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改变伊朗现代史的十个重要历史瞬间

张敏

伊朗的首都德黑兰（Tehrān ，英语：Tehran），是伊朗和西亚最大的城市。在古波斯铭文及祆教《波斯古经》中，屡次提到“雷伊（Ray）”这个距离德黑兰东南8公里地方，但直到1219年蒙古人西征时摧毁了雷伊城，许多雷伊居民被迫迁移到德黑兰，德黑兰才逐渐开始发展。十四世纪时，德黑兰成为一个著名的村落。

十六世纪萨法维王朝（英语：Safavid dynasty）统治期间，在此建设“德黑兰城堡（Arg-e Tehran）”，成为王室的夏季避暑地。十八世纪初，赞德王朝（英语：Zand Dynasty）君主卡里姆汗（Karim Khan e Zand）定都设拉子，却在德黑兰兴建行宫及政府办公室。1796年，恺加王朝（英语：Qajar Dynasty）阿迦·穆罕默德汗（Agha Mohammad）加冕为王，正式定都德黑兰，德黑兰才开始有了城市化建设。

1925年礼萨·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英语：Pahlavi Dynasty），伊朗的历史正式开始从近代史转向现代史。德黑兰在新的统治者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许多旧建筑被拆除（包括格雷斯坦宫的至少一半），以大量现代化建筑取而代之，构成了现在德黑兰的城市规模及基本布局。

礼萨·巴列维出身于农村，家境贫寒，14岁入伍在沙俄训练的哥萨克旅当兵（1878年应纳赛尔丁·沙阿的要求，沙皇俄国为他组建了一支与自己的哥萨克部队相类似的部队，由俄国提供财政支持并由俄国军官领导，为王室最信任的部队）。在讨伐起义、平息地方叛乱、剿匪等行动中，礼萨·巴列维因战功突出晋升为上尉军官。

（礼萨·巴列维。图片下载自网络）

一战爆发后，礼萨任哥萨克部队指挥官警卫首都，被提升为上校。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把哥萨克部队中担任指挥的白俄军官全部赶出，掌握了哥萨克部队的实际指挥权。

（波斯哥萨克士兵。照片下载自网络）

1919年英国诱迫波斯立宪政府在德黑兰签订《英伊协定》，规定伊朗政府机构须配置权力广泛的英国顾问，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由英国改编、训练伊朗军队，武器装备和弹药均须向英国购买；英伊合办企业修筑公路和铁路，由英国提供贷款，并由英国人出任财政总审计官员；英国与伊朗成立混合委员会，负责伊朗的关税。这个旨在将伊朗置于英国的全面控制之下的不平等条约，引发了伊朗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伊朗议会于1920年11月召开国家非常委员会会议，拒绝批准由立宪政府签署的该协定。英国无奈下被迫改变手法，以扶持代理人来控制伊朗，于是选中了礼萨·巴列维。

但礼萨·巴列维却意在借助英国的支持，夺取军权，掌握最高权力。1921年礼萨·巴列维利用护送恺加国王艾哈迈德·沙阿出游南方担任护卫部队司令官的机会，率领三千名哥萨克官兵，兵不血刃地发动政变。恺加末代国王出逃，王朝名存实亡。

（波斯哥萨克士兵。照片翻拍自书籍）

新政府立即与苏维埃俄国签订条约，获得苏联政府对伊朗新政府的一切支持。随后，他开始致力于摆脱英国及西方列强对伊朗的控制，解除了英国人在政府各部门和军队中的职务，解散英国在伊朗建立的武装，遣散了在宪兵部队任职的瑞典军官。接着他全力剿灭伊朗各地的分裂割据势力，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奠定了民族独立和统一的基础。

1923年10月，艾哈迈德·沙阿任命礼萨·巴列维为首相兼国防部长，自己出游欧洲，一去不返。礼萨·巴列维起初想仿效凯末尔，建立共和体制，但遭到达官显贵和教士阶层的强烈反对，他审时度势最后决定建立君主制。

1925年12月12日，立宪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宣布礼萨·巴列维为新的君主（称之为“礼萨汗”或“礼萨沙”），1926年4月25日举行加冕典礼，巴列维王朝正式成立，伊朗的历史从近代史走入现代史。

（礼萨汗的加冕照。图片翻拍自书籍）

进入现代史后的一百年里，伊朗经历了太多的波诡云谲变化。由于无法在一篇文章中把所有发生的故事讲清楚，只能把改变伊朗现代史走向的几个重要历史瞬间回顾一下。

一、礼萨汗改革

礼萨汗登基后，立即启动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收回国家主权，废除干涉和控制伊朗内政的领事裁判权，解除控制伊朗财政的美国顾问、控制伊朗海关的比利时顾问等，实行关税自主，拒还英国以要挟手段提出的不合理债务，收回恺加王朝给予外国的石油开采租让权、里海捕鱼权、电报特许权等，取消外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他还改革国内的行政管理体制，限制地方总督权力，颁布土地法、商法、刑法、民法等一系列法律，镇压民族分裂运动，强迫游牧部落过定居生活。他通过成立国家银行从英国人手中收回货币发行权，兴修公共设施，扶持民族工业企业，建立现代化的机器工业。

