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零后的浮生若梦【第四篇】混沌迷茫的插队时期（三）知青百态

华伦

1970年4月21日伊始，我在江西省上高县锦江公社大塘大队度过了一段峥嵘岁月，和我一起在那里插队落户的知青有廿几个，其中我和姐姐蒋华莉、表姨姚芬儿及金晓庭、金荣庭两兄弟在大塘村六队；滕永武、滕永兵、谢胜利兄妹仨和周志清、蒉竑、黄一洲以及当地知青王琳娜在大塘村七队；另外横江村五队有朱玲丽、孙碧云、戴丽英三枝花；城围村三队有胡佩瑛、范林妹俩闺蜜；况家村一队有陆惠民、朱定国、仇志君、陶双喜哥四个；曲水村九队有吴亚夫。 　　下面来认识一下大塘的知青。 姐姐蒋华莉 　　我的姐姐蒋华莉是上海市洋泾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按当时的政策，多子女家庭的老大是可以留在上海工作的，最不济者也不会去插队落户，爸爸妈妈考虑到我第二年就要毕业，为了保证我可以留在上海，便决定让姐姐去江西插队落户。谁知道第二年我毕业时碰上了“一片红”政策，无奈的爸爸妈妈只能要求将我分配到江西和姐姐在一起，那样姐弟俩可以互相照顾，这个最低的要求当然很快就被批准了，于是我就来到了大塘。 因表现出色，不到两年，姐姐就被抽调到保密单位703油库，这在当时的知青中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表姨姚芬儿 　　只比我大一岁的姚芬儿是我的表亲阿姨。姐姐上调后的几年内，我就与芬儿阿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阿姨是个很能干的人，所有农活都不亚于村里同龄的女孩，如果不想出工就到邻村闺蜜处玩上一天或在家拉拉小提琴调整一下身心，队长和书记也无奈于她，加上她个性很强，眼中揉不进一粒沙子，花起钱又极其大方，因此整个锦江公社的上海知青都对她敬佩三分，连称霸上高县的小建华遇事都会让着她。时至现在，插兄插妹们相见时大都随我尊称芬儿为“阿姨”。 滕家兄弟 　　滕永武和滕永兵是弟兄俩，也是我交往最多的知青朋友之二。 　　哥哥滕永武是68届高中生，因滕永兵叫他大阿哥，久而久之，我和其他一些知青也叫他大阿哥了。 　　人高马大的滕永武的脾性却非常柔，沙哑的嗓子讲起话总是慢悠悠的，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因年纪比其他知青稍长，文化底子厚又爱好文艺，双“舞”（舞文弄墨、舞姿翩翩）是他的强项，但凡大队里需要知青执笔的活计或者过年过节时活跃贫下中农的秀场一般都由他包办。 　　滕永武是上海知青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典范，一口流利的当地土话，加上插队不久就担任了大塘小学的老师，只要涉及知青的会议和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因此，不管是一般村民，还是大队干部抑或公社领导对滕永武都高看一眼，他因此成为锦江公社红极一时的上海知青，甚至还是公社党委书记彭立祥家的座上宾呢。 　　就连到当时全国人民都向往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膜拜时，公社唯一的知青名额都给了他。 　　可惜的是不知腾家祖上有什么历史纠葛，滕永武曾先后与光明机械厂、复旦大学、703油库、县团委委员、参军以及入党失之交臂，实在有点遗憾（见敝人的日记记载） 　　弟弟腾永兵原名滕建华，故大家都叫他小建华，和哥哥一样他也是锦江公社的风云人物，不过，哥哥走的是上层路线，弟弟则走群众路线。讲义气，重感情，爱打抱不平的小建华是锦江公社乃至上高县最具号召力的上海知青。 　　在我去江西之前，小建华就到过我家，他知道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正统的，因此，在农村几年，虽然我跟着带点“侠”气的小建华到处溜达，认识了诸如小胖、高癞痢等上高出名的“道中人”，每当有人打架、向人“借”东西或者“撮拉三”（搭讪不太正经的女青年）时，小建华总是让我回避，有人递香烟给我时，他也是不允许我碰一下的，为此，我在插队期间从未抽过一根香烟。 　　