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

许凌

一九六八年三月。

温暖的西南风吹醒了沉睡一个冬天的苏北大平原。河边的柳树绽出了嫰绿色的新芽，地里的油莱花一片金黄。圩堤上的茅草开始返青，小鸟在杨树的枝头上欢快地跳跃，仿佛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这时候，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春季征兵开始了。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的第一次征兵。谁不想当兵呢？我赶快报了名，体检一路下来，关关通过。

发军装了，新兵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接着就是全班同学照相、送行。同学们纷纷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一艘轮船拖着五艘驳船从盐城轮船码头沿着蟒蛇河向西出发。清澈的河水拍打着船弦发出哗哗的声响，两岸大堤上的水杉林、土窑、油莱地、风车、水牛、牧童……缓缓向后移去，仿佛在向我们这些离家的孩子告别。

我们都挤在甲板上，欣赏着里下河地区的水乡风光。平时经常看到并不注意，今天看来好像天特别的蓝，云彩特别的白，阳光分外的温暖。

大圩河

船到镇江码头，我们下船，有卡车把我们送到镇江火车站上了火车。

我们坐的闷罐子车，车厢里铺着草蓆。每人一个铺位，在车上看不到沿途的景色，到吃饭的时候就在车站下车，当地的兵站早就把饭菜摆放在月台上。第二天下午，终于到达目的地，新兵们纷纷跳下车，懵头转向，抬头一看，月台上一块白牌子上三个黑色宋体字---大圩河。这是山东省潍坊市西面铁路沿线的一个小站，距离潍坊市主城区十八华里。

大圩河车站就那么几间房子，出了站台，眼前是一片光秃秃的丘陵地。春风似乎还没有吹到这里，远处的小山上不仅没有树，甚至连灌木也没有，在微风中抖瑟的杂草还没有返青，举目四顾，满眼一片昏黄。看着这生疏的环境，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听到车站外锣鼓喧天。远处的土坡上拉着一条横幅，红底白字：“热烈欢迎新战友”七个大字分外醒目。欢迎队伍的旁边一字排列着十多辆卡车。不用说，这是来接新兵的。我们这些新兵，刚下火车就感受到了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的热情与温暖。

热情的老兵们，把我们一个个从车厢后面拉上车，十多辆汽车从大圩河向南开了七八里路，到了炮八师师部。

炮八师下辖五个团，有一个团在莱阳，其余四个团分别驻扎在大圩河往南的黑山脚下。从北往南，四十六团为一工地，师部在二工地，其余几个团分别称为三工地、四工地和五工地，因为开始建营房时，这里都是工地，再加上部队的保密性，对外都称“工地”。每个工地之间相隔不远，只有三、四里地。

我们到部队的第一课是从新兵连开始的。

新兵连集中训练虽然只有一个月，可是确实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训练的主要科目是队列。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敬礼等。我们这些学生兵，虽然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受过训练，但与部队的要求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要求特别高。而且反复做，天天做，枯燥而又累人。此外，还有内务卫生。被子要叠成四角见方，有棱有角。床单要抹得平平整整，不能有一点褶皱。床上不能坐人，班里开会时，每人都要坐在人手一只的小板櫈上。连里开会时，值班排长带队，各人左手持小板櫈，跑步到会场，听到口令“放櫈子！”“哗”的一声，放好櫈子，再站好。听到“坐下！”“哗”的一声，全部坐下，坐下后，挺直腰杆，双手放在膝盖上，接着开始拉歌。

打被包是一门技术活，三横压两竖，太松了跑不了几步就散架。还要在被包后面插上一双布鞋。

我们感到神秘而富有刺激的是夜间突然的紧急集合，要求三分钟之内穿好衣服，扎好腰带，背上挎包和水壶，打好被包全副武装到门外集合。大家既紧张又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我们头上。因此，每天晚上睡觉前，脑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然而，青年人，训练了一天，都很疲劳，躺下不久便进入梦乡。

深夜一点多钟，新兵蛋子们睡得正香，突然，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打碎了我们的美梦，稀里糊涂，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听到值班排长大声吼道“紧--急--集--合”！