为了加快伊朗进入现代化的步伐，礼萨汗学习土耳其凯末尔，进行世俗化的社会改革，根据欧洲模式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创建德黑兰大学等一系列新型大学，并在1935年组建伊朗科学院，由首相兼任院长。他监督清真寺的地产，限制教士在司法、教育、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并削弱教士阶层的经济基础。1928年起，他禁止男士戴波斯传统的缠头头巾，改为戴欧式帽子；1936年宣布妇女戴面纱为非法，并准许妇女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进入学校、医院、工厂和国家机关工作。

（礼萨汗改革。照片翻拍自书籍）

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后，鼓吹“雅利安人种优越论”。为此伊朗驻柏林外交官向外交部建议，既然伊朗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摇篮和最初家园，那么国名就应该从“波斯”改为“伊朗”。礼萨汗接受了这个建议，从1935年1月起，国家的名称正式改为“伊朗帝国”（波斯语读音：Shahanshahi-ye Iran，英语：Iranian Empire，或Empire of Iran）。

使用了几千年的国名更改，在以后的历史作用体现在：

一是礼萨汗希望通过“伊朗”这一名称强调国家的历史根源和文化认同；二是波斯只是伊朗众多民族中的一个（其他民族还有阿拉伯、突厥、库尔德等），改名后更能体现国家多民族特性，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三是改国名有助于展示一个更为现代和独立的国家形象，摆脱旧的形象；四是礼萨汗与德国关系密切，更改国名有一种外交倾向。

但是更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波斯”和“伊朗”两个国名同时存在，甚至王朝的第二任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于1959年表示两个国名可以同时使用。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领导的新政府明确规定“伊朗”为唯一的正式国名，“波斯”才从现代的国家称呼中消失。

礼萨汗改革的三原则是：专制统治、现代化和世俗化。他的名言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体制，个人独裁就是我们的体制。”在当时要结束伊朗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灾难深重的悲剧，使积贫积弱的伊朗走出乱局，走向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之路，他的专制独裁确实起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果。用强制而野蛮的手段冲击强大而保守的传统社会，是当时改革所必要的，也是符合伊朗的国情的。

伊朗近代一百多年的教训使人民意识到，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摆脱落后受剥削和压迫，而学习西方实行现代化改革是自立自强的有效途径。因此他在军事、教育、工业、城市建设、交通、甚至服饰、语言、姓名等方面不遗余力，大刀阔斧地学习西方，推进现代化。

但是输入外来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地伊斯兰文化代表的传统势力的抵制，因此通过世俗化改革来削弱传统势力，扫除阻碍现代化改革的宗教影响也就成了必然。

二、礼萨汗的下台

按照礼萨汗的改革力度和方向如果能坚持走下去，伊朗很有可能成为中东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他时间和机会。在波斯/伊朗近代史上，德国一直是波斯的友好朋友，当英国、俄国侵略波斯时，德国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波斯，给波斯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1930年希特勒上台，德国想利用伊朗反对英国和苏联，而礼萨汗也想利用德国防备宿敌英国和苏联，并利用德国的武器和先进技术推进伊朗的现代化，于是两国越走越近。

1939年9月，二战爆发，伊朗宣布中立，希望与交战双方保持友好关系。但时局的发展却容不得礼萨汗的骑墙态度，其亲德的倾向引起了盟国的担忧。1941年7月和8月，英苏两国两次照会伊朗政府，要求驱逐在伊朗的德国人。但伊朗政府复照指出：伊朗的工业部门需要德国专家的指导，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接替者，而且在伊朗的专家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只有470人，均在政府的监督下，如将这批人驱逐，伊朗将违反中立的立场。

8月25日，英、苏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入侵伊朗。9月10日，英、苏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在48小时内交出德国侨民，关闭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使馆。遭拒绝后9月16日英、苏军队占领德黑兰。当天礼萨汗将王位逊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自己经阿巴斯港先后到孟买、毛里求斯、南非。离开伊朗临上船前，他命人挖了一杯泥土装进小包，随他离开故土。1944年他因晚期动脉硬化、心脏病发作在南非去世。

三、二战时期的伊朗

1941年9月17日，时年22岁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议会大厦正式登基，但直到1967年10月26日才在格雷斯坦宫举行加冕典礼。之所以中间隔了这么多年，主要是因为当时局势动荡，他本人缺乏有力的政治势力支持，不具备加冕条件。而到了1967年他统治已有26年，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举办加冕典礼可以吸引人们对君主制重新辉煌和他“白色革命”的关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

（巴列维国王登基时照片。图片下载自网络）

1967 年巴列维国王加冕时照片（图片下载自网络）

巴列维国王从小接受欧洲文明意识，后又进入著名的瑞士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回国后进入德黑兰军事学校接受军事训练，成为一名陆军中尉。英、苏军队的入侵和老国王的下台，让缺乏政治经验的新国王处于惊慌之中。幸好有老谋深算的福鲁吉首相和姐姐阿什拉芙公主的帮助，他才慢慢冷静下来开始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

1942年1月，伊朗同英国、苏联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明确由英俄保证伊朗战时的安全，而伊朗把铁路、公路、江河、机场、港口、输油管、电话、电报和无线电设备的绝对控制权交于盟军。1941年伊朗与德国和意大利断交，1942年3月伊朗与法国维希政府断交，4月与日本断交。

为了给驻军发饷，盟国强迫伊朗大量印制货币，致使通货膨胀在一年半里疯长了四倍，而北方的小麦和大米被苏联征用，再加上战时封锁切断了进口渠道，伊朗的商品处于极度匮乏。美国则眼看英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着伊朗的南方和北方，也按耐不住，在德黑兰附近建立了波斯湾驻军司令部，派来三万名非战斗人员，扩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港口，修建公路和机场，改造横贯伊朗的铁路。

