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州知府黄书霖

严州俊哥

从小读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满清朝到了末期，朝廷腐败，贪官污吏盛行，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庞大的大清帝国土崩瓦解，结束了其近三百年的统治。这段历史大抵上是没错的，虽然也有不少的清官励精图治，却终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无论如何，勤政为民的好官还是值得赞颂的，曾任严州知府的黄书霖就是其中不得不说的一位，尽管他在严州知府的任上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

黄书霖，字峙青，号立公，安徽舒城人。父亲黄先楷曾协助李鸿章操办团练，在与太平军战斗中殉难于太湖县。其父死后五个月，黄书霖于咸丰九年（1859）出生。母亲孔太夫人为了躲避战乱，携二子辗转千里避地湖南湘乡有年。黄书霖自幼苦读经书，下笔如有神，老师和宿儒都为之咋舌惊讶。处士唐万青赞赏他的学识，将家中小女许配给他。他于光绪壬午八年（1882）中举，但第二年试礼部不第，入国子监读书。李鸿章探知其是故人之子，与之交谈后大悦，延聘为幕僚参与机要。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奏请创办北洋武备学堂，授黄书霖为汉文总教习，段祺瑞、段芝贵、冯国璋、曹锟等人均为其及门弟子。光绪十四年（1888）年赴日本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十七年（1891）任箱馆（兼新泻、夷港）副理事官，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才回到国内。归国后，文挂武职，先后统领武备新右军、精胜军、省防军等，二十世纪初浙江曾发生严东关厘局土匪劫案、桐庐教案等，他督率所部剿抚兼施平定内乱，地方赖以安谧。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编纂的《续修舒城县志》的“选举篇”里可以看到，黄书霖系由甘肃籍后授归本籍，道员用浙江候补知府。这就不难解释他为何曾欣然为甘肃五省会馆撰写对联了，联曰：

萃雍梁荆豫于一堂，那堪羌笛胡笳，听折柳唱黄河远上。

走燕赵齐秦者万里，自笑短衣匹马，又摇鞭踏紫塞归来。

黄书霖初入仕途之时，曾满面喜色地捧着任官公文入告母亲，母亲沉着脸道：“尔毋喜，我方愳尔之滫髓民脂膏以累尔廉也。尔能以官钱用于官，尔真我子矣。”教育其不要做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而要做个一心为民的清官，才是黄家好子孙。黄书霖牢记教诲，之后常常捐俸禄以举善政，为当地百姓所称道。他为人至孝，其母去世，曾回家守孝三年，袁世凯以“民国已无孝制”为由，数次欲派其去江西任职，均被其拒绝，期间未尝从政。

光绪廿九年（1903）夏，在衢州任金衢严防营营务处总办的浙江候补知府黄书霖，奉命前来严州补缺，接替前任知府刘宗标。

下车伊始，需要整顿的事务千头万绪，黄书霖首先从清理积案开始。他暗中查明，每每遇有百姓递呈诉状时，手下的书役就会借机刁难以索取钱财。为了消除这一弊端，也为了了解民情，他在大堂设一缿桶，名之曰“广益桶”，又称“便民桶”，凡百姓有疾苦扰累未及上闻者，可将详细的缮词投入桶内，每日由知府亲自开锁取阅，斟酌、核实后办理。对前任遗留案子，经整理后逐一公示提讯日期。为了避免在审案时因自己的情绪大波动而影响审理的公正，他在大堂对面的影壁上贴上“勿轻怒”三个大字，每每升堂前，先对着影壁默念数遍“勿轻怒”以自儆，对此他曾这样对下属解释道：“哀矜弗喜，吾固未逮。怒，则下情将无以自达，其失者或多矣。”审案时，常会遇到来自乡村的农民，既没文化，又少见识，自然不知晓公堂审案的体例，涉案人在堂上手舞足蹈者有之，因天热而解衣摇扇者有之，差役欲上前呵斥，都被黄书霖阻止。为了让原被告双方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甚至自己也在公堂上摘下官帽，在如聊家常一般的交谈氛围中就把案情弄得个水落石出，因此，众皆服其判决，没有多久，积案即审理一清了。

接下来，黄书霖四出查勘，见境内靠近山岭的土地十分的肥沃，但却因无人耕种而满目荒芜，城内和乡间却多游手好闲之徒。他马上贴出公示，劝令民间及早开垦成田，或植桑麻、稻谷，或栽松竹、果蔬，或种五谷，等到农产品成熟之时酌量纳赋。除了由原户承垦之外，对于年久无主之地，则由官会绅招农领垦，同时黄书霖捐出自己的养廉银采办各种新秧分发给农户种植。一时之间，荒地尽被开垦，农民也乐于在田间从事农耕而有所收获。与此同时，他又倡捐集款，创设工艺局，延聘精于工艺的各教习，先以制肥皂、织毛巾等简易之法传授诸人，准清白无劣迹的年轻子弟觅保报名习学，所生产的产品，在运销外地时予以减免税赋。这一为民谋利之善举，深得严州士绅的赞誉。

