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生彩的美篇

郭生彩

我的城市，我们的家园(之二)

牛劲/编撰 水中月/作图

百年北魏说平城

一个城市作为都城治理了将近百年，真是撞了大运！是一种了不起的大运！这叫东风解意，福泽降临！说它了不起是因为治理者是一个从北方迁过来的少数民族，它叫鲜卑族，它的光临，使一个边陲小县摆脱了五胡十六国的纠缠与争斗，过上了晨昏皆暖，朝暮安宁的日子；说它了不起还因为治理者以举国之力，为世界留下一处价值连城，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它就是云冈石窟，还有一处在洛阳龙门；国家将24个城市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时，大同因为这处遗产的巨大存在，毫无悬疑地将大同忝列其中，与其他名城共同炫耀伟大的中华文明！

他们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而他们却消失得彻彻底底，自觉地融合在伟大的中华民族之中！如今，五万多重甸旬的佛爷众口一辞，我们是北魏的子民，是永远的鲜卑人，天天重复着鲜卑祖先的叮嘱:

愿我牵挂的人，不管是昨天，今天，明天，只要平安！只要健康！只要快乐！

。

逐步迁徙

北魏是由鲜卑族缔造的。鲜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后汉书 鲜卑传》称,他们最早的狩猎之地是鲜卑山。不知何时他们由狩猎变作游牧,从森林走向草原，而这只是他们变革的开始。

历史舞台从来就是为善于表现自己的民族而设的。鲜卑族注定是个有追求、有憧憬的民族。他们并不甘心于游牧生活，又继续跨过阴山向内地进发，并且懂得了与中央王朝的交往与周旋。《鲜卑传》云，在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始与东汉王朝通绎使，陈说内外之言。西晋时期，鲜卑族已备受关注,被称为“五胡”之一。到了晋惠帝司马衷时期，鲜卑族已经有了令中央王朝为之一惊的举动，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在“十六国”时期，不同姓氏的鲜卑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出尽了风头。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西秦、西梁、南燕等地方政权。一百多年里，把个东晋王朝搞得焦头烂额。众多姓氏中，只有鲜卑族的拓跋部因建立北魏王朝而声名大振。他们实施了与汉族统治者相近的政策，因而取得了内地汉族百姓的谅解与容纳。

拓跋部在武力建立政权的同时，开始借鉴其他少数民族及它自身的经验，积极向汉民族学习，力求缩小与中原汉民族的差距，使自己成为一个掌握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民族。正是这种路径选择，才使他们脱颖而出。

建造宫室

在云中(大同)漫长的历史中，曾作为北魏的都城屹立了将近百年。公元398年,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由盛乐迁于平城,改称皇帝,改元“天兴”。他一面继续征战,扩大疆土,巩固政权;一面在汉代平城的基础上,始营宫室,并建宗庙，开始筑城。他执政的十余年间，真是运筹帷幄，抓大局，议大事，奠定了云中作为都城的基石。天兴元年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划定京畿范围:“东至代郡,西至善无,南及阴馆，北尽参合”。郊甸范围是:“东至上谷军都关(今北京市昌平县北)，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今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地方千里。”北魏京畿之大,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一部分。京畿之外，划出的“郊甸”,相当于今天的半个省大。

天兴元年冬十月,始建宫城。此后的继承者都遵循着拓跋珪的设计，把宫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文成帝拓跋濬造就了云冈石窟。

北魏营建宫室是逐步进行的，但宫城的布局却是道武帝拓跋珪确定的。巜魏书.莫含传附莫题传》云:“太祖(道武)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天赐三年六月，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途)洞达,三十日罢”。天赐四年秋七月“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以上各条目均引自《太祖纪》)。

明元帝拓跋嗣于泰常七年(公元422年)“筑平城外廓,周回三十二里”,广增了平城的规模;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又起“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献文帝虽是小皇帝，但在冯太后操持下，所建的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为京华壮观”(《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孝文帝元宏直到迁都洛阳前，在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建成明堂、庙。

道武帝犹如总设计师，他模仿邺、洛、长安之制,在宫城之南,建造京城，或曰皇城。北魏京城的布局,亦是方方整整里坊式布局。“百堵齐矗,九衢相望,歌台舞榭，月殿云堂”。“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估,各有攸处。”

引水入城是北魏平城构建中的另一个特色。不仅解决了京城的水源问题，也美化了环境;引水从北而南穿城流过，郦道元描述其景曰:“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

平城建设是遵循以往汉族宫室建设原则的，这是主流;但游牧民族族性也被曲折地反映出来,这也是其一大特色。都城的西、北、东.....三面建有虎圈与鹿苑。鹿苑,其实以养马为主，马匹达到35万匹，牛羊达160万匹，它是为北魏战时提供马匹的主要基地。