一次我刚到县城冷饮店想买点冷饮，看见头上缠着纱布的小建华也在那里，原来他刚才和陆惠民还有宜丰的野猪猡在浮桥遭到几个宜丰知青的挑战，陆惠民见状立马溜之大吉，剩下他和野猪猡两人与挑战者“开战”并打退了“敌人”，野猪猡被警察请去“喝咖啡”，小建华则到县人民医院包扎好伤口，带着胜利的喜悦来享用冷饮了。就是这次“战斗”，“大塘小建华”从此名扬上高、宜丰两县。 　　因为名气太大，以至于我的中学同学刘诗曙在遇到麻烦时，都不说是我同学而说是小建华的朋友。那是一次中秋节，刘诗曙到我队里玩，路过县城在饮食店休息时，遇见小榔头、铁头等一帮小混混问他到哪里去，一看这些人不是什么好惹的主，他知道报我的大号没什么用，便灵机一动说是去小建华队里玩，顿时，小混混们对刘诗曙刮目相看，便邀他“入伙”，守株待兔不久，刘诗曙和“伙伴们”从另一个上海知青的“竹杠”中尝到了绿豆汤的美味。 　　一次我在腾家玩，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婆撑着拐杖过来：“你们动过阁楼上的东西吗？这段时间我的胳膊疼得厉害。”“没有啊。”腾家兄弟异口同声应道，我一开始还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等老太婆走了，小建华说出了真相，这老太婆是房东，阁楼上有她的一口寿材，小建华一到大塘就将一把匕首放在里面了。纳闷的是这老太婆怎么知道的，难道真有什么心灵感应吗？ 　　在我离开上高去读书时，貌似大大咧咧的小建华送给我一本日记本，还煞有其事地在扉页上题了一首饱含着兄弟情谊的七律呢！ 　　在拙文落笔前不久，我应朋友之邀去沪郊游玩时偶遇多年未见的小建华，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画面，这或许是兄弟情谊的一种呼应吧。 周志清 　　住在腾家隔壁的周志清是一个比较自我封闭的人，他不太参与上海知青的活动。有时我们在凌江镇当圩（赶集）买点好吃的回来后，就会凑在一起聚餐，看着大家又吃又喝嘻嘻哈哈，他从不会过来凑热闹，只是一个人烧好饭菜后独自享用。烧饭菜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周志清，在上调到新余钢厂工作不久便考取了二级厨师证，后来又被提拔为主管食堂工作的后勤处长，要知道新余钢厂可是万人大厂啊，能成为那儿的处级干部可不简单喔！ 　　不知为何，与其他上海知青都不太能玩到一起的周志清，对我倒蛮关照的，他喜欢玩的月琴、凤凰琴、笛子、口琴等乐器一般不让其他人碰，对我则网开一面，常常手把手教我，可是，五音不全的我再怎么努力，最终也只能用口琴吹出“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曲调，其他乐器一直没能学会。 　　周志清还特别爱臭美，在照相机还属于奢侈品的年代，他就拥有了一架海鸥120相机，常常在拍一些照片自我欣赏的同时会多印一张给我，因此我留存了他的不少影像，虽然几年前他就患病离世，可当翻出照片时，脑海中还是能清晰地映出周大哥的模样。 金晓庭&蒉竑 　　金晓庭和蒉竑在我到大塘时就已调公社基建队工作，故我与他俩交集不多。 金荣庭 　　金晓庭的弟弟金荣庭是我在大塘插队时最为贴心的“兄弟”。 　　金荣庭是高度近视，他戴的眼镜片比啤酒瓶底还要厚。在双枪和秋收时，要强的荣庭连田埂还是水稻田都看不清，但每天收工仍要和老俵一样挑着百多斤重的稻谷走在田埂上，走着走着就会掉到水田里去，所以每次我都要在前面引导着他一起走。 荣庭虽然是个“睁眼瞎”，可他有着极好的音乐天赋，二胡、月琴、笛子等乐器手到擒来，加上他善于调整情绪，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能以豁达开朗的心境去面对，我便给他起了个“阔落”的雅号，以致其他地方的一些知青不知“金荣庭”的大名，只知大塘有一个“阔落”。 天性幽默的“阔落”是上海知青中的开心果，他经常会开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老俵也大都喜欢他，不过有一些无良的老俵因他眼神不好俄而也会作弄他，这时我就挺身而出成为“护金使者”。不到两年，因一个人生活实在不方便，金荣庭病退回了上海，这对他来说是解脱了，可我少了一个可以无拘无束随便聊天的好朋友。 　　