1942年5月，美国以整顿财政和经济为名派出60人的顾问团，对伊朗的财政经济进行全面的战时管制：首先确保对盟军的粮食和军需品的供应，然后才帮助解决伊朗国内的困难。为了缓解物资短缺，美国以贷款的方式援助伊朗，并无偿提供部分食品和军火，虽帮助伊朗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但为今后对伊朗的经济控制留下伏笔。

四、德黑兰会议

1943年9月9日，伊朗对德宣战；1945年2月28日，伊朗对日宣战，伊朗至此完全列入反法西斯的盟国行列。但是伊朗在二战中虽没有派兵参战，最重要的贡献却是1943年美国、英国、苏联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会议是之前美国、英国、中国“开罗会议”后的继续。开罗会议解决的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协调对日本的作战，而德黑兰会议解决的则是盟军在欧洲战场协调对德作战。会议期间伊朗国王除了分别拜会三国领导人、定期收到照会之外，对于会议情况一无所知。虽然憋屈，但在《德黑兰宣言》中，三国首脑对伊朗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

就这样，伊朗以丧失国家主权的代价，承受通货膨胀的压力、物资匮乏的灾难，为二战盟军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成就了美国、苏联在战后的地位。当然，伊朗卷入的国际政治漩涡，让三国既有合作也勾心斗角，成了战后美苏冷战最早的发源地。

五、摩萨台及夭折的国有化运动

二战结束后，礼萨汗的改革继续得到延续，国家秩序也慢慢趋于正常。但当外国军队撤出伊朗后，恢复国家建设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就凸显出来了。1948年政府提出的“七年计划”振奋人心，但资金缺口巨大，要实现难于登天。

如何筹措这庞大的资金，人们的目光注意到了英伊石油公司。1947年英国从石油上得到5600万美元，而伊朗从石油租让权和和税收方面只得到1988万美元，伊朗的石油大部分都变成金钱进了英国的国库和英伊石油公司的金库。1947年，议会通过法律责成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谈判提高伊朗的石油分成比例，但多次谈判都被英国人傲慢地拒绝了。1950年摩萨台第四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成了废除“1933年租让协定”运动的领袖。

摩萨台原本是伊朗贵族，父亲曾长期担任恺加王朝财政大臣。他先后去法国、瑞士留学，回国后步入政界，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任职，担任过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国会议员，并组建了“民族阵线”政党。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正直坚强，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崇拜和敬仰。

当时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英国政府通过购买方式将占全国20%的企业收归国有。同时英国被迫承认了缅甸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沙特在与英国的谈判中提高了石油公司分配的比例。这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伊朗提供了国有化运动的参照物，也加强了伊朗国有化运动的决心。但英国不但拒绝了伊朗石油国有化的要求，还威胁要伊朗政府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

1951年3月，反对石油国有化的亲英国首相被刺杀，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石油国有化法令。之后石油工人的罢工受到政府的镇压，导致罢工和冲突越演越烈。1951年新上台的首相因没有能力执行石油国有化措施宣布辞职，并向国王推荐摩萨台为首相。

（摩萨台。照片下载自网络）

随着与英国谈判的破裂，摩萨台政府于同年6月宣布接管英伊石油公司，改名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但摩萨台的噩耗也才刚开始。英国政府于9月发表不准动用伊朗在伦敦的英镑结余、禁止向伊朗出口重要的物资的禁令，美英控制的石油卡特尔拒绝购买伊朗石油。而伊朗缺乏石油运输船只和全球销售网络，伊朗的石油收入无法实现。日益严重的财政崩溃，加上作为“吉祥物”被软禁的巴列维国王对摩萨台恨之入骨，他所代表的宫廷和贵族势力强势反抗，导致摩萨台的支持者内部也分崩离析。最后巴列维国王在国内遭摩萨台清洗的反对派和美国中情局特工的支持下，于1953年8月发动政变，控制了德黑兰局势。巴列维免去摩萨台首相职务并将之被判入狱，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中途夭折。

这场夭折的运动除了摩萨台外，其余各方都得到了好处：巴列维国王夺回了权力并大大强化了王权，削弱了政府的权力；改组后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作为企业雇佣了国际石油财团作为承包商，国际石油财团由英国（占40%）、美国（占40%）、荷兰和法国（占20%）的石油公司组成，在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九名董事中，国际财团占七名，伊朗只占两名，国际财团全面控制了伊朗的石油生产和海外销售。

国有化运动虽然失败，但伊朗石油生产和出口开始恢复，伊朗分到的收益比率高于之前，得到的石油收入大大超过改革前，为伊朗战后重建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六、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和“黄金十年”

在德黑兰有一座著名的地标建筑自由塔（Azadi Tower），是巴列维国王为庆祝居鲁士大帝创建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2500年，于1966年下令建造的。自由塔原名“沙希亚德塔（Shahyad Tower）”，也叫“国王纪念塔”，坐落于自由广场（Azadi Square）。塔高45米，塔基长63米，宽42米，顶部宽约10米，采用钢筋水泥和灰白色的大理石建成。建筑外部选用了2500块产自伊斯法罕的大理石覆盖，象征波斯帝国建国2500年。塔的底层为博物馆和电影院，从塔底沿着275级石阶盘旋而上，可到达塔顶的瞭望台。

