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动媚心 (五)

媚子

　　 —— 读岳南《南渡北归》

　　

捧着三本厚厚的《南渡北归》，翻开略泛黄的纸业，仿佛推开一扇沉重的时空之门，岳南笔下的民国文人从战火硝烟中走来，长衫飘摇却脊梁笔直——那一刻，我的阅读不再只是目光的游移，而是一场精神的朝圣。

本书是讲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以流亡生活为背景的史诗性作品，展现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城市沦陷、百姓流离失所。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北大、清华、同济大学、南开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从中原地区流亡西南，不得不背井离乡。在艰难的迁徙过程中，不仅要面对战火的威胁，还要克服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等诸多困难。

　　

书的核心主题是展现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期的非凡勇气与智慧，坚韧与担当。尽管处于战乱之中，但文化教育事业并未中断，他们在战火中护送文物和图书，在军阀混战，中日战争的硝烟中勾勒出中国最初的考古、建筑轮廓，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科学实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跑警报的日子里坚持办学，在铁皮房子里坚持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西南联大的成立就是典型的代表。多年后，在此就读过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回忆说: “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叮当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杨振宁和与他一道获奖的李政道等一流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本该在实验室里完成的实验，他们在流离中仍不放弃。正如梅贻琦所说，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地方。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北上回归，最终迎来了解封战争后的离别。

通过作者岳南的文字，还清楚了解了哪些才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被修正过的所谓历史，也让我重新思考了什么是中国式的风骨以及家国情怀。书中颇多的知识分子在流亡岁月中，在简陋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以实际行动践行对祖国的热爱。

书中涉及大量历史人物，众多知识分子，每一个人物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这本书拿起来就放不下，所以也是我勾、画、点、圈和夹纸条最多的几本书之一。

　　傅斯年

　　

傅斯年这个人物在书中很凸显。他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金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和领导能力在这本书里得到充分展现。朱家骅说“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雄辞宏辫，如骏马之奔驰，箕锯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不亏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他不仅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还以卓越的学术眼光推动了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发展。在抗战时期，他积极组织学术机构和文化机构南迁，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图书，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性格鲜明，敢作敢为 ，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修养，还以直言不讳，敢于斗争著称。对看不过眼的事绝不容忍。在抗战和内战期间，公开批评时局，全方位抨击孔祥熙的恶行，连续对宋子文发了三篇威力巨大的战斗檄文，最终孔宋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下台，天下人心大振。被形容为“人间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的伟大学人，既具有大智慧，又具备大气概，绝不迂腐。

何等的气概！刚正不阿！

　　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 一个心里的分解》，他用弗洛伊德的心里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这次讲演给众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多年，当年在西南联大的何某在专著中说，傅斯年至少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没有之一。

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一生的可惜之处就在于读书太多，否则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傅斯年一生交友广阔，编织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学术网络，与旧学派者论战，但又与陈寅恪等人至为相得，每当警报响起，不顾自己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气大汗淋漓急奔三楼把陈寅恪小心搀扶下来(那时，陈寅恪右眼已失明），送进防空洞，才算了却一件事，此举在昆明学届传为佳话。正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密切合作与共同努力，才使一个并不为使人所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心。多少年后，一位历史研究员说，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绝对做到了中心地位。

在整个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可自己却连一条防寒的棉裤都做不起。那时他就提出必须实施宪政，不肯加入国民党，还劝动了胡适不加入。

“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自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安定的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这是他生命前的最后一段讲话。

刘文典

　　

刘文典很有意思，他曾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指冯有兰或马叙论。每当他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经常去听课，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听到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见此情景，刘文典与学生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一天，刘先生才上了一会儿课，突发奇想宣布，提早下课，改在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届时在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刘先生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那种触景生情的感觉，在他的渲染下，使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那天许多教授也纷纷前来。刘文典看众人越围越多，甚是得意，深情激昂，时起时坐，侃侃而谈，长衫下角在他那消瘦的身体下左右摆动，颇有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把众人引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过瘾”！这一别处心裁的形式学生们非常欢迎。

1940年至1942年期间，西南联大校內掀起了一股《红楼梦》热潮，最早是由吴宓的学生留德博士陈铨教授发起，学生听后反应强烈，一跑打响，渐渐从校园内蔓延至整个昆明城，以吴宓为首的留学西洋的“海龟”，和留学东洋的刘文典形成了两个鲜明的对比，一派西装革履，气度轩昂，绅士风范，一派粗布长衫，白发飘飘，一副“之乎者也”的乡村私塾先生模样。两派很自然的形成了“唱对台戏”的架势，组织者考虑到刘氏可能不是吴宓等人的对手，就安排他在小教室开讲，想不到来者甚众，换成大教室，可还是坐不下，只好改成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刘文典一句“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说过”。一句话震了全场。他在月色朦胧的广场上纵横捭阖，大显神通，令终生目瞪口呆，声威大震。