好像在一个平静的水潭里突然砸下一块巨石，新兵们从床上触电般地弹起，宿舍里一下子乱了套。不准开灯，又不准出声。窸窸窣窣，大家都在忙碌着。三分钟后，陆陆续续，新兵们都背着被包，先后跑出来站好了队。

月光如水，夜空中繁星点点。空气清新又略带寒意。值班排长带领新兵背着被包跑了两公里，回到驻地开始讲评。连长捡查时，发现有人被包松了，有人鞋带散了。一个战士褲子发白，走近一看，原来是没有穿棉裤，只穿了一条白衬褲，正在那里瑟瑟发抖。

连队生活二、三事

师直一共有四个连：侦祭连、通信连、特务连和运输连。我所在的特务连有三个排：一个防化排和两个警卫排。

新兵连集训一个月后，我被分在特务连防化排三班，经历过许多有趣的事情。

第一次站哨

我们特务连的营房…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从我们的营房向山上走300米左右，有一个弹药库。大约30多平方米，石块砌的墙，顶上是水泥浇注的穹顶。听说里面储存着几十吨烈性炸药。这座弹药库四周是旷野，没有围墙。当时为了方便山下群众上山，我们整个师部都没有围墙。我们特务连站岗的部位就是这座弹药库，每小时一班。

在新兵执行站哨任务之前，副连长作了动员。他说，弹药库里的烈性炸药威力很大，有一次弹药库清空，打扫卫生时，在地上扫出一畚箕炸药，端到西山上去引爆处理。谁知这一炸，把师直机关的窗户玻璃都震裂了。那么，弹药库如果被炸，后果不堪设想。

接着，副连长还讲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以及敌特活动的情况，说，如果敌人从弹药库四周的窗户塞进一枚定时雷管，那就会炸平整个师部。

副连长的战前动员，吓得我们新兵蛋子一身冷汗。我想，弹药库虽不大，但是站岗只有我一个人，白天还好说，但晚上呢？看得了这边，顾不到那边。再说，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他在那边往气窗里塞个定时雷管，我怎么防？

我的班是夜里一点到两点，这时人正在觉头上，何况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值班员叫醒了我，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在枪柜里取出我的56式冲锋枪，到连部值班室领了五发子弹，我把子弹压到弹夹里。按规定，非紧急情况子弹不能上膛，防止走火。走火是要受处分的。

深夜，月色朦胧。我一个人走在山道上，路边尽是石块和荒草。山里静得可怕，偶尔有一只夜游的猫头鹰发出凄厉的叫声，让人汗毛直竖。

前靣就是弹药库，我本想，上一班的老兵肯定躲在隐蔽处，谁知我到了库房边上，才听到一声：“口令”！我按规定对过口令，这时，老兵从屋顶上跳了下来。原来，他站岗时就抱着枪在屋顶上躺着，优哉游哉，好不愜意。

我接班一个小时。紧张极了，背靠墙壁站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恐阶级敌人趁机袭击，如果不是有规定，我一定会把子弹上膛。

后来，站了几次岗，恐惧心理逐步消除，看到老兵们夜间站岗从容不迫的样子，很是不解。有一次，与一个和我玩得好的老兵聊天。提到站岗问题，他笑了笑说：“哪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再说弹药库里早就没有炸药了”。

防化兵

我当的是防化兵。我们防化排有三个班：两个侦毒班，一个洗消班。我所在的是洗消班。我们的训练科目是侦毒、消毒。由侦毒班穿着防毒衣，戴上防毒靣具，背着侦毒器具，在预先布好毒的地方，用抽气的方式抽取样本，确认是什么毒。那时，我们训练用的一般都是沙林或芥子气。侦察结束后，侦毒班就地用药物进行消毒。这时，我们洗消班就从汽车上取出设备，架好帐篷安上供水设备，烧出热水，供侦毒人员洗澡消毒。