这座塔建于伊朗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期间，于1971年10月落成。24岁的建筑师候赛因·阿马那特（Hossein Amanat）在设计该塔过程中，采用主体为拱形、倒置的Y形结构，吸收了现代外国建筑的优点，也充分体现了波斯建筑的传统风格。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塔更名为“自由塔”，象征革命终结了长达两千五百多年的君王统治。

1962年，由农业部长阿尔桑贾尼主持的土地改革法正式实施，拉开了伊朗全面改革的序幕。1963年，巴列维国王倡导的“国王和人们的革命”方案以全民投票的方式获得通过。

这次革命又称“白色革命”，以区别于人民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和宗教领袖领导的“黑色革命”。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要求受援国尽可能动员自己的资源，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内部改革。由于1959年签订的美伊军事协定已经使伊朗彻底投靠了美国，肯尼迪的压力迫使巴列维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同时伊朗与苏联关系的改善，也提供了改革的良好国际环境，改革全面展开。

白色革命是不断推出和完善的：

1963年推出6项方案：土地改革，森林和牧场的国有化，出售国有企业的股权以筹集土改资金，工人参加企业分红，妇女取得选举权，成立农村扫盲队。

1967年又推出6项方案：成立农村卫生大军，成立开发大军，成立“公正之家”，水源国有化，制定全国城乡建设规划，行政改革。

1975年又推出7项改革：扩大企业所有权，反对投机倒把，实行免费教育，国家免费供养两岁以下儿童，在城乡实行社会保险，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通货膨胀。

为了实施白色革命，伊朗政府从1962年到1972年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石油收入的增长和外资投入，使政府得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一般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对进口的依赖大大减少，政府及国有资产的投资比例到1973年已接近三分之二。除了轻纺工业外，在这十年中新建了一批钢铁、化工、化肥、发动机和拖拉机等重工业、制造业等原来没有的行业。

这十年被称为“开拓进取的黄金十年”。在伊朗被美国制裁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伊朗虽然因制裁得不到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但依然是中东地区制造业和军工业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不得不说是黄金十年打下的基础。

为了证明自己可以跟波斯历史上著名的君王相提并论，巴列维国王不惜投入巨额资金，举办了一场庆祝波斯帝国2500年的举国盛宴。庆典举办地点选择在距离德黑兰八百公里开外的古城遗址波斯波利斯。为了这次庆典，伊朗大兴土木，从德黑兰新修建了一条长871公里通往波斯波利斯的公路，并为参加这次庆典的达官贵人修建私人飞机起降的机场，来自法国的设计师耗费了37公里长的丝绸装扮出人工的“沙漠绿洲”。

在庆典现场的波斯波利斯，修建了有从法国定制62顶波斯帐篷的“帐篷城”供与会者休息，并从法国空运树木等植物装饰。宴会上从世界各地采购并空运来了大量鱼子酱、松露、鹅肝等高档食材，光是红酒就空运了几天几夜。来自法国马克西姆餐厅的165名厨师、面包师和大批伺者负责宴会的烹饪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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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庆典的有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君主制国家的国王或王室成员，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葬礼以来从未有过的齐聚一堂场面。各国政要、宗教领袖和民间大佬，甚至连罗马教皇都派人前来，中国也派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出席。特别是当时两大阵营的冷战已经达到高峰，但北约和华约的成员国首脑竟然都出现在同一个宴会现场，算是给足了巴列维国王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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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上，巴列维国王祭拜了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大帝。政府按照波斯各时期的军服式样，还原制作了不同时期的军服，由伊朗军队装扮成各朝代的士兵供国王和庆典参与者“仿古阅兵”，以彰显伊朗悠久的历史和巴列维王朝继承的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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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五天的庆典活动，不算建设费用，光用于庆典的费用就花了至少2亿美元。这在当时人均GDP只有2250美元的伊朗来说，庆典的奢华程度远远超过当时伊朗的国力。美国《时代》杂志称之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狂欢派对之一”。

（波斯波利斯的庆典现场。图片下载自网络）

七、盛世危机和泡沫破灭

在这黄金十年成就的鼓舞下，巴列维国王信心满满地推出了新的五年计划。然而新的计划刚开始，泼天的富贵就来了：1973年中东爆发了“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海湾六国决定将石油价格大幅提高以支持反以战争。石油价格从1972年的每桶1.36美元提高到1973年12月的每桶11.651美元，伊朗一年内就完成了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目标。

这飞来的横财让巴列维国王萌生了大跃进的冲动，他决心大干快上，早日实现继美、苏、英、法后“世界第五强国”的雄心壮志。但伊朗的经济学家还是比较清醒，他们认为伊朗的农业潜力有限，需要进口粮食，应先解决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重点发展钢铁、石化、机械等重工业，高速增长和疯狂花钱隐藏着极大的危险。但是国王对此不屑一顾，他在最高决策会议上说：“我们向你们许诺的伟大文明并不是乌托邦，我们达到伟大文明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在首相的附和下，最后把原计划内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1.4%提高到25.9%。

但是现实给了巴列维狠狠地一击。按照修订的新五年计划，政府须大规模投资，大量进口货物，但危机首先在各港口显现。由于港口装卸机械的不足，码头场地和仓库严重缺乏，码头工人难以在高温下长时间工作，政府清关手续繁杂，缺乏足够的运货卡车及司机，导致大批的船只无法进港，卸货后大量货物堆放在码头外的露天日晒雨淋，大部分货物损坏严重。