他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时，发奋著书，先后完成《三余札记》《庄子补正》等著作，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堪称在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

他曾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

他对沈从文的轻视是否有失公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很高的。多年后，渐入老境的刘文典对自己的弟子讲，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他说，自己的学问就不及陈寅恪万分之一，还多次给自己的学生说自己对陈的学问“十二万分地敬佩”。

　　陈寅恪“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让刘文典这么自大的人都十二分地敬重？

陈寅恪自幼在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等知识，26岁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满了不少东洋和西洋的墨水，1925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时，研究院主任吴铋向清华曹云祥校长强力推荐正在柏林大学攻读史学的陈寅恪，梁启超也向曹校长推荐过陈寅恪，当时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曹又问，有没有著作？梁答，没有。曹说，这就难了。梁说我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你不请，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都对陈先生推誉。曹一听竟然外国都推崇，请！陈寅恪进了清华，破格选为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之一，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其它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年仅37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是他到清华后，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三位头上尽管没有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无愧学术大师，当年在哈佛读书的陈寅恪、吴铋、汤用彤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强健，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四大导师”称号最先有谁呼起，已难考证。傅斯年将陈寅恪誉为学术界300年来第一人，他一生涉猎广泛，精通数学、哲学、文学、宗教和天文学，是我国万里挑一的大师，无人能及。

陈寅恪讲课一丝不苟，多数时间先抄满满两大黑版资料，然后闭上眼睛讲。他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在清华、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寅恪以其高尚的人格和坚定的理念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当时在北大的邓广铭常去联大听陈先生的课，他说，反思那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在治学方面所受到的教益，较之北大读书四年所得，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部著作是陈寅恪研究隋唐时期政治制度的代表作，被誉为为历史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的著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而他的诗向以多典、隐晦著称，几乎无诗不典，不弄懂诗中引用典故，则难窥其堂奥。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至今仍被学者们所推崇和借鉴。

胡适在日记中写到:“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学届一大重镇，今两目都费，真是学届一大损失。”

　　陈寅恪人格学问不仅得到傅斯年与史语所学届大腕与年轻弟子们的尊重，也得到了当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的敬重。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在清华称为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休息室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到教师门口，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哲学家金岳霖回忆: 一天，有一个学生来找陈寅恪，问一个材料问题，陈先生说: 你到图书馆去借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

1939年，陈寅恪先生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有人云: 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但国学大师吴宓赞陈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不但不是埋头书斋的“书呆子”，反倒是一个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理的卧龙式人物。

　　华罗庚

　　

华罗庚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人人皆知，他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初中毕业进入职业学校，因为交不起学费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文凭。由于对数学的迷恋，开始自学，每天以10小时以上的时间，用5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在某学校做会计时，省出的钱订阅了两份有影响的数学刊物《科学》和《学艺》，当他看到数学家马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时，年仅19岁的华罗庚意识到不可信， 经过验算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便致信《学艺》杂志，指出苏的错误。之后，华罗庚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发表在科学杂志，引起了很大震动，熊庆来教授震惊之余，四处打听 ，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学校的教授？在得到确切消息后，立即派人发电报约北上的火车车次，当看到一个一瘸一拐背着一个包袱极普通的人走到眼前时，又一次震惊。华罗庚到清华后，得到熊教授的热情款待，虽然华罗庚跛足，腿有残疾，但头脑清楚，才思敏捷，对答如流，甚得熊教授喜爱，立马留在清华园当助理员，边工作边学习，他只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大学算学系全部课程，同时自学英、法、德文，从助教升为讲师，后又赴英国剑桥留学深造，两年中发表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届注意和赞赏，此时28岁的华罗庚回国，出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堆垒素数论》这部巨著，就是在简陋的半间黑屋子里完成的。当老一辈数学家审阅时，极度拍案叫绝，此著作荣获政府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仅一名)，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成为中国“数论之父”。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华罗庚塑像，列为第88位数学伟人之一，华罗庚的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世界数学领域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王国维

　　