回沪后的荣庭由于目力不济，领导照顾他在东方路286号一家街道企业值夜班，其实就是在那里睡睡觉而已，我只要在上海，就会去找他聊聊插队时的点点滴滴。几十年内我俩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搬至女儿给他在浦东远郊买的一套房居住后，才逐渐减少了往来。 黄一洲 　　黄一洲是典型的花花公子，嘴巴里吐出的都是不能入耳的话语，曾追求过好几个女知青，看见稍有姿色的年轻女性老俵也要胡乱搭讪一番，绝大多数知青都看不起他。我刚到大塘时，他正在最求我那老实巴交的姐姐，有时居然当着众人的面称我为小舅子。看他越来越不像话，我警告他离姐姐远一点，谁知他欺负我人小，说要揍我。在小建华的撺掇下，从来没有打过架的我就和他约了一架。 　　我们约在上高县城外镜山口的山上开打。 　　说到镜山口，那是中国抗战历史上出名的上高会战的地方。1941年春季，日军为了攻占军事要地上高，集结了6万多兵力，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扫荡战”，为了抵抗日军进攻，中国军队调遣第74、70、49、72军及三个保安团，总兵力达12万，由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将军指挥，不但击溃日军的进攻，还收复了高安、靖安等县城，取得了重大胜利‌，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如今在镜山口有一座烈士陵园，以纪念上高会战中英勇牺牲的中国将士们‌。 　　就是在这个对日寇取得胜利的地方，我和黄一洲开战了。虽然不会打架，但是凭着高出他一头的身坯，我一个大背包就将他摔倒在地，恼羞成怒的黄一洲解下军用皮带想抽我，一旁的小建华、葛关民还有港口公社的小胖见状警告他：“你如果抽华伦，今天就别想站着回去。”黄一洲看到自以为与他平时关系还不错的观战者都不帮他，悻悻地拍拍屁股上的泥巴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再也没敢惹我姐姐。 谁料，几十年后的知青聚会，我和黄一洲居然还好友似的坐在一起照相呢！ 横江三枝花 　　1970年4月，三枝娇嫩的仙客来孙碧云、朱玲丽、戴丽英从上海的温室被移植到横江生产队。 　　可是横江的花匠不太懂仙客来的栽培，将三枝小花插在终日不见阳光，逼仄阴暗的花圃中。 　　横江地处大塘和县城的必经之地，三枝仙客来的花圃自然而然就成为我和其他大塘知青往返县城的落脚地，或歇歇脚，或喝口水，或蹭一顿饭，有时甚至还在花圃里宿一晚。 　　寂寥的三枝花是我家的常客。一次她仨和凌江的王龙林、葛关民等来我家玩时，作为东道主，姐姐和芬儿阿姨拿出平时舍不得享用的香肠、咸肉和肉松招待他们，可没有蔬菜怎么办，王龙林和葛关民趁着天黑到门前的自留地里胡乱摘了一些蔬菜。不一会儿，姐姐的干妈福莲她娘扯着嗓子在大嚎：“素啊子！素千宁冇！”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都是骂人的话，一声高过一声，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们躲在屋里一声不敢吭，可见当时知青生活的窘境和无奈。 　　幸好小花们的适应性很强，每天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甚至风摧霜打中茁壮成长着。经过横江花匠的精心培育，仙客来终于迎来花开时节，娇艳夺目、烂漫多姿、香气四溢、人见人爱的三枝小花开启了属于她们的高光时刻。 　　对花圃适应较快的孙碧云，两年后就被公社领导看中，将她由花圃迁至公社开办的林场继续栽培。我当时的一则日记，虽简单粗糙，却真实反映了孙碧云去林场的一些细节以及我当时的心理活动。 　　几十年后，由小花成长为园丁的孙碧云，见笔者落寞到失业时，出手护草，推荐我到她同行的一个学校任教，解了我无业游民之困。 哈哈哈！此后几年，我也成为三百多枝西域花朵的花匠了。 　　关于敝人的花匠岁月将在后续【一个五零后的浮生若梦——老树开花的园丁时期】中细细展开。 　　不久，戴丽英也上了大学，毕业后的她成为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秉持着南丁格尔精神为患者精心服务。退休后则享受着两个隔代亲的大宝二宝陪伴的天伦之乐。 　　