兴学重教是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严州城内原有一座“六睦学堂”，这年黄书霖奉朝廷令将其改为“严郡中学堂”。值此教育改制之时，他筹集巨资，在中学堂内修建讲堂、斋舍，经数月经营而告成。又采办大量中西文书籍和报章，聘本地拔贡生吴逢庆为中学堂监督，又延聘各个学科的教习，公示农历十月二十日学生报名投考，由他自己亲加甄选以定是否录取。然而此时他却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原来严州的土著，也就是本地人，向来很少以儒学为业，而客籍如棚民、寮民等之中有志读书者，却又年久不能入籍，以致科名无望，抱憾终身。比如当年夏季按临科试，寿昌县学人数竟无法满额录取。虽然朝廷早有规定，对愿意入籍的客民应准予编入土著，其在严州置办房产和田业满二十年者，例准入籍考试，但是事实上要入严籍却颇为不易。有些不法的廪保在办理过程中百般勒索，将入籍者分为上、中、下户三等，上者需纳三、四百金以上，即下者亦须纳百数十金，如无力筹措资金，即不得参与考试，土、客民之间由此矛盾丛生，小则争讼，大则械斗，历年此类案子，比比皆是。为了广为栽培人才，黄书霖经与当地绅士相商，并呈文上司，拟将符合朝廷规定者，令其捐纳学堂经费洋银五十元归入公用，即准其来学堂报名应考；肄业以后，县、府、院岁科考试与土著无异；严禁廪保人等刁难需索，如有胆敢阻扰，立即予以详革。这样一来，不仅将捐纳金数额大幅减少，客籍经济负担大为减轻，又有了入学求取功名的机会，捐纳金也可直接用作办学经费，同时使得不法之徒的敲诈勒索行为大为收敛，土、客民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和。一举数得的兴学举措，大受土、客民的欢迎。

这年浙江桐庐县知县史仲华来严州府晋见黄知府，双方交谈良久，临别前黄知府告诫其务必做个好官。史县官回去后，颇为兴奋，提笔上书黄知府，先是对黄知府好一番吹捧，继又说明自己的别号含意：“卑职别号五六居士，用意所在，固系五六居天地之中，而私意为中国天地所生，做官做人，未敢随俗下浮沉，聊以自勉。”在对执政做了一通高谈阔论之后，犹记得表明自己心迹：“卑职以物付物，以公办公，不惜费，不辞劳，不厌烦立心，居敬存诚，办事斟情酌理，待人忠厚，宽恕人之毁誉，听之世之是非，听之安详之心，不敢无因循之心，不敢有也；振作之心不敢无，孟浪之心不敢有也。”通篇阅读下来，不能说这位史知县没有做个好官大展宏图的决心，但同样也有表达自己希望被人慧眼识珠，提拔重用的心思在里面。

黄知府收到史仲华的书信，展阅后提笔回了封信，后被《申报》报纸以《复桐庐县史仲华明府论政治书》为题予以刊登披露。信中对史仲华的才能先是予以肯定和鼓励，接着以政论与之探讨。他认为牧民之道，当以教养为主，设学堂以教民，兴工艺以养民富强之源；中国之弱，实由于吏治而始。他在回信中写到：“自铨选猥杂庸鄙充数，举不知循良之政令为何事，而衙门积习之深，相沿已久。廓而清之无才者，固不能有才者，卒域于众人之见，或视为署事缺非久任，恐人指为异己而不敢为。”对于史仲华的一些为官之道，黄知府也给予委婉的批评并寄以更多的期望，他写到：“......执事（笔者注：指史仲华）以安详振作自勉，以因循孟浪自戒，斯意近之。然言之高明，不如行之笃实，执事考试出题，似尚宋学，敢请以人民政事纳入腔子里做工夫，为进一解因。执事以谓可与言而不能不言，苟有不逮，尚赖匡扶。倘能仕学相资，蔚我一郡之治，虽偏隅之张弛无补时局之艰然，犹愈于受人牛羊而不求牧与刍者远矣。”黄知府对下属官员批评与鼓励并举的言行，以及对政论的一些精辟见解，如今读来，还是令人深为叹服的。

在严州，贫苦之家所聘娶的养媳，遭受公婆恣行凌虐的恶习成风，其虐人手段之残忍，令黄书霖听闻也不禁恻然。为了彻底根绝这类家暴的发生，拯救妇女于水火之中，他亲自撰写了一篇浅显易懂的《劝戒歌》四处张贴，并以动用刑罚惩治手段严厉地告诫那些恶公婆切勿肆意妄为。自此以后，严州风俗为之一新。