王国维，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早年研究哲学、美学，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特别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有独特的洞见。而立之年，拿出了一部经典之作《人间词话》，他提出了“境界说”那关于三重境界的论述: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凭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求学精神，终于成为利用西方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神奇境界，至今都被奉为治学的圭臬。就是他，在自己的著作《教育之宗旨》中，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陈寅恪高度赞美“几若无崖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的高度赞美。胡适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等四人，这四人中，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我们几人。胡适虽然有点谦虚，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王国维相比较，至少不能与王齐肩并立，更谈不上与其匹敌。吴铋说， 王国维不仅是“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1600多年来，历代史学名宿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最惊世骇俗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余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向前延伸了近一千年。这一划时代的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文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登上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

　　

然而让我动容的还有好多好多，有蔡元培、胡适、吴苾、考古届巨擘李济，有参加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之一的建筑师梁思成、建筑师、诗人、作家林徽因，有倡导“通才教育”理念的梅贻琦，有提倡“知识分子不做官，知识分子不发财，知识分子要有一个独立的环境，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观念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专注到和电线杆说话，拿煤铲到锅里盛饭的曾昭抡，有在日军眼皮底下抢运出一坛镭，千里跋涉丢掉了所有行李，最终却没放弃这做实验的镭的物理教授赵忠尧，有三千里行军留下值得自豪足迹的诗人穆旦，有考古巨星、年轻的梁思永，有田野考古第一女性曾昭燏等等等等，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未来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真不知用什么词语表达内心无比的敬佩！

　　躺在病床上的梁思成、林徽因。

　　

当读到联大师生徒步南迁时，我突然懂了什么是‘文化托命人’。当炮火碾过课堂，他们把量子力学公式写在破庙的残墙上，将甲骨文拓片裹进婴儿的襁褓——原来真正的学问，从不是书斋里的风花雪月，而是绝境中仍不肯松手的那根火柴。现在人们总是抱怨‘内卷’，可大师们卷着铺盖卷走的，是整整一个文明的重量。

当看到林徽因在李庄肺病咯血，却趴在木箱上艰难地画建筑图纸那段时，突然触到滴下的泪渍。我们迷恋她的‘人间四月天，可那分明是穿旗袍的美丽女子，在漏雨的屋檐下硬生生劈出的闪电啊！她的一生，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当代人们追逐的‘松弛感’，比起这种带着血痂的优雅，是否太过轻薄？

当岳南写道，在逃亡路上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大，讲课声伴随着敌机的轰炸，而我常为生活中的点滴困难而烦躁……历史似乎突然抽了我一记温柔的耳光。

大师们衣衫褴褛的在野地里辩论惠特曼与杜甫谁更伟大，而当今不少年轻人正捧着昂贵咖啡，刷着短视频讨论‘知识付费值不值’。所谓北归，或许不是地理的回归，而是精神的认领。

　　

历史是有记忆力的 。在《南渡北归》中触摸着民国文人的风骨与温度。书里一个个大师，犹如一束束光在发亮发热，照亮你我，温暖你们我们，照亮温暖无数个人，指引人类前进。他们以学术为武器，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那种对知识的渴望，那种坚守信仰、追求真理，敬业团结、勇敢担当精神，可歌可泣！

《南渡北归》这本书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是因为这部著作牵涉的人物和内容有相当一部分被屏蔽、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世人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个世纪后，当历史照进心灵——岳南的《南渡北归》突然将消失的人物与湮没的故事发掘出土，使读者眼睛一亮，为之一振。对消失的那段往事怀念的温情与敬意，读后带来的震颤与回响，余韵悠长……总是吸引我一读，在读。我想，这就是一本好书的特点吧。

　　

一个世纪过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面临浮躁社会上诸多的诱惑，特别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看抖音，刷视频的人越来越多，静下心来，认真读一本好书的人相比之下少之又少。当然，文化快餐有它的特点，但读一本像《南渡北归》这样的著作，有着非凡的意义，心灵得到滋养，认知水平得以提高。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已步入老年，但阅读从未过时，读书还是应该成为感知生活和体验生活的上佳途径。

当代社会，或许暂时不在面临战争，但面对各种挑战，仍需要像《南渡北归》里这样的知识分子，这种民族精神去推动社会进步，因为它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启迪。

所谓南渡北归，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个民族在破碎山河中，用学术的微光守护文明火种的史诗。

当书页最终合拢，那些在滇缅公路上颠簸的书籍仪器，在李庄油灯下校勘的手稿，已悄然化作我心中的星图。或许这就是阅读的意义——我们终将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原乡。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决绝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远去了，但他们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任何时候可以抹杀的……

向大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