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社会属性的流变

闲读牡丹

工人，古称“匠人”，过去一般主要区别于拥有或耕种土地的农民。现今指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工资收入为生的广大劳动者。过去多指体力劳动者，现已扩展到相当大范围的脑力劳动者。

工人身份地位的变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科技、社会和文化多维度变迁的复杂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被赋予“国家主人翁”的崇高地位。例如，20世纪50至80年代，国有工厂工人享有稳定而高于农民的收入，兼有住房、医疗、教育等诸多福利。工人群体作为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其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高度统一。那时的工厂工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不相上下，甚至还有不少高出的情况，工人走到哪里，也不比别人感觉矮三分。可以说，那是有史以来，工人阶层空前绝后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有一首歌叫做《咱们工人有力量》，曲调虽说不上优美，但豪迈而铿锵有力。歌中唱道：“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嘛变了样 。嘿，开动了机器轰隆隆的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这首歌曾作为大合唱曲目频繁出现在工厂集体活动的大舞台上。如今，它已几乎成为绝响。以工人现在的身份和地位窘境，对如此充满豪情的歌曲已然是难以再开口启齿，更别提引吭高歌了。

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工人群体逐渐分化再生。一方面，国有企业倒闭改制导致大量工人下岗，传统“铁饭碗”被打破，一时成为无业游民；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崛起，成为制造业和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当然，农民工还存在着因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缺失，长期面临“经济贡献高、社会地位低”的矛盾；在众多民企，已基本没有了传统城市工人与新兴农民工的身份区别，都是打工者；在国有企业乃至特殊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或许很优渥，但一想到与中层、高管的待遇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自尊心也就跌落至脚面以下。如果嘴里不慎哼出一句“咱们工人有力量”，那分明就是在自我嘲讽自我调侃呀。

毫无疑问，当前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贡献呈现明显脱节。尽管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工人普遍面临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福利保障不足等问题。社会认同感普遍降低。

以DeepSeek（深度求索）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已开始进入AI（人工智能）时代。在此背景下，工人的职业前景不免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许多传统性职业可通过AI自动化完成，如在制造业中，机器人已逐步替代部分生产线工人。甚至客户服务、行政助理、会计、法律、教育、医疗等很多传统岗位的从业者——无论是工人还是干部，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AI技术冲击。

总之，AI技术将重塑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人需在技术迭代中不断更新技能，以适应人机协作的新型工作模式。否则，人们当下吐槽的当牛做马的生活状态，多年以后，或许求而不得。甚至连搬砖或当保姆、保安、保洁的所谓“吉祥三保”的机会都将难得。

以出租车行业为例，未来或许被智能化的无人驾驶汽车所取代（事实上，国外有些地方已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从业者纵然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另谋出路。当然，天无绝人之路。一些职业消失了，必有一些新的职业诞生。

随着AI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普及和扩大，就全社会而言，人们的工作时间将逐渐缩短，休闲娱乐时间将更长；全体国民的平均生活品质将不断提升，社会最底层的落伍弱势群体，或维持“不劳而获”的基本生存状态；体制外工人与干部的身份界线将渐趋模糊并最终消失；体制内的高墙壁垒何时坍塌充满不确定性。工人社会属性的内涵和外延将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受全球普适价值观的浸染，工人——尤其是紧跟时代朝流的工人，其身份地位将会相对提升。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千年古训，尚难以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