接着土地价格飞涨和房价上涨，而“白色革命”又要求提高工人收入以实现公平分配，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一系列的上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导致需求迅速增加而供应不足，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虽然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但架不住办事效率低下、管理不善、浪费严重、特别是王室的敛财和各级政府的贪腐，大量的石油美元未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新计划的财政赤字每年大幅度增加，国家无力支撑关乎民生的发展项目了，最后新计划以泡沫破灭而惨不忍睹地收场。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依旧沉浸在“黄金十年”的辉煌和石油涨价飞来横财的梦中醒不过来，依然活在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他依靠着五根支柱来维持着他的统治。一是作为忠实臣仆的王室宫廷部；二是对国王言听计从的内阁政府；三是由美国中情局和以色列摩萨德帮助建立的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萨瓦克”，他们权力无边，监视着每一名高官、大型工商企业、持不同政见者，并随时让人消失；四是由哥萨克旅改造、听命于国王的军队，用于镇压反对派，维护国王独裁统治；五是国王用来愚弄人民的御用政党。

对于伊朗越来越严重的贪腐，国王却不敢反也不能反，因为王室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老虎”，他们控制着大量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拥有近两百家的工厂企业、建筑商行、农村和牧场、商贸公司、矿业企业等。增加的石油美元收入中，大部分流入了国王及权贵们腰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推翻腐败王朝的力量正在集聚中。

这是我们住的酒店里展示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林肯车，可以想象当时富豪的有钱程度。

八、终结君主制的伊斯兰革命

从礼萨汗的现代化、世俗化改革起，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伊朗，在教育、卫生等公共领域西化程度逐渐提高，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知识和观念的知识分子阶层。巴列维国王时期，由于全面倒向美国和欧洲，进一步推进了世俗化改革，削弱了宗教势力，伊朗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西化的趋势更胜于礼萨汗时期，女性在穿着上和生活方式上已经基本上和西方接轨。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伊朗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土耳其。但是这个趋势却因巴列维国王一手造成的盛世泡沫破裂和他的贪婪、腐败而终止。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伊朗妇女，已经完全是西化了。

（图片下载自网络）

终止这个趋势的力量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来自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在伊朗的城市生活中，巴扎不仅是一个商业中心，也是聚集着清真寺、公共浴室、宗教学校、餐厅茶馆的社区中心，是信息传播和酝酿政治运动的发源地。由于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削弱了巴扎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由国家直接操控的大量进口货物打击了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再加上因经济危机加征巴扎的税收，更加剧了巴扎关门歇业、资助游行、动员群众反抗等不安定因素。

二是来自工人。因通货膨胀导致工人生活每况愈下，而贪腐造就了一批暴发户，王室的财富也急剧增长，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工人阶层与王室和上层权贵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三是来自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国王的独裁和贪腐深恶痛绝，对萨瓦克践踏人权和出版物审查严重不满，再加上学生本身具有的政治热情和反抗精神，成为反对王权统治的重要力量。

四是来自反对党。他们要求终止御用政党的愚弄群众局面，让各种不同政见的政党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五是来自宗教力量。已经被打压、削弱的宗教势力抓住各阶层、各方面对巴列维当局不满的机会，发动人们向当局进行有秩序的抗议活动。1978年1月7日，库姆神学院的4000名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示威，遭到警察镇压，造成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库姆惨案”。根据伊斯兰传统，人死后四十天要举行悼念活动。库姆惨案后的40天，12个城市借悼念死者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遭到更惨烈的镇压，大不里士就有100多人被打死，600多人被打伤。以后每隔40天就有一次示威，就有一批死亡。这一次次的行动循环使群众的宗教热情越来越高涨。

宗教领袖霍梅尼利用这一次次机会，在反对力量亟需强有力的领袖统一组织和领导情况下，充分组织动员群众，举起了领袖的大旗，展示了他的高明之处。他的追随者们从国外带回来他的一段又一段录音，呼吁民众推翻巴列维王朝：

“为了使伊斯兰人民赢得团结和自由，我们必须推翻由帝国主义者们建立的压迫性政府，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正的伊斯兰政府。”

当时伊朗政府向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限制居住在伊拉克的霍梅尼行动。霍梅尼决定迁居科威特，但遭到科威特政府的拒绝。于是他改飞巴黎，立刻成为自由世界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更加提升了他作为精神导师在领导推翻国王运动中的作用。

（照片下载自网络）

六是来自美国的抛弃。早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总统就对伊朗缺少自由、腐败、经济管理不善等现象有过“温和的批评”。崇尚自由化国际政策的卡特总统上台后，早就对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独裁和腐败不满。在伊朗反国王的运动刚开始时，卡特总统还发表讲话支持国王。1977年11月15日，巴列维国王受卡特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没隔多久，12月31日卡特总统回访伊朗。但巴列维却没有接受卡特总统关于保障人权、终止腐败等劝告。

（巴列维访美时受到卡特总统的接见。图片下载自网络）

因此伊朗局势急转直下时，卡特在例行的记者早餐会上表示，国王是否还幸存这个问题的答案掌握在伊朗人民手中。卡特还派特使赴伊朗，告诫伊朗军队高级将领保持中立，避免爆发内战，避免苏联的干预。难怪巴列维在离开德黑兰时流泪对皇后说：“我们像垃圾一样被美国抛弃了。”

