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78）“鸟兽草木之名”析

王国祥

抄书（78）“鸟兽草木之名”析 打开一部《诗经》，十五国风如同一部动植物的百科全书，各类鸟兽鸣叫奔走在诗章之中；各种草木植物摇曳飘动在字里行间。《关雎》里有水鸟“雎鸠”；野草“荇菜”；《葛覃》里有鸣禽“黄鸟”；灌木“葛藤”；《卷耳》里有野草“卷耳”；《樛木》里有野草“葛䉪”；《螽斯》里是振羽鸣叫的蝗虫“螽斯”；《桃夭》里是桃叶、桃实、桃条；《芣苢》里是可以入药的车前草“芣苢”；《汉广》里是叫做“楚”的荆条；叫做“蒌”的芦蒿；《汝坟》里有鱼类“鲂鱼”；《鳞之趾》则是传说中的瑞兽“麒麟”；《鹊巢》里是“喜鹊”、“斑鸠”；《采薇》里是“阜螽”是蝈蝈，或者纺织娘；《采苹》采的是水草“苹”类；《甘棠》里的“棠”树就是俗言的“杜梨”；《行露》里有鼠，有雀；《摽有梅》写的酸梅果；《野有死麕》里麇是像鹿一样的小兽獐子；《驺虞》写了茁壮的刚发芽的芦苇“葭”和蓬蒿；还有母猪呀，小猪呀；《燕燕》里是比翼而飞的燕子；《雄雉》里是鼓翼而飞的野鸡；《匏有苦叶》里除了味苦的葫芦，还有鸣叫的母野鸡和叫声好听的雁鹅；《谷风》里有蔓青萝卜一类的根茎植物，还有荼呀、荠呀这些苦苦甜甜的野菜；《北风》里“莫赤匪狐，莫黑匪鸟”，让我们看到赤狐和乌鸦；《墙有茨》里“茨”是“蒺藜”；《鹑之奔奔》又是喜鹊，又是鹌鹑；《相鼠》以田鼠讽刺不知廉耻的人；《有狐》中的狐狸；《木瓜》中的木瓜、木桃、木李；《黍离》中的“黍”、“稷”；《中谷有蓷》被叫做“蓷”的是益母草；《兔爰》里郁郁不乐的是兔子……可以说，在国风里几乎每一首诗都有动、植物杂然其间。这是《诗经》诗歌组成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里为什么要写进去这么多的动、植物？孔子说，学习《诗》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这是在说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样重要的社会意义之后，孔子所提到的学《诗》的功用。只是用了“多识”淡淡一笔带过，以为不过是增长知识而已。古人对《诗经》的功用认识上，只是在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开掘；把这些诗篇或当成修身的规范，或当成政治的格言。似乎每一首诗都埋有深深的政治寓意。这样的认识，便使汉儒和宋儒们在解释《诗经》时，充满了牵强附会，生拉硬拽，而对于《诗经》首先是“诗”这一点上却避而不谈，或谈的很少。做为诗歌抒情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即运用动、植物之意象强化诗歌抒情意味，常常被可怕地忽略了。方玉润为孔夫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发感慨说“今人做诗，只从鸟兽草木上用工，何尝有关君父之大哉？”显然，似乎“鸟兽草木”亦被赋予了政治功用，才可出现在诗里。对于《诗经》里鸟兽草木的熟识以及歌唱者与它们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找到了国风来自民间、来自底层劳动者的依据。无论是采荇菜、采薇、采卷耳、采芣苢……我们看见的都是些执筐劳动的父女形象。她们抒发自己对情人思念、眷恋之情，都是和这些劳动密不可分的。这些田野的劳动场面，未必就是歌唱时目睹的真实场景，但却是储存在她们记忆里的真实印象。当她们需要歌唱时，这些场景就会跃然而出，成为引发灵感或找到比喻的当然形象。《关雎》中的歌者并非是望见水鸟“关关”鸣叫，才想起“君子好逑”；也并非是看见姑娘们采、洗、择那荇菜时，才想到“求之不得”；鸟呀，菜啊，都是歌者闭目看见的熟悉记忆。《卷耳》里采着卷耳，却“不盈顷筐”，强化了她对自己远行的亲人的思念。虽在采野菜，但若有所思，心不在焉。她想得很细，似乎远行的亲人就站在她面前，告诉她自己行程的艰难，马也累了，仆也病了，他自己充满哀愁；而这一切，并非闺房幽怨之思，是一个在繁忙劳动中难以忘却思念的妇女，宁肯停下手里的活计的愁苦忧思。《摽有梅》里的梅子，并非徒然而设。那梅子确切而有趣地成了怀春女子渴望爱情的象征。梅子从三成熟、七成熟到熟透落地，三个时间推进的过程，象征着姑娘对爱情的迫切渴望程度的步步加深，以及对婚姻标准的节节降低。梅子在全诗中起到一个中枢性纽带作用；因为梅子的形象，该诗才构成了一首本质意义上的诗。说到动物，我们可以以《有狐》中那只禹禹独行的狐狸为例。一位女子居然可以看见一只孤独的狐狸，慢慢行走在河梁上、渡口旁、河岸上；奇怪的是对着狐狸，女子竟然为一个她思念的人没有裤子、腰带、衣衫而发愁。其实，那只狐狸不过是她钟情和牵挂的男子的幻象；她的忧愁正是她炽热相思的流露。试想一下，如果在这些诗篇里，不是采用了这么多植物、动物的形象，一部《诗经》将会是什么样子！它将像一棵树，有干而无枝，有枝而无叶，有叶而无花。也许，它将作为记事或思辨存在于世，却绝不会作为一部优秀的诗歌集传之至今。说到民歌对鸟兽草木形象之应用，我手头上正有一本诗人李季20世纪40年代在陕北收集的一本民歌集《顺天游2000首》，顺天游亦即信天游。信手摘下几段：红豆开花单蔓蔓，哥哥是我的亲蛋蛋。 白葫芦开花头对头，因为爱玩交朋友。 山地麻子叶叶稀，好人都有些干妹妹。 胡麻开花五颗颗，好人都有些干哥哥。 一对鹁鸪绿翅膀，早知你卖良心不和你交往。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比起《诗经》来，这些草木鸟兽形象的应用，似乎更简单、直接一些，但是，有许多地方却是相同的。一是在诗句里，这些动、植物都可以起到比与兴的作用，使下边一句表达主题的诗行变得不突兀，曲折而有来由。二是这些动、植物虽然在一行诗句里都被描写得生动、形象与细致，但并非与下边的一句主题表达有直接关联。“一对鹁鸪绿翅膀”与不与没良心的人交往既无本质关联，亦乏象征意义。这就像《关雎》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无关联是一样的。三是这些动、植物形象强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和文学色彩。可以说，我们常常记住了这些动、植物形象，才记住了这一首诗。而在理解这些诗篇的内在意义时，往往又可以不在乎这些动、植物形象的存在。古语云：“得鱼而忘筌。”也许，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发轫于《诗经》的这种托物言志，以草木鸟兽为意象的思维方式，不只是深深地影响着此后千百年来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和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已深深刻印在我们民族文化思维的意识里，影响着从上层文化到底层民俗的各个方面。松、竹、梅是岁寒三友；荷花是高洁的君子，幽兰是脱俗的高士……这种文化传承，在世界文化中是独特的，不能不说是《诗经》的一大功绩。不管怎么说，只想在《诗》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怕是远远不够的。（抄自雷抒雁【还原诗经——远古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