这种训练看起来并没有多大强度，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防毒衣就像摸魚的皮叉，穿上防毒衣，再背上一套设备，就已经步履艰难了。穿上防毒衣光步行倒也没有什么，关键是部队搞训练是不会让你舒服的，总要想尽一切方法来磨练你。一般是让你戴上防毒面具，背着设备跑上几百米。再加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专挑最难走的路，最坏的天气，增加训练难度和强度。在赤日炎炎的盛夏，人们穿着汗衫背心还热得喘不过气来，可我们却穿着防毒衣，戴着防毒靣具在山坡上跑步，每呼吸一次，都要经过活性碳滤毒罐过滤，导致呼吸十分困难。一圈跑下来，人差点憋死，脱下防毒衣时，哗啦啦的倒下一大滩汗水。

这就是部队，当兵的没有舒服兵，部队里常常提到的一句口号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警卫排轶事

警卫排负责师直机关的安全警卫工作，主要的一项任务是保卫师首长的安全。

师首长一家一幢别墅座落在师部西南角的小山坡上。警卫排的警卫任务之一便是每天夜间在首长家属区站岗。

有一天，警卫排的一名小战士站完最后一班岗已是清晨五点钟。天刚蒙蒙亮，他正准备下岗，可是急着要小便，于是在z师长的屋后的小花园里解开褲扣开始小便。正在这时，清晨起来晨练的z师长散步至此。小战士吓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想这下闯了祸。谁知，z师长站到他身边，一言不发，解开褲扣和他一起方便。此后，小战士再也不敢重蹈覆辙，并告诫其他战友，引以为戒。z师长以巧秒的方法，卸去了小战士的思想负担。

z师长是个爱兵如子的好首长，但他对带兵的干部要求却很严格。六十年代，部队干部家属随军是有条件的。一般连排干部一年只有一次回家探亲，另外家属一年一次来部队探亲。警卫排w排长家属来部队探亲，小两口聚少离多，住在部队招待所里，平房，两人一间，对门是小厨房，有简单的生活设施。一个炭炉子，还有锅碗瓢盆。我们营房山脚下有个大村子叫道口，有供销社、邮局等，是农村定期集市所在地。

w排长与新婚不久的妻子一起到道口赶集，那时候部队干部很少有便衣，出去都是穿军装。w排长买了二斤猪肉，两个人在路边找了一根树枝，把系猪肉的绳子穿在树枝上，排长在前，家属在后，两.人用手抬着猪肉悠哉游哉地向营地走去。这天，z师长下山去道口散步，看到w排长穿着军装，两口子抬着二斤猪肉秀恩爱，对着排长大喝一声“立正”！

w排长抬头一看是师长，吓得连忙举手行礼，“啪”的一声，猪肉掉在地上。z师长要他报告身份，然后叫他跑步回去叫连长来。z师长对w排长的家属很和霭，帮她捡起猪肉，擦去尘土，安排警卫员送她回营房。特务连连长跑步来到道口后，被z师长批评了一通。

炮八师宣传队

我从一九六八年当兵到一九七三年退伍，当了五年多文艺兵，说是业余，其实等于专业。

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电视机还没有进入群众的家庭，电影颠来倒去就那么几个样板戏，还有就是“老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古装戏被当着封、资、修，已经被彻底取缔，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业余文艺宣传队便应运而生了。

部队里对宣传队更加重视，炮八师宣传队在潍坊地区很有名气。

新兵连集训结束时，要搞一个联欢会，每个排要出几个文艺节目。我在学校就是宣传队骨干，于是物色了几个济南兵，自编自导了一个表演唱。没想到新兵连一结束，我刚分到特务连不久，连长便通知我去师宣传队报到。

炮八师宣传队一共有三十多人。都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人事关系都在原部队。我除了参加演出，还要搞节目的创作。和我一起来宣传队的范元斌，入伍前是曲艺团专业演员。他负责创作曲艺节目，有相声、数来宝、山东快书等。我负责小戏、表演唱、对口词等创作。乐队的韩万林是吹笛子的，他协助指导员骆铭楠搞音乐创作。因此，宣传队集中时，我们参加演出。宣传队解散时，我们四个人留下搞创作，很少回连队。