在这种众叛亲离下，国王的气数已尽，于1978年12月29日任命中立的民族阵线副主席为首相，并于1979年1月16日宣布离开伊朗“环球旅行”。

（巴列维国王全家照。图片下载自网络）

没想到，巴列维的“环球旅行”竟成了不受欢迎的遭驱逐之旅。首站前往英国，没呆几天就被英国驱逐出境。第二站去了摩洛哥，得到短暂的修整，但摩洛哥在确认巴列维重新执政无望后，也将他驱逐出境。第三站去了墨西哥，但墨西哥对他态度冷淡，还以无法为他作淋巴癌治疗逼迫他离开。第四站去了美国，并在纽约做了肝脏和胆囊切除手术。但这时伊朗发生了反美运动与人质危机，最后美国撤回了对他的邀请，将他列入“不受欢迎的人”名单，把他送往第五站巴拿马。没料到巴拿马估计怕再发生像反美运动一样的事件，拒绝为他提供后续治疗，又将他驱逐出境。最后埃及的萨达特收留了他，让他在埃及拥有一幢独立的豪华别墅，并有仆人和家庭医生。1980年他在开罗军事医院做了脾脏切除手续。几个月后，因癌细胞扩散全身，他在开罗去世，享年仅61岁。他在离开美国前愤怒地说：“我被美国人当成死老鼠一样踢来踢去”，可见他被全世界抛弃时的绝望心情。

（巴列维国王标准像。图片下载自网络）

同年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飞抵德黑兰，指定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2月11日，最高国防委员会命令所有军队撤入军营，当晚军队高级将领向巴扎尔甘保证，军队将站在革命的人民一边。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成立，霍梅尼为国家最高宗教领袖。12月，伊朗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至此，由伊朗各阶层人民发起的反国王运动，演变成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并获得最终胜利。

（霍梅尼回国下飞机。图片下载自网络）

九、反美运动与人质危机

在德黑兰原美国大使馆的外墙上，有几十幅反美宣传画涂鸦，成为德黑兰网红打卡地之一。1979年5月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法庭缺席宣判巴列维国王和妻子等死刑。庭长宣布，不管在什么地方，一旦发现这些人，就应就地处决。伊朗新政府还告示，谁收留巴列维，谁就是对伊朗的敌视和挑战。

1979年10月，美国总统卡特批准巴列维国王赴美国治疗淋巴癌。尽管卡特政府为了不得罪伊朗，事先通过外交途径向伊朗作了说明，请新政府原谅。伊朗方面担心这是美国为了给他避难权而耍的花招，提出让伊朗医生去给巴列维检查身体，但遭到美国的决绝。这下激怒了伊朗，霍梅尼称美国为“大撒旦”，并号召民众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

11月4日，3000多名德黑兰大学生在抗议美国收留巴列维的游行中，500多名学生突然闯入美国大使馆，挟持了99名人质，其中66名是美国外交官和平民。往后两周非裔美国人及妇女人质陆续获释，但仍有52名人质被扣押。1980年4月，美国在包括终止伊朗石油出口美国、驱逐部分伊朗人离开美国、冻结伊朗在美资产、向海牙国际法庭上诉等措施无果后，宣布与伊朗断交。

（图片下载自网络）

这之前，美军制定“鹰爪行动（Operationg Eagle Claw）”计划，由直接受命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蓝光突击队”实施武装营救（有些文章称之为“蓝光行动”）。

4月24日，该行动正式启动，由6架从中东飞来的C-130大型运输机事先潜伏在伊朗荒芜偏僻的沙漠作为中间站，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8架RH-53大型直升飞机飞到该中间站，由C-130为之加满油后再飞到德黑兰开展人质营救。同时大量的支援人员也就位，有的在飞机降落地布置警戒线及提供车辆，有的隐蔽在德黑兰郊区山里为直升机指引降落地点，有的潜伏在大使馆周围协助突击队行动，有的准备到时抢占通信机构切断德黑兰与外界的电讯联系，还有人准备制造事端转移公众注意力。

但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一架直升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伊朗境内的沙漠上，另一架直升机因迷路转悠了两个小时回到航空母舰上，还有一架在加油时发现液压系统失灵，螺旋桨无法转动。8家直升机的任务由5架完成已属不可能（90名突击队员加上52名人质必须由8架直升机运送）。通过卫星电话与华盛顿联系后，白宫同意取消计划，立即撤退。

就在乱作一团时，突然一架运输机撞上了一架直升机，8名美军当场丧生，4人严重烧伤。指挥官最后下令所有活着的人上了5架运输机撤出伊朗，留下损毁的飞机残骸、8具尸体和4架完好的直升机。就这样，精心准备了4个月的营救计划，还没有执行任何实质性的营救行动，不到4小时就夭折了。

（德黑兰反美示威。图片翻拍自书籍）

4月25日清晨6时，白宫在电视新闻上发表声明：“总统已下令取消在伊朗正在进行的准备解救人质的行动，任务因设备故障而终止。在随后美国人员撤离时，在伊朗一个偏远沙漠地区，飞机在地面发生碰撞，没有发生军事敌对行动。但总统对两架飞机上8名美国机组人员丧生、其他人员受伤深感遗憾。”

随后，卡特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重申了白宫的声明，并表示对此次行动的决定及取消负全部责任。