有海外关系在那个年代是不敢公开的秘密，天生丽质的朱玲丽凭着不懈努力终于拿到去香港的签证时，轰动了整个锦江公社。 　　朱玲丽后来又转辗到大洋彼岸深造并创业，与心上人一起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开办了私人诊所，过着令人羡慕的富足生活。念旧的她不忘知青情，时不时回国与插兄插妹一起畅叙旧情。 　　插队落户四十周年时，知青们追梦来到第二故乡，上海美眉、美利坚靓女朱玲丽特地从美国来到第三故乡的上高，成为一众媒体争相追逐的明星人物。 　　回到江西的朱玲丽和孙碧云没有忘记曾经精心抚育她们成长的花农队长，专程来到当年的花圃前聊起生根发芽开花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千。 城围闺蜜俩 　　胡佩瑛和范林妹两朵娇嫩的上海白玉兰则被移植到了比较偏僻的城围花圃中。 　　不过，城围村的花匠比横江村的花匠更能理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大意义，将两朵白玉兰栽培到全村最好的，高大宽敞，阳光直射，空气流通，还有猫猫狗狗和老鼠蟑螂等小动物陪伴的一套百余平方米堪称“豪宅”的花圃中。 　　而且，每当吃饭睡觉时，一抬头就能看到鼓舞人心的红色标语，这两朵白玉兰真是太幸福了！ 　　当一纸调令向范林妹招手时，她胸怀着“我是一朵革命的小花，载到哪里都一样开放”的豪情，毅然放弃舒适的“豪宅”生活，来到山沟沟里的光明机器厂成了一个保密人，而孤零零的胡佩瑛也不得不离开“豪宅”，调到第六生产队和我成为“队友”。 　　有着玲珑身材和俊俏面庞的胡佩瑛是公认的大塘知青花，吸引着王龙林等一干男知青的追逐。 一次在上海，我和小建华、王龙林到葛关民家玩时，他们三个争论着锦江公社那个女知青好看，有说曹茹芬的，有说陈庆毓的，也有说唐莲芬的，说到大塘则一致认为胡佩瑛最好看，小建华说她小巧玲珑，葛关民说她face嗲，王龙林说她标致。我在他仨面前只是个小弟弟，因此傻傻地听着笑着。饭后，王龙林提议去胡佩瑛家玩，于是我就随他们去了。 胡佩瑛的家在北京东路沿马路的二楼，我们几个坐在窗口一边嘎三湖一边看着马路上人来人往倒也有趣。我这时才注意到小叽叽的胡佩瑛确实蛮吸引目光的，她脾气也好，当王龙林与她开玩笑时也不会生气，最多来一句“十三点”。我暗中想王麻皮这个人虽然长得不咋样，但为人善良，肯帮助人，而且能说会道，如果和胡佩瑛轧轧朋友到也不错。 　　不过，王龙林和其他男知青的觊觎没能打动胡佩瑛的芳心，倒是远在上海的一个老克勒多年前就一直被那张俊俏的脸庞深深吸引住，从而不惜花“巨资”从上海一直追到大塘，在将胡佩瑛从红土地成功的调回上海后结为恩恩爱爱的一对鸳鸯，并培养了一个智商情商财商都很高且知识面十分广泛的儿子。 　　多年后，当胡佩瑛和范林妹两朵已经绽放的白玉兰回到城围花圃时，遇见了曾对她俩照顾有加的花匠，那一份发自双方内心的亲热令边上的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况家四哥们 　　离大队部最远的况家生产队有仇志俊、朱定国、陶双喜和陆惠民四哥们。仇、朱、陶三人除了必须到场的知青学习班外，似乎隐身在况家，和大塘其他的上海知青基本没有来往，只有陆惠民例外，只要有空或去县城路过大塘村时，必然会与我“同居”一两天，当然，我也会好吃好喝招待他。几十年来，我俩一直是熟识的朋友心目中的铁哥们。可心思活泛的他经常不出工到处溜达，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与人打架、和女性老俵瞎混等负面信息不绝于耳，我劝他要注意在老俵中的印象，他听不进我也没办法。 　　下面几则日记可以佐证，怕惹祸上身的我当时对陆惠民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 　　离开江西回到上海后的陆惠民，在国有大型船企工作了几年便去人妖国创荡，一个人过着自由自在的小日子，但不知不觉中，没有家人照顾的生活摧残着他的身体。当再次相遇时，原先帅气十足的小陆子变得瘦骨嶙峋而不敢相认了。 哎…… 修水胡亚夫 　　修水生产队的胡亚夫似乎和上海知青不搭调，一个人独来独往。印象深刻的是一桩丑事，有一次他偷了203车队老周家嗷嗷待哺的孩子的一瓶奶粉，陆惠民和仇志俊知道后逼着他向老周赔礼道歉，真丢上海人的脸。 