宣传队的节目很受欢迎，因为我们自己创作的节目，贴近部队生话。战士演战士，生龙活虎，战士看了过瘾。我们经常下连队采访，收集先进典型的事迹，创作文艺节目，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娱乐功能。

宣传队的节目形式主要是：表演唱、对口词、相声、快书、舞蹈、小戏剧、乐器独奏、合奏等。

我们宣传队的乐器很多，管乐有小号、长号、黑管、圆号、巴立冬、薩克斯、长笛等。弦乐有小提琴、大提琴，民乐有二胡、琵琶、三弦、扬琴、竹笛、笙、唢呐等。我最看好的是一副吊镲，那是我在许多文艺团体都没有见过的，和定音鼓放在一起美观、大方，气质不凡。老兵告诉我，这副吊镲色括所有的铜管乐器，是在朝鲜战场上缴获敌人一个乐团的。

年轻人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很强。有的队员刚来时只会一种乐器，后来看到宣传队有这么多乐器，纷纷选学。不长时间便掌握几种乐器的演奏技巧。这样，形成了演员以演为主，也要会一两种乐器。乐队以伴奏为主，但也能配合表演。我参军前就己经会二胡和手风琴，到宣传队又学会了大提琴。

师宣传队原来住在干训队，后勤部把师部闲置的幼儿园大院给了宣传队。于是有了宿舍、伙房、歺厅、排练房。

二O一O年十月，宣传队老战友聚会期间，我们曾回二工地故地重游。驻地大院己被拆掉，栽上了一片白杨树。

走遍山东搞慰问

一九六八年，解放军担负着“三支两军”的任务。因此，炮八师所辖的几个团，抽出一批三支两军人员，分散在山东省各地。有的在工厂支左，有的在学校军训，有的在济南附近打山洞，有的在枣庄煤矿下矿井，还有的在潍北农场种水稻……，我们宣传队就经常下部队慰问演出，除了慰问部队，还要慰问当地老百姓。

每到一个部队演出时，必须要有一些歌颂该部队干部、战士先进事迹的节目。我们在事先就写好一个诗朗诵或表演唱，内容是向先进单位或人物学习，朗诵词或唱词是通用的，我们称为“大刀片”。到部队后套上该部队的番号或典型人物的名字以及简单的先进事迹。如果是晚上演出，下午走台时简单排练一下就行了。这个节目来得快，往往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从六八年当兵到七三年退伍，五年多时间，我随宣传队到各处慰问，走遍了山东的大部分地级市和潍坊市所有的县、市、区。

下煤矿

山东省是产煤大省，而枣庄是著名的矿区。

第一次接触枣庄这个地名，是在《铁道游击队》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里。还是在上小学时，就听过老洪的原型刘金山作过报告。从此，对英雄们产生了祟敬之情。

一九六九年，我师有一支部队在枣庄煤矿支左，师宣传科派我们宣传队去枣庄煤矿慰问演出。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喜出望外。这次枣庄之行，正好了却我多年的心愿。

我们部队支左的干部、战士每天都与煤矿工人一起下矿井挖煤。我们宣传队来慰问，也要下井体验生活，才能写出歌颂工人阶级的文艺作品来。我曾随矿工多次下井，亲身经历了井下工作环境的艰苦和工人们以及战友们工作的辛劳。

枣庄煤矿的矿井分竖井和斜井两种，我们是在斜井下去的。

上午八点多钟，我们跟着矿工师傅来到更衣室，脱下军装，放在每人一格的小柜子里。換上下井的衣服：黑上衣、黑裤子、黑头盔，浑身黑，只有脖子上围的一条毛巾是白的。头盔上一盏矿灯，电池盒挂在腰间的皮带上。

轰隆隆，斜井载着轨道车向几十米下的矿井深处驶去。过去，只是在电影中看到过下矿井的情景，同时也听到过一些矿难的消息。因此，心里难免有些紧张。当时正值深秋季节，地面上已经略显寒意，我们穿的是绒衣绒褲。下井前在更衣室換上的是单衣，下到作业靣后，发现井下并不冷。