北魏在都城建设中，进一步延续了以宫为主，宫庙分离的规置。他们把宗庙建在宫城之南、京城之北。宫、庙分置以宫为主的理念,昭示着北魏统治者更加重视皇权，也昭示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北魏的居邑制度是都城建成之后逐步完善的。

民族认同

拓跋鲜卑像其他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急迫地追求文化的认同。特别是鲜卑贵族，对“夷夏之别”相当反感，但同时也明白，他们与汉民族的差距需要奋起直追，填平补齐。中原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黄河文明，丰富多彩，博大厚重。它的观念文化、风俗文化、制度文化等等，已嵌入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分。汉民族是崇尚礼治的，孔子在《论语》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正是这种礼治文化，打造了士族地主与普通百姓的文明处事，使他们恪守秩序，各安本分。特别是“士”这一阶层，为人处事绝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与人交往懂得尊重他人，所以有礼貌。即使是没有学问也不识字、没读过也没听过《礼记》的普通百姓，因世代相袭，耳濡目染,也知道礼数，在举手投足之间，能够透出对“价值”和“秩序”的坚守。北魏在入主中原之时，正是宗法制度流炎正炽的历史时期，它以血缘为基本纽带，以等级(辈份、长幼、男女)为秩序准则，以婚姻为连接同类群体的方式，以文化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资本，维系并推动着以小农经济为特色的农耕社会的前进与发展。北魏的鲜卑贵族明白,宗法制度同样是他们治理国家的基础，靠拢宗法社会、恪守宗法制度是唯此惟大的正确选择。

首要举措便是族群认同。拓跋部族早在拓跋猗卢建立“代国”时期，就认为自己是神农氏之后裔;到了拓跋宏时代，将执掌政权的拓跋部族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他认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他不仅论证鲜卑拓跋部是最为优秀的，进而证明鲜卑贵族统治中原地区也是合理的。拓跋宏还把鲜卑族中数支望族也改成汉姓，改姓氏之后，北魏定姓族，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一等士族，与汉族士族卢、崔、郑、王、李等高门地位相当。鲜卑统治者们，仅仅依靠着“纸上谈兵”,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族群认同。当然，做到这点也并非易事，如果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谁愿放弃自己的姓氏，更何况是个大权在握的拓跋部族?

其次，与汉族通婚。欲与宗法社会“嫁接”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提倡与汉族通婚,这是鲜卑族与汉族的血缘连接。而这种连接又是以门当户对为前提的。孝文帝身体力行,带头纳汉族高门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的女子充入后宫;并为鲜卑大臣选配汉族女子。

汉女入宫

其实，早在拓跋焘时代，后宫里就有了汉族女子。到文成帝拓跋濬，更是娶了北燕皇帝的孙女为皇后，这就是后来的赫赫有名的冯太后。

冯太后出身高贵,祖父是北燕皇帝,但是,他不敌鲜卑,成了亡国之君:她父亲虽然投奔了北魏,还做了北魏治下的两州刺史，可被疑有贰心，也遭满门斩杀;她被虏于北魏宫中,成了一个地地道道奴隶,这时,她才八岁。后来,由于姑母——太武帝的左昭仪——发现并搭救,将她带入皇宫,并逐步进入皇族子弟的视界,14岁竟成了文成帝的皇后。相较而言，经历了国恨家仇，屈辱为奴的涤荡之后，皇后的日子倒也衣食无忧，保有尊严。谁料，天塌地陷般地悲哀朝她袭来。她过早地失去了夫君，他是个极有能力的皇帝。由于他的逝去，所创造的业绩旋即中断，包括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的修凿。

丧仪办得相当隆重。

按照鲜卑旧俗,皇帝死后第三天,要将他生前用过的衣物，小自文房四宝,大至车马器物，统统烧光燃尽。以便使死者到另一个世界还能玄耀权力。

出事那天,停放灵柩的宫外广场上，一个巨大的火堆正在熊熊燃烧，一件件衣物被投入火中。围着火堆,王公贵族们哭天泣地,为死者或为自己,尽情表达着各人的心思。火势正旺正猛之时，只见一位浑身缟素的年轻女子挣脱扶侍的丫头们，扑向火堆之中,这一突发事件，把火堆旁的王公贵族惊得魂飞魄散,慌乱中,有几个眼疾手快的，一把把她拉出来。她已被灼伤,而且昏厥得不省人事......

冲入大火的不是别人，正是冯皇后！她为什么如此决绝?她内心藏有何种秘密，谁能知晓?