王琳娜 　　大塘有一个下放干部家庭，丈夫王化同原系县衙的一个小官吏，因其妻李爱华的出身问题，文革中全家被下放到大塘改造。 王化同夫妻俩都是大好人，言谈、举止十分妥帖有矩，我对他俩有着天然的好感。记得第一次参加大队知青学习班时，老王非常诚恳地用其他地方知青的反面事例来告诫我们一定要尊重村里的老俵，不要做出格的事。尽管插队时期我也做过一些坏事，但每次做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王的告诫，从而有所收敛而不是太猖狂。 老王有个女儿王琳娜，大家叫她娜娜，和她父母一样是个很善良的姑娘，长得像极了当红的京剧名家刘长瑜，如果化妆后唱红灯记肯定是一级了。现在定居在上海的娜娜，2016年上海知青聚会时也参加了，依然一副“李铁梅”的样子。 大塘以外的知青朋友 　　大塘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方，其他大队和公社的知青有事没事都喜欢到大塘玩，其中凌江大队的王龙林、葛关民、祁平平、陈庆毓、陈依群，董丰大队的陈福祥，新华大队的唐莲芬以及南港公社的蒋中亮等上海知青就经常来，我和他们也有不少交集，下面简单介绍其中几位。 陈福祥 　　锦江公社的许多上海知青都喜欢唱唱跳跳，除了艺术天份极佳的漂亮美眉曹茹芬很早就进入上高县文工团成为主演外，还有不少沪剧爱好者：喉咙沙沙的滕永武唱王盘声的“志超读信”是他的保留节目；小建华也喜欢学王盘声，不过时常会走调；葛关民和王龙林分别学杨飞飞的范凤英和赵春芳的薛金春，唱起“卖红菱”来有模有样；而陈福祥则是最具专业水平的，他唱【芦荡火种】中的“开方”有滋有味，颇有解洪元的味道。多年后，在小建华女儿的婚礼上，陈福祥请来捧场的沪上笑星王双庆和我同桌，攀谈中得知陈福祥与他以及沪剧名家徐伯涛等文艺大咖是经常一起切磋的知己，难怪！ 葛关民 　　风趣幽默的葛关民是大塘以外我接触最多的知青。1972年夏天因患肝炎住进县人民医院时，我和小建华去探望后三个人就挤在一张单人床将就了一晚（虽不可思议却是知青中的常态）结果，在不久后的征兵体检时发现我被传染了，接兵的陈姓指导员原本非常看好我，可惜因此而没能去成大熔炉。 去探望病人总要带点水果什么的吧？可是兜里没钱怎么办，小建华说去食品店“借”一点。于是我俩一个掩护一个出手，在“借”到两瓶糖水罐头后就去探望葛关民了。这次成功的“作案”勾起了我的“借物”欲，从本村的蔬菜到邻村的鸡鸭，再到当圩时老俵卖的鸡蛋，乃至凌江镇对面宜丰供销社的“银子”，我都曾大着胆“借”过。当时的知青，尤其是男知青，有几个敢保证自己没“借”过东西的？这既是物资匮乏的无奈之举，也是精神空虚的无知所为。 王龙林 　　在娱乐生活极度匮乏的农村，自娱自乐很重要，而那时知青中自娱自乐的主要内容除了唱沪剧就是讲故事。因此，凡肚子里有故事的知青往往很受欢迎，王龙林就是这样的人。他经常通过各种鬼的故事来刺激大家的荷尔蒙，无聊的我们既害怕又很想听，有时他还和葛关民合伙作弄大家，当一个讲到最紧张的时候，另一个突然吹灭本就昏暗的煤油灯，胆小的女知青顿时惊叫一片，而他俩则哈哈大笑。 蒋中亮 　　南港公社的蒋中亮虽然不是同一公社的，可他也经常会到大塘来玩。1970年7月1日那天，王龙林在大塘摆生日宴时来了二、三十个上海知青，乘着酒兴，几个男知青胡天野地吹牛，其中黄一洲和蒋中亮吹的最厉害，黄说他认识谁谁谁，蒋说他爸爸是曹荻秋（60年代的上海市市长）手下的宣传部长，吹着吹着两个人就吵起来差点没动手，其他人则在酒后又哭又笑又闹，一些老俵在边上指指点点不知说些什么，一看就是不屑的样子。 也不知哪个老俵不怕事大，向公社汇报说上海知青在大塘聚众闹事。几天后公社派人来了解情况，当时我还是小屁孩一个，懵里懵懂也不知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只能如实将哪几个人到过场告诉了调查者。此事经数天调查后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农村的政治气氛也是非常严酷的。 　　啰里啰嗦，杂七杂八码下的这些文字，不文学也不精彩，可真实反映了当年插队落户时发生过的一些趣事和糗事，如能打开相关知青朋友的记忆闸门从而有所共鸣，也算达到了笔者的目的。当然，无意中揭了某些朋友的短，也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