采煤是机械化作业。我看到的坑道两边都是黑得发亮的煤层，用手一捏，软软的。釆煤机向前推进切割下的煤炭装上传送带，运到出口处再运到地靣。

工人师傅带领我们向矿井深处走去。坑道里都有木头柱子撑着，越向前走，我的心里越紧张。有一处坑道特别矮，弯腰都过不去，我们只好爬着过去，爬到最窄处时，突然听到头顶上“扑通，扑通”一阵巨响，我怀疑冒预了。听说“冒顶”是很危险的。我不敢问，因为在井下说“冒顶”是犯忌讳的。但在我前面的矿工师傅说，你不要怕，这是正常现象。我想，这也许是宽我的心吧，直到出了矿井，我还心有余悸。

从井下上来时，我们宣传队几个队员相互看了一眼，几乎认不出是谁。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塌黑，满脸黑灰，只有两只眼睛闪着光。

将近一周的下煤矿体验生话，我们创作出几个歌颂煤矿工人的节目，为矿工和三支两军的战士们献上了一台节目，受到了工人师傅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打山洞

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可谓是风云变幻、一波三折，到六十年代演变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的破裂。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苏联军队入侵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军被迫自卫还击，将入侵的苏军逐出珍宝島。此后又经历数次冲突，中国边防军都将入侵者击退，保卫了国家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为了歌颂我边防军的英雄事逊，我们宣传队编写了几个节目，到各部队去巡回演出。范元斌同老自编自演了山东快书《痛打北极熊》，我创作了一个活报剧《舌战老毛子》。

此后，我们看到一篇通汎报道，乌苏里江畔一个老大爷，把自家养的一口大肥猪赶到边防军驻地去慰问解放军。根据这个素材，我和创作组的同志集体构思，由我执笔，创作了小吕剧《边防军民》，请潍坊市吕剧团乐队谱的曲，曲调优美动听，尤其是配上坠琴和扬琴伴奏，更显地方特色。节目演出后，获得一致好评。故事说，中苏边境一位老大爷赶着一头自家养的大肥猪来到某部炊事班，说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支前了，想请解放军帮忙杀个猪。炊事班长欣然同意，然而，等把猪杀好，发现老大爷走了。班长等发现老大爷的烟袋忘在炊事班，于是把猪肉钱放在烟荷包里，追上老大爷，老大爷不知，当他发现时，解放军已经走远了。这个戏经过几次修政润色，精益求精，成了我们宣传队的保留节目。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享受了十多年和平生活的中国人民感到，战争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于是，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我们炮八师有一个团在济南市郊的一座山里打山洞，我们宣传队奉命前去慰问演出。

为了获取创作素材，我们和施工的战友一起到作业靣体验生活。打山洞和挖煤不一样，山里的石头非常坚硬。必须装药爆破。

我们头戴柳条帽，身穿防水衣，跟随战士们一起进洞体验生活。山洞里潮湿阴冷，山洞顶部不断向下滴水。在高低不平的坑道里推车是非常吃力的，洞里的滴水湿透了我们的外衣，汗水湿透了内衣。一天下来，身上没有一块干地方。我们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但重体力活不让我们做，尤其是开山放炮，让我们躲得远远的，以防意外。战士们手上尽是老茧，脚都上布满血泡，但他们说，这些不算啥，最让他们担心的是排除哑炮。有时一次安装几个爆点，引爆后，发现有一个爆点没起爆，就在排除哑炮时造成了战友的牺牲。

可爱的战友们，用鲜血和汗水铸就了祖国的钢铁长城。我们含着泪水，编演了几个节目，向他们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进工厂

炮八师在潍坊市好几个工厂担负着支左任务，支左的战士们与工人一起下车间劳动。潍坊造纸厂是我们的支左单位之一。

一九六九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们分乘两辆卡车来到潍坊造纸厂，慰问支左人员和工人。工人们早就在厂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我们。他们手挥毛主席语录本，喊着“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锣鼓声和鞭炮声震耳欲聋。

