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母亲

李正桓

我们这一代，因文革的风波，学业曾一度中断。一九七〇年的二月，春风终是吹散了冬日的阴霾，学校复课，我恰逢其时，踏入了初中的校门。彼时，兄姐皆已就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也悄然好转。

母亲，这位家务的能手，将父亲的工资悉数接过，家中一切，皆由她亲手打理。吃穿住行，井井有条，她的手中，也渐渐有了些积蓄，日子，算是宽裕了起来。

常言道：“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我，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深谙此道。母亲的心事，总愿与我分享。她有一个铁皮盒，藏在卧室房梁的隐蔽处，那里，装着她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她时常让我站上桌子，取出那盒子，数一数，看一看。那是她对我的信任，我深知，那钱，对她而言，是家庭的保障，是未来的期待。

初中时，二哥、三哥相继成婚，我与母亲的交流，也愈发频繁。母亲虽不识字，但对世间伦理、道德常识，却有着自己的认知。她常对我说：“人活着不能白吃。我就是不识字，要是识字，县长都能当。”言语间，满是自信与坚韧。

母亲的聪明、勤劳、担当与奉献，是我一生的财富。六十年代，生活艰难，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家庭。是母亲，用她的周密计划、精打细算，让这个家度过了难关。她的心中，装的永远是儿女，是后人，唯独没有自己。吃饭时，她总是忙于家务，等大家吃完，她才用餐。她的一辈子，都在吃剩菜剩饭，生怕别人不够吃。

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家人的衣服、鞋子，都由她一针一线缝制；铺的、盖的、穿的，都由她缝补洗浆。过年换季，大人孩子都能添置新衣、新鞋。我小时，常钻进她缝制好的被子里玩耍，她总是喜形于色，不加制止。

母亲对这个家庭的最大贡献，是在她进入中老年之后。我们兄弟四人的子女，大多都是她带大的。她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

一九七四年底，我高中毕业应征入伍。那年，我十九岁，母亲六十整。离家的前夜，我穿上新军装，与母亲单独告别。我握住她那勤劳而粗糙的双手，仰望着她那两鬓斑白、满脸皱纹的脸颊，泪水不禁潸然而下。她拿出那攒了数年的积蓄给我看，并叮嘱我：“你大了，在外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老惦记着家，要干出个样子来。”说着，她打开铁盒子，取出两百元钱塞在我的衣兜里。我坚决拒绝，但她不依。

我当兵后，次年的“五一”节前，思念儿子心切的母亲和父亲去北京看我，我激动不已。在部队，我从新兵连分配到正规连队不到两个月，就被调到团政治处放映组当电影放映员，成了机关兵。父母来队时正是春夏之交，百花盛开。部队首长和战友非常关心，给了最好的安排和接待。他们在部队住了七天，看到了我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机关食堂的伙食，非常知足和欣慰。

“五一节”那天，政治处首长还特意为我搞了三张天坛游园活动门票，让父母来京增添乐趣。我们还抽出一天时间游玩了天安门、中山公园。返回时，还逛了王府井大街。那是母亲生平第一次来北京，也是唯一的一次。她感慨万千，终于实现了终身的夙愿。

我在部队生活了十三年，从战士到干部，得到了历练和成长。这期间，我最思念的亲人还是母亲。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年龄越来越大，我的思念之情也愈发浓烈。改革开放初期，生活水平得到初步改善。我买的生平第一件毛巾被、羽绒服、尼龙蚊帐、毛毯等，都首先考虑让父母先用上。我是这样想的，也是坚持这样做的。

一九七九年在部队提干至一九八四年我结婚，这期间的几年间，我每年都有二十天的探亲假。在假期里，我把这有限的时间交给母亲，多和她在一起，尽我所能多给她点陪伴和孝道。那些日子，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