《劝戒歌》

闻说凌虐养媳多，本府做篇劝戒歌。

养媳前世作恶婆，今世来被恶婆磨。

冤报冤来仇报仇，鬼神与你作对头。

若想来世少受苦，要在今世好好修。

此是与你说因果，还有罪名与你坐。

故杀子孙有专条，你想逃法法不饶。

莫说养媳无父母，你们就可下毒手。

本府是个父母官，要替伸冤来出首。

莫说养媳无弟兄，自有人打抱不平。

本府出示劝乡族，劝如不听向官鸣。

你用滚汤淋媳儿，本府即以水治之。

你用铁器烙媳儿，本府即以火治之。

无论凌虐如何行，国法昭昭照样刑。

你若不听试试看，一个办来百个惊。

及早敦睦家庭乐，婆慈媳孝庆安宁。

官员于官场之中，总希望自己能政绩斐然，博个好名声，这样对今后的仕途发展大有好处，无论清官、贪官皆然，由此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无数次几乎相同的送别一幕。清廉的官员造福一方，在离任时，百姓发自内心地拦轿挽留，自发地或送万人伞，或送颂德匾，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那么贪官呢？不妨举一例，近读国内新闻，江西赣州的史文清书记离任时，也出现了百姓拉横幅、送鸡蛋的热闹场面，看似好一幅官民鱼水情深的画面。然而，这位史书记离开赣州没几年，即被反腐的利剑斩于马下，经查明，原来他在赣州任上贪了不少钱财，临走时自导自演了一场送别闹剧。

这是题外话了，说回严州府。对于士民为官员歌功颂德的态度，这位黄知府绝对是个另类。这年年底，严州城里的项某等人一大早面见知府，声称小民感怀其德政，欲送德政牌、万民袍伞以表颂忱。黄书霖毫不留情地当面予以拒绝，并在当天贴出告示晓谕各绅董士民知悉，在告示中直接点了项某等人的名字，表示自己听闻此事后“即愧又异”，愧者，无实惠及民而耻受虚名；异者，严州本就贫穷，几无积款可用于办理公事，却有人浪费钱财作此送情的表面文章；兴办中小蒙学堂本为培植自家地方之大事，众人却徘徊观望，不肯出力出钱，令其深为不解。他在告示中严厉谴责了这些行为，并郑重宣布：“......即或清理词讼尚无偏欹，皆为地方官份所应为之事，汝等有何牌伞致送，徒受劣绅敛钱藉端渔利之苦。本府恐各士民不知意旨，用特出示，无论何县何乡，在本府居官之日，有来送牌伞者，牌在大堂碎之，伞在大堂焚之，只求做一两件教养实事，历数十百年后，虽后之妇孺犹能不忘，则本府可无负于严民，而严民亦有报于本府也。”为官之人，口碑应胜于立碑，这些掷地有声的训令言辞，令阿谀献媚者见之，无不汗流浃背。他的这番话语，即使放到今天，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也应有着强烈的警醒示范作用。

光绪三十年（1904），黄书霖调任他处。离去之日，行李箱中除了衣服和日常用品之外，仅《二十四史》一书而已。他在严州任职时间并不长，但却为严州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严州六邑士民深为感激，由专人撰写了《浙江严州府黄太守书霖遗爱碑记》并勒石纪念，以表彰其造福地方的卓越政绩。

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以福建补用道员身份调任闽口要塞总司令官，在当地创办闽口要塞炮科学堂。回安徽后，他又创办安徽讲武堂，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学生中多参与肇建共和的元勋，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陈更新、冯超骧等人均出自其门下，毕业于要塞炮科学堂。

【图为黄书霖在长口炮台遗址附近的摩崖石刻，“所池”为闽口要塞公园内的司令部家眷居住处】

宣统二年（1910）5月，安徽路矿公会在上海虹口召开更举职员大会，黄书霖被选为会长。辛亥革命之后，黄书霖曾先后担任过安徽财政司司长、江苏督署谘议厅长、大总统府高等顾问，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六十七岁时犹担任临时参政院参政。晚年辞官，寓居沪上闭门著书作画，一生编著有《知方篇》、《救国微言》、《人范》、《黄子二十篇》、《蜗天阁诗文》、《二十四史九通政典类要合编》、《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等书籍，其中《黄子二十篇》为论兵之作，由段祺瑞、陈三立为其作序。

民国二十一年（1932）12月28日，黄书霖在沪去世，终年七十四岁。蒋中正、段祺瑞、孙科、吴铁城、王正廷、杜月笙等诸多军政及地方要人或送挽联，或亲临吊唁，身后备极哀荣。他的一生经历颇为丰富，从政多年，在军事、行政、外交、财政等各方面均有涉及并建树不凡。而他在严州知府任上为民所作的诸多政绩，应是被严州民众永久地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