这天，正逢该厂对年轻职工搞忆苦思甜教育，当天中午，全体工人在食堂吃忆苦饭，地瓜面窝窝头、咸菜。厂里只好让我们也跟着吃了一顿窝窝头。但他们觉得不能这样招待解放军，于是在忆苦饭撤下去之后，紧接着给我们端上十分丰盛的饭菜。他们说这是“思甜饭”。

到友邻部队去演出，接待规格更高，除了热情招待以外，还赠送我们每人一枚毛主席像章。在此期间，我收藏的像章有一有多枚。

一九六九年秋，济南军区组织了一个慰问团，赴各大工厂慰问演出。军区前卫歌舞团演下半场，另外要选一个战士宣传队演上半场。军区政治部决定我们炮八师宣传队参演。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既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前卫歌舞团有很多优秀演员，除了歌唱家和舞蹈家以外，闻名全国的是乐队，有几个演奏家在全军名列前茅。和他们一起演出，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也对我们的演出大加赞赏，认为我们的节目接地气，很合战士口味。

下农村

解放军是鱼，老百姓是水，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然而，只有在山东这个老解放区，才能真正看到军民魚水情的动人场景。

一九六九年秋，师宣传队去四十七团慰问演出。该团驻地在胶东半岛莱阳，距师部所在地大圩河约一百五十多公里。

金秋时节，我们的车队在齐鲁大地上行驶。深秋的胶东美得让人窒息。广阔无垠的田野里红、黄、白色彩纷呈。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挂满了小小的红灯笼，银杏披上了金色的衣裳，地里那一片银白色，是老有姓收地瓜时切成片晒在地里的地瓜干。路边的地里，老有百姓在挖花生，看到我们汽车来时，他们停下活计，一边喊着“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一边把刚挖的花生和地瓜往我们的车上扔。

一九七O年冬，我们到胶东半岛野营拉练。学校放寒假了，大队干部安排我们住在学校的教室里。晚上，我们在地上铺好稻草，铺上褥子。这时，门外来了一位大嫂，头上扎着蓝印花布，胳膊上挎着小篮子，篮子上盖着白毛巾。

一进门，大嫂就坐在我们的地铺上，和我们聊开了。她问我们是不是许司令（许世友）的队伍，我们说我们解放军都是毛主席的队伍。她就親人长親人短地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临走时，她把小篮子上的白毛巾一掀，把篮子里的东西往铺上一倒，撒腿就跑。我们一看，原来是炒熟的花生米。等我们追出去时，早已不见人影。后来，我们听其他驻地的战友说，他们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有的是送了红枣，也有的是核桃或熟鸡蛋。

我们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她们送东西不留姓名，图的什么？二十年前，，我去山东临沂旅游，见到了传说中的红嫂，其实，红嫂并非一人，有好几个。她们都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她们就是养活人民军队的“水”。

有一年冬天，我们来到抗日战争时期地雷战发源地胶东海阳县。因为天气太冷，村干都安排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我和几位战友住进一户人家的东房间的土炕上。房东老大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炕桌上摆满了花生、红枣、栗子，坐在暖暖的火炕上，自己动手卷着叶子烟，喝着菊花茶，和老大爷促膝谈心。窗外雪花飘飘，屋里洋溢着温馨的气氛。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我们住的有暖炕的房间，是老大爷儿子结婚的新房，而新郎和新娘当晚住到西房间去了，把火炕让给了我们。山东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深情厚谊使我永生难忘。

种水稻

《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部队当兵多年，由于是在宣传队，基本上没有吃过苦。然而到潍北农场慰问，与军农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仅一个月，此间经历刻骨铭心。