（霍梅尼在德黑兰反美集会上。图片下载自网络）

2012年，美国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根据人质危机中的一个真实片段进行改编，拍摄了一部大片《逃离德黑兰》（Argo）。影片描写了在被扣押的人质中，有6名外交官在混乱中逃脱，躲进了加拿大驻伊朗大使肯尼斯·泰勒（Kenneth D Taylor）家中。

一名中情局特工受命策划营救行动，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营救计划。他伪装成一位加拿大电影制片人，声称要在伊朗拍一部名为《Argo》的科幻电影，并联系了好莱坞的制片人和化妆师，发布虚假广告作掩饰。在经历了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情节后，最终将6人带出逃离德黑兰。

（据国外记者采访及中情局解密文件，该电影有许多虚构或夸张的内容，如美国外交官受到酷刑，实际上他们的情况有点艰难，但没有受到酷刑。又如电影最后伊朗政府官员识破了“电影制作人”是逃离的美国外交官，沿着跑道追赶飞机，形成高潮。实际上他们最后一次安检时只有年轻的安检人员对每一位过境人员搜身，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电影海报下载自网络）

这部影片是典型的好莱坞大片，它宣传了美国在营救人质上的巨大本领并最终成功，我看了这部影片后对美国特工的高超本领佩服不已。但影片对白宫的声明，及卡特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丢脸的营救行动失败影片并未提及（因此说起伊朗人质危机，我们通常只知道“逃离德黑兰”，而不清楚“鹰爪行动失败”）。同年卡特因被批评营救不力，而使他在总统连任的选举中败给了里根。

（电影海报下载自网络）

1981年1月，经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斡旋，双方达成《阿尔及尔协定》，伊朗同意释放所有的人质；美国同意取消经济制裁，并分三次将扣押的伊朗140亿美元资产转移到阿尔及利亚托管，再归还伊朗。1月20日，被扣押444天的52名美国人质获释，登上阿尔及利亚航空的飞机回美国。而这一天正是里根就任总统的日子。

按照《阿尔及尔协定》，美国对伊朗断交后，美国不再对其使馆提出任何法律要求，于是伊朗将原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一部分改建成“美国间谍巢穴博物馆（US Den of Espionage Museum）”并对外开放。

馆内有间谍情报室、隔音和防电磁波的安全会议室、电信监听室等，展出了当年美国使馆人员被扣押时来不及销毁的大量计算机、发报机和加密通讯设备、监听设备等。大学生们把碎纸机中被粉碎的文件（每张A4纸切成70~80条）花了近五年时间整理还原出来，出版了70卷相关资料。在伪造房内，发现了40本伪造的比利时护照，还有身份证明等伪造文件。院内还有营救人质撞毁的直升机残骸。据说参观博物馆的几乎全是外国人，大家无不对七十年代美国拥有如此高科技的间谍设备五体投地。

博物馆内的展品。

（图片下载自网络）

博物馆内的展品。

（图片下载自网络）

博物馆内的展品。

（图片下载自网络）

这是涂鸦墙上的画：

上图： 1988年7月3日，伊朗航空655号班机被导弹巡洋舰文森尼斯号击落，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其中包括38名非伊朗人、66名儿童、1名孕妇。飞机上飞出的是象征和平的鸽子。

下图： 2019年6月20日，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国MQ-4无人机，飞机上飞出的是代表邪恶的蝙蝠。

这是涂鸦墙上的画：

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中，经过激烈的较量，伊朗足球队以2：1力克美国队，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涂鸦墙上的画：

谈判桌上的美国，讽刺了美国在谈判桌上西装革履，桌下已是全副武装。

墙上镶嵌的骷髅。

人质危机事件巩固了霍梅尼及新政府在国内的统治力，激化了国内的反美情绪，也加剧了伊朗同西方国家的对立，使伊朗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更开启了美国对伊朗的长期制裁政策。

十、霍梅尼和神权共和国

在德黑兰郊区的贝赫什特·扎赫拉烈士陵园（Behesht-e Zahra）内，有一座霍梅尼圣陵（Khomeini Mausoleum）。陵墓外观像是一座大清真寺。围绕主殿四个方向有4座宣礼塔，塔高91米，象征霍梅尼91岁去世。

金色穹顶天窗的彩色玻璃上有伊斯兰教象征殉教意义的72朵郁金香，代表伊斯兰教历1360年4月7日（公历1981年6月28日）在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爆炸事件中遇难的72名烈士。

圣殿内共有124根石柱，柱间距22米，象征着伊斯兰革命胜利日（伊斯兰教历11月22日）。柱高12米，象征着什叶派十二伊玛目。

霍梅尼的墓穴放在圣殿穹顶的正下方，围以铁栏，其子艾哈迈德霍梅尼的墓穴放在旁边。

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生于1900年，什叶派大阿亚图拉（Ayatollah，最高层级的宗教领袖，对有争议的宗教问题作出最终的法律裁决），曾在神学院教授政治哲学、伊斯兰历史及伦理，并著有大量有关这方面的书籍。

六十年代巴列维国王推行“白色革命”，他认为违反宪法、破坏道德，并因政府对美国军事人员在伊朗犯罪而给予外交豁免权，认为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屈服。他在布道中说道：“如果某人撞死了一条美国人的狗，他将被起诉。甚至国王本人如果撞死了一条属于美国人的狗也要被起诉。但是如果一个美国厨师撞死了国家元首，国王，却无人有权处置他。”