也难怪，她才28岁。后来的宫廷斗争中，她先把妄围夺权的乙浑处死，她的智谋与胆略,沉着与坚毅，使她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大小官员立需另眼相看。

是文成帝的死亡给她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缘，她先后面对两个皇帝，一个是献文帝，十二岁登基;一个是孝文帝,五岁接位;而她的地位也随即擢升为皇太后(对献文帝)、太皇太后(对孝文帝)，因此而两次临朝执政。

回顾历史,太后临朝不是始自冯氏,但当她把攫取皇权奉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时,那就得永远睁着眼睛过日子。对她来说,灵与肉、进与退、理想与环境的冲突都在一张巨大的政治网格中展开，从某种角度看,冯氏又是个最苦、最累、最机敏又最有胆识的掌权者。在握有实权的二十年里(直至49岁逝世),一直致力鼎新,一件件治国方略确实是经过反复掂量过的，获得许多人同声点赞！简单说，她实施均田制、俸禄制、三长制之后，硬是把一个游牧经济的北魏过渡到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样带有根本性的改革，把北魏带入一个崭新的领域。

往事并不如烟。那个曾经失落于历史尘埃中的冯太后,经岁月的涤荡,反而更加光采动人。我们作为帝都平城子民的后裔,为拥有这样一位政治人物而倍感骄傲,历史名城大同也会因她的存在变得更加厚实！

选择制度

在制度选择上，如果要汲取汉民族封建制度的先进成份，那就得彻底抛却部落传统。

首先，重视教育。汉族是很重视人才教育的。秦统一天下后,所制定的大一统国家的基本方针，为后代承袭下来。中央政府掌握着“官学”，他们以做官为锈饵，使天下人才“尽入彀中”。鲜卑建立北魏王朝后，一方面,征召汉族高门士人充入平城，作“羽仪之用”。在这方面，开国皇帝开了个好头，史载拓跋珪“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荀有微能，咸蒙叙用”(《魏书》卷二《太祖纪》)，这是发现与征用现成人才；另一方面，积极兴办教育,培育自己的人才。开国之初，道武帝就设置太学，大量招收鲜、汉学子;迁都之后孝文帝在洛阳立国学、太学、四门小学，诏求天下遗书。诏访尧舜及孔子之后，在朝延中定雅乐,大兴汉文化。

其次，承继制度文明。在行政管理上,采取了成熟的“郡县制”，强化了中央集权;在土地管理方面，采取了均田制，中止了鲜卑贵族及豪强牧主的圈地活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对各级官员实行俸禄制，官俸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摈弃了以“战利品”分赐官员及有功人员的部落传统;在社会管理上,实行了“三长制”，虽然在客观上增加了对民众的监督与压迫，但同时也为恢复乡村自治作出了贡献。

快速转化。

在北魏汉化进程的诸多变革中，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最具颠覆色彩。他以权力强制的形式禁穿胡服，禁说胡言，又提倡鲜、汉通婚，那么，经过这样的改革，鲜卑族的族性还能剩下多少呢?当然，我们应当高度评价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他在缔造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还应体谅他隐于内心深处的苦衷，早在冯太后逝世前,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残暴的镇压引发更加激烈的反抗。在这种情势下,他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缓和一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完全是一种永延国祚的“大局”,又完全是为鲜卑统治者的“整体利益”着想的。

但是，风俗之流变历来以文化引导为主。先进的东西总是被人们追慕与效仿,进而消化吸收。而且被文化引导的风俗流变，较为自然而持久;依靠权力强制的风俗流变，有时被规定为“移风易俗”，却往往不能持久，兴起时即如狂飚扫过,消失时不留痕迹;仅以禁穿胡服的服装改革来说，公允地说，它既是一次文化引导，又是权力强制。说它是文化引导，是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汉服透着一种儒家文化气息,体现着一种意态平和的雅量与气度;与此相联系的,胡服尽管穿着舒适,方便生活，但它毕竟来自草原,族群的草原式记忆常常与艰难的游牧生活连在一起。如同他的先祖拓跋焘忌讳落后的婚俗，因而诛杀揭露者汉族大臣崔浩一样，拓跋宏极力想从游牧生活的记忆中摆脱出来，因而，就义无反顾地禁穿胡服;但仅就这一点，并非所有鲜卑人都能体味他的深意，所以他下诏之后，太子和皇叔仍置若罔闻，不理不睬，他就拿太子开刀，仅因一身胡装将其削为庶民。而在新都城洛阳，在他目光所及的地方，看见一身胡装的妇女大摇大摆地行于街市,更大为恼火，问责于地方官员;又不得不依靠权力强制推行他的服装改革，进而推进他的汉化政策。

事实上，民族间的融合，首先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包括文化特质与它造成的文化心理。任何先进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张力，它几乎可以充溢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向你宣示,供你选择。文化传播从来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交流或交换，而必然伴随着先进取代落后的过程，,在一种自然健康的心态之下，任何民族都会在已有的文明中,选择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因为接受先进文化，更利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而饶有意味的是，北魏之后的唐朝、宋朝以及明朝都曾出现过胡汉服装式样之争。直到今天，胡服也没有绝迹，在一些农村仍能看到撸肚、虎头鞋帽、狐皮耳套、反穿皮袄，在它们的历史渊薮中,有多少竟是胡服的遗存呢?倒是云冈石佛们的着装，仍依着北魏时尚的走向，继续向世人展示着那个时代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