实行，让很多农民无力还贷，有的人刚贷完款，就在城内把钱挥霍完了。

免役钱的分派远非当地人民所能负担，造成孩童死于道边。他奔走救济孤儿，分散各家抚养。

看到这些新法带来的危害，多次上奏朝廷，建议废除此等新法。

他一边上奏废除新法，一边采取措施来改善百姓的状况。

徐州出现洪涝灾害，他亲自监工，把洪水引入黄河旧水道，引洪水入海，以弥补王安石疏浚黄河水道失败带来的恶果。

他不仅治河成功，也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

他一边上奏废除新法，一边采取措施来改善百姓的状况。徐州出现洪涝灾害，他亲自监工，把洪水引入黄河旧水道，引洪水入海，以弥补王安石疏浚黄河水道失败带来的俄国。他不仅治河成功，也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

查监狱，他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可见苏轼之仁德。

被贬黄州时，当地用水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让他痛心不已，遂成立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担任会长，让富人募捐来买米、买布、买棉被，每年还自行捐出 10 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