他因发表这一些列措辞强硬、具有煽动性的抨击言论而多次遭拘捕。1964年11月他被流放国外，先后在土耳其、伊拉克、法国流亡14年。

霍梅尼登上 1979 年美国《时代》杂志年度封面人物。（图片下载自网络）

推翻巴列维王朝后，2月12日成立的临时政府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困难：因中央银行的7亿美元被前政府挥霍殆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王室成员、项目承包商、企业家及商人逃亡国外，卷走贷款，银行濒于破产；开工的几十个政府投资项目因外国技术人员回国、没有资金购买材料和发放工资，项目成了烂尾，大量工人失业。正如霍梅尼所说：“他们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废墟中的国家。”

为此霍梅尼授权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被剥削者基金会”，没收并管理王室的200多家银行、工厂、农牧场、酒店、贸易公司等。以后又把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与政府银行重组为中央、工矿业、农业、住房和建设、商业等10大银行。

接着又把三类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一是以国家补偿的方式收购重工、化工、飞机、造船、矿产等战略性企业；二是无偿没收与前朝政府有特殊关系而发财的企业；三是收归破产企业。通过这一系列的国有化经济措施，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得到稳定，国家掌握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在伊朗国名的全民公决时，霍梅尼出于对美英殖民伊朗时虚伪的民主，和对苏联以人民名义霸权的愤慨，提出不要“民主”这一西方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词汇，不要“人民”这一东方共产主义的概念，只有“伊斯兰”。最后在3月30日、31日的投票后，90%的选民赞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一名称，霍梅尼宣布4月1日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

1979年12月3日，伊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经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尽管明确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国体，但却也规定了“高贵的救助者，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伊玛目霍梅尼，担负领袖的职务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还规定“三权互相独立。共和国总统负责协调三权。”

什叶派敬奉的十二伊玛目，最后一位自872年起已隐遁起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而且霍梅尼并没有穆罕默德的血统，为什么宪法中还把霍梅尼称为伊玛目呢？我寻找了一些资料，结论是：霍梅尼被广大伊朗民众视为精神领袖，民众对他充满崇敬和信仰，将他视为能够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和正义的“伊玛目”。同时，将霍梅尼称为“伊玛目”，有助于凝聚国内的宗教力量和民族力量，以团结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下。

正是依靠这部宪法，名为共和，实为政教合一的伊朗能够在四十多年里经受住西方的打压和制裁，经受住周边逊尼派国家的封锁活到现在，不得不说这是霍梅尼的智慧。这也是巴列维的西方化政治改革，远远低估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宗教力量的必然结果。

霍梅尼于1989年6月3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8岁。6月4日，并非大阿亚图拉的宗教法学家阿里·哈梅内伊被专家委员会推选为继任霍梅尼的最高精神领袖。

霍梅尼圣陵始建于 1989 年，完成于 1994年，花费20亿美金，完全由伊朗人民自发捐款建造。圣陵外观雄伟壮观，内部金碧辉煌，大理石地面铺着昂贵的波斯地毯。据说霍梅尼一生清廉，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信徒会给他建造这样豪华的陵墓。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相关辞条介绍，该陵墓规划设计为一座占地超过20平方公里的综合建筑群，包括文化旅游中心、伊斯兰研究中心、伊斯兰大学、购物中心及一座可停放2万辆汽车的停车场。不知道这些规划现在完成多少。

2017年6月7日上午，霍梅尼圣陵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现在陵寝内的安保非常严格，包和照相机都不能带进去。

圣陵同时也是个清真寺，寺内毛拉出来会见了我们，并将一本《古兰经》赠与我们，让真主保佑我们在伊朗一切顺利。

后记：

1980年，因历史恩怨、民族和教派纷争、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萨达姆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两国领导人显然都高估了自己，导致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虽然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伊朗却通过战争将伊斯兰运动和人质危机后的国内各种矛盾转移到一致对外中，霍梅尼的政权得到巩固。

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在维护伊斯兰共和国这种神权和共和相互矛盾的体制下，做了不少极为艰辛曲折的探索。被称为“强硬派中的温和派”的哈梅内伊，虽然在维护捍卫伊斯兰政体、反对西方干涉、反对在核问题上妥协、压制改革派的政治空间上立场坚定，但在避免极端冲突、允许温和派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等方面，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在他的统治下，拉夫桑贾尼总统的“经济重建”、哈塔米总统的“文明对话”、内贾德总统的“公平施政”、鲁哈尼总统的“突围与改革”，都一直在推行务实而谨慎的改革。

（霍梅尼的继任者哈梅内伊。图片下载自网络）

伊斯兰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虽然伊朗的经济虽然受到持续的制裁和因两伊战争而发展缓慢，甚至有时倒退，政治体制却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但当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仍引起人们的反思。如巴列维国王为什么把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强国的伊朗，断送在自己狂热的专制统治和贪腐特权手中。又如人质危机最终是谁赢了，《新月与蔷薇》一书的作者写道：“最近的作家们注意到，包括一些劫持者，今天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它把伊朗变成一个西方眼中的无赖国家，阻碍了伊朗未来多年的发展。”

50 美元可以换取这么多的伊朗里亚尔。

我通过在伊朗的旅游和观察，从表面上伊朗人民已经适应了现在的收入和物价，人们的生活没有看出有多少贫困和窘迫，甚至到处可以看到充满欢乐和自信。但这些现象还是脆弱的，追求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才是伊朗适应全球化经济时代的改革动力。

（本笔记照片除注明外，均由我本人所拍；文字根据有关书籍及资料，参考网上相关文章，结合自己的心得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