四十六团在潍北农场种水稻。一九七O年四月，我们宣传队奉命前去慰问演出。

潍北农场，北临渤海莱州湾，原先此地是一片荒凉的海滩，盐碱地上杂草丛生。部队在这里围海造田，垦荒种粮，硬是把一片荒地变成了米粮仓。

到部队后，我先深入连队采访了许多感人的事迹，然后编排了几个小节目。其中有个说唱节目，我考虑军农战士来自四面八方，建议用济南、潍坊、河南、盐城方言，各说唱一段，让战士听到自己的乡音。这个节目中我是用盐城话表演的，观众中有很多盐城兵，引起了战士们强烈的共鳴，报以热烈的掌声。

慰问任务完成后，我们以为可以回师部了。谁知领导决定，要我们再留一个月，与部队一起完成插秧任务。听到这个消息，一开始我没当回事。心想，不就一个月嘛，无所谓。再说，我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这是接受党组织考验的好机会。谁知道，这一个月，我掉了几斤肉，脱了几层皮，在泥水里摸爬滚打，终于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完成任务回来不久，就跨入了党组织的大门。

在潍北农场种水稻的战友们从三月份便开始平整大田了。三月的潍北，天气还很寒冷，地里的水面上结着一层薄冰。那时，部队还没有机械化，平整水田必须用人力拉耙，即一人站在木耙上，四个人在前面用绳子拉。战士们挽起褲管，进入冰冷的水田时，冻得直哆嗦。拉耙时腿上被薄冰划了许多血口子，被田里的盐碱水一泡，钻心的痛。

我们到农场时，水田平整已经结束，大田插秧开始了。

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号一响，我们就从床上跃起。然后整队，跑步到秧苗地里地去起秧苗。大约两个多小时，把一天要插的秧苗拔起来，用稻草扎成一个个小把，装上车，到大田里抛到指定的位置。然后跑步回驻地，洗漱、吃早饭。七点到八点，一小时天天读。八点整，跑步下大田，拉起绳子，每人六行，开始插秧。

我们这些学生兵，哪里干过这种活，手慢了下一趟的人就会超过你，俗称“包饺子”，就会被在这里干了几年的老兵耻笑。只好拼了命的往前赶。要想不被“包饺子”，只好在老兵直起腰休息片刻时，我不停地干，才能跟上趟子。从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一直弯着腰，而且一连三十天，这是什么滋味？上午插秧有一次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然而，这十分钟成了我最大的享受。躺在田埂上，用一块土坷垃垫在腰眼处，望着天上云卷云舒，想家了。

本来，劳动已经夠累了，可是在那个年代，劳动过程中还要突出政治。在插秧时，邻近六个人组成临时学习小组。边插秧边轮流发言，谈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这叫做“田头学习心得交流会”。真正做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

十一点钟收工后，十一点半开饭，十二点休息。下午两点下地插秧，一直到晚上八时收工。一天下来，吃饭、天天读和休息时间不算，插秩时间大约为十一个小时。我每天能插一亩地。

我的老家是魚米之乡，乡里不乏插秧高手。退伍回乡后，与邻居闲聊，他们听说我一天能插一亩地，无人肯信。可是得知我的作息时间后，无不表示惊讶。

在潍北劳动期间，我的饭量大增。二两一个的大馒头，平时只能吃两个。但在潍北农场，我一顿能吃六个，还能喝一碗玉米糁子粥。

《红灯记》

一九七一年，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大演样板戏的高潮，济南军区许多部队宣传队闻风而动，也纷纷排起了样板戏。我们炮八师宣传队在军区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不甘落后。师宣传科领导决定我们宣传队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于是便围绕《红灯记》展开了前期准备工作。

宣传队长贾大源是军区话剧团下派到我师当兵的。他个头不高，大腹便便，演鸠山是不二人选。为了加强宣传队的领导，师政治部从军务科调来参谋于丰年担任宣传队指导员。老宣传队原指导员骆铭楠担任副队长。领导班子搭建后，便分赴各地选演员。

京剧和其他文艺节目不一样，唱、唸、做、打都要有一定的基本功。尤其是主要演员，李玉和一家三代人，必须认真挑选。

师宣传科派出几个组分赴北京、济南、潍坊等地海选“三代人”。在北京选定了李玉和的扮演者马红旭。小马是北京人，毕业于中国戏校。另外在北京还选定了李奶奶杨军、李铁梅殷平和磨刀人刘连生，同时在济南和潍坊等地又选定了几个铁梅和李奶奶的B角。在民间又发现了京胡、月琴等乐队人材。

