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父母操心的是我

惠康

我家姊妹兄弟四个，我排行老三，姐姐大我7岁，哥哥大我4岁，下面有一个比我小6岁的妹妹。这种状况导致了我在家中处于一个非常优越的位置。家中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活，阿姐阿哥他们都抢着干了，根本就轮不到我，而且他们干得都比我好。这样时间一长，习惯也就成了自然，我就变得懒惰起来，就是有活也不愿意去干了，养成了不少毛病，贪玩、倔强、调皮和捣乱。在学校我也不好好学习，还时常与邻里的孩子打架斗殴，旷课逃学，多次让老师找到家里，把父母气得够戗，为此还不知道挨过多少次父母的训斥，甚至是挨打。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姐姐出嫁，哥哥到上海读书。他们离家后，家里突然少了两个能帮助父母干活的人，我也开始有了变化，看到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我也不忍心袖手旁观，就慢慢变得勤快起来，学着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虽学校停课了，但我们还是照常去学校，也没有闲着，写大字报，搞大批判，批走资派、斗保皇派，搞得很热闹。我是个农村娃，见识少成熟晚，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看不懂摸不透，没有多大的兴趣，缺乏城里“红小兵”的那种革命热情，也看不惯批判自己的老师，让他们戴高帽挂黑牌上街游行，以及破四旧和打砸抢的那种疯狂举动。所以没过多久，觉得没意思，我就回家务农了。

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对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无非是一种摧残，父母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我干些轻松的简单的活。然而，在农村有什么样的活是轻松简单的活呢？父亲想到了让我跟他学裁缝，以后接他的班，子承父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总得穿衣吃饭，学个裁缝手艺，总比种地的要强，不愁没饭吃。但我不乐意，觉得当裁缝拿针线，是女人干的活，学起来难度大耗时长，我就是不愿意学。

父母没有办法，只好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到底愿意学哪门手艺。我连想都没有想，就说：学门简单的手艺，像泥瓦匠那种的。

（图片来自网络）

我见过泥瓦匠垒墙，觉得这个简单，不用学谁都会。左手拿起砖，右手拿着泥刀，从泥桶里挖起稀泥，披在砖上，垒在墙上就可以了。遇到接缝处，砖头大了，敲下一块砌上，万一敲小了，再挖一刀稀泥糊上抹平就可以了。要是觉得不合适，再拿上一块继续敲，反正一块砖又值不了几个钱，主人也不会在意的。

这是我当时对泥瓦匠的印象。实际上，泥瓦匠也是一门手艺。但凡是手艺，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我当时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绝不是泥瓦匠的全部技能，里面还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是我当时认识不到的。

父亲当然知道泥瓦匠和裁缝之间的差别，泥瓦匠整天在野外工作，日晒雨淋不说，还是一个高空作业，体力活，既危险又劳累。而当裁缝，整天在室内做活，不受日晒雨淋天寒地冻的影响，也不受刮风下雨的限制，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是不明白。

（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无奈，拗不过我，只好想办法去找愿意收徒的师傅。他从熟悉的亲朋好友中物色人选，最后想到了与我家八竿子打不着、几乎没有来往的一门远房亲戚，按辈分我得称其为姑老爷。为了我的前程，从来不求人的父亲只好登门拜访，希望我能在他的门下当个学徒，学个手艺。不料，被对方以年事已高为由，婉言拒绝了。

我得知此事后，非常后悔，责怪自己太不懂事，放着裁缝这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手艺不学，偏要去学什么泥瓦匠，让父亲去求人，弄得十分难堪。

我泥瓦匠学徒没有当成，一时又找不到其他出路，只好静下心来，跟父亲学做裁缝了。

父亲从14岁起就跟着师傅学习裁缝，积累丰富的经验，什么中式西式、丝绵皮袄、旗袍马褂等都不在话下，且技术精湛，手艺高超，是我们老家远近闻名的裁缝高手。

也许是出于遗传基因的因素，在父亲手把手的教授下，没用多长时间我就学会了缝制简单的男女衣裤，比我想象的要简单。看到我的进步，父亲是嘴上不说，心里可是乐开了花，心想，这下可有人接班了。

从此以后，父亲负责裁剪，我负责缝制，父子俩配合非常默契，印证了“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的这句老话。

我学做裁缝有个特点，悟性比较高进步也快。不到半年，除了中式旗袍丝绸棉袄等手工缝制的服装外，需要用缝纫机缝制的其他服饰，只要父亲裁剪好，我都能独立制作完成，我的学习进度超出父亲的预期，令他兴奋不已。

遗憾的是，世上的事往往并非按照我们所设定的方向发展，就在我静下心来，一门心思学做裁缝的时候，新的召唤已悄然向我走来，这也许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命运吧。冥冥之中早有定论，我的职业生涯与裁缝这门手艺是有缘无分。

但俗话说得好：艺多不压人。虽然，我没有将父亲的精湛裁缝手艺全部学到手，但尽凭我所掌握的一些缝制技巧，就足以应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缝缝补补，省去了到外面求人缝制的麻烦，既省时又省钱。我要感谢父亲，是他的坚持和执着，才让我有了这个让我受益终身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