演员和乐以定下来以后，接着便是服装、导具和布景。

我们剧中大部分服装用布是潍坊造纸厂无偿提供的。包括李玉和、鸠山、王连举以及鬼子的服装，这种极像马褲呢的布料，是造纸时托纸用的。我们经染色后，请裁缝制作，效果很好。李奶奶和李铁梅的服装是买的布料缝制的。铁梅衣服上带梅花图案的布料买不到，于是就用红布和蓝布做，梅花图案是我用硬纸板刻成模板，再用白色染料喷制而成。

剧中李玉和、鳩山、王连举和伍长以及日本兵都要穿皮靴，于是，部队派人到附近坦克八师联系，支援了我们十多双皮靴。

师电影队专门派美工在潍坊京剧团的指导下，给我们绘制了灯光布景。

导演是请的潍坊市吕剧团的导演冷锦章，他专门去北京学习过《红灯记》，一招一式都很规范。演员在台上走几步到哪个部位都按样板戏的标准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场戏的时间控制得非常严格，冷导掐着秒表计时。我们宣传队的老同志在剧中担任角色的只有我和谷良民。我演的王连举，谷良民演的是卖木梳的，其他同志，有的演了游击队员，有的上了乐队。

演京剧，没有一点基本功是不行的。我们以前从未接触过戏剧，一个圆场，一个亮相，业余的还是专业的，立马显形。好在我还算出身于梨园世家，从小曾跟随祖父在戏班子里闯江湖，得到过戏曲艺术的熏陶，演个王连举还能应付，受到了领导和观众的肯定。

现代京剧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场戏的换场速度是很快的。为了换场有条不紊，我们对道具分工到人。例如第五场，谁搬桌子，谁拿煤油灯，谁拿茶壶等，都分工到人。这样在换场时，尽管黑灯黑火，但大家各司其职，一点不乱，也不可能遗忘任何一个道具。

《红灯记》第十场是武打戏。战士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什么毯子功、把子功都没有练过。我们从连队挑选七八个年轻战士，他们在潍坊市吕剧团武功老师的指导下，从踢腿、下腰、拿大顶练起，在不长的时间内，练成了小翻、飞脚、旋子、穿毛、按头等基本动作。我演的王连举在第四场有一个抢背，经过多次练习终于练成。第十场武打中有个过三险的场面，即王连举在最下靣，磨刀人在中间过旋子，一个日本兵在上靣穿毛过。三个人必须同时在一个层靣完成这个动作。专业剧团的武打演员都视为难度较大，而我们通过刻苦训练，每次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乐队很快融入也是出人意料。“三大件”操琴的张慎玉是在民间挑选的。其他管弦乐队的同志原来都有基础，在副队长骆铭楠的指挥下，各照分谱演奏，配合得协调完美。分队长王有才是基层部队的一个技师，起先，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会打板鼓，可是他硬是把三个战士训练成了一个呱呱叫的武场班子。

我们炮八师的《红灯记》，演红了大半个山东省。济南仲宫军区炮兵司令部大礼堂、潍坊市大剧场等地，我们曾多次去演出。其他友邻部队也曾多次邀请我们去演出。在此期间，我们比专业剧团还要繁忙。

一九七三年三月，退伍老兵已离开部队。宣传队已暂时解散。宣传科通知我去北京接新兵。这就是说，我又要留队了。我去接新兵，主要任务是发现有文艺特长的青年学生，带到部队，为师宣传队培养接班人。于是安排我在新兵连担任文书。征兵工作结束后，我带回两个文艺兵。新兵连结束后，我发了一封电报，要我父亲来部队，提出让我退伍。于是在一九七三年五月，部队为我办了退伍手续，并派一个家在江苏启东的老兵把我一直送到盐城。为期五年零三个月的戎马生涯结束了，我从一个兵又回归为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