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泉的美篇

谷泉

大同煤矿走出的第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原煤炭部常务副部长韩英在大同煤矿工作的日子

韩英，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煤炭工业部常务副部长。

　　主人翁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土地的质朴给了我一份骨子里的淳厚与生命的坦然； 我是一个从大同矿务局走出的煤炭人，八百米地层深处的巷道延伸给予我的是煤一般的炽热与内心世界的激荡和沸腾…… 。 于是，在所有工作中，认认真真做事，实实在在做人，成为我一生的信念 ； 于是，在人生的风雨中，任潮起潮落，任浪涌波迭，意志得到了磨砺，内心拥有了丰富和坚实。而今已迈入古稀之年，回眸浩荡人生，留给我心灵田野的是一种聊以自慰的坦然和诸多欣喜。尤其是哺育我茁壮成长的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在我的梦里萦绕徘徊。那山、那水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那些至今令我念念不忘的人们，不论是活着的或者是故去的；不论是相识的还是陌生的，仿佛还是当年那样激情澎湃，那样真诚可爱。每当念及这段历史，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我是幸运的，我是幸福的。我幸运的是，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垂青，我幸福的是，大同矿务局给我创造了腾飞的机会。因此，每当想到自己曾经是一个同煤人而由衷地感到一个幸运儿的喜悦和欣慰。

韩 英

引子

 1969年4月1日，“文革”第三年，新中国成立近20年。 这一天，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使不少人的政治生涯、命运和前程，同这个日期紧密联系起来。 这一天对韩英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日子。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九大”帷幕拉开，在嘹亮的《东方红》乐曲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上了主席台。从4月1日至24日，与会的1512位代表，代表全国2200万中共党员，讨论审议了新的党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保密性极强的党代会上，韩英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大同矿务局的一条特大新闻，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在欢庆九大的高潮中，多少矿工和家属都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为九大而欢呼，为韩英当选而高兴。 孔子曰“三十而立”，那时韩英刚过34岁。 历史充满了戏剧性，人生如是。一开始人们都蒙在鼓里，当广播里一遍遍播放新选出的九届中央委员名单时，“韩英”这个名字，让不少人纳闷，韩英是谁？不得而知。 在“九大”召开之前的预备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此次党代会要增添一些劳模、工人、知识分子代表。山西省审查“九大”代表资格的主要负责人，是69军军长谢振华将军，他当时任山西“支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审查结果是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阳泉局的劳动模范王体，分别作为农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九大”中央委员，王体、韩英被选为“九大”候补中央委员（《尘封历史之沉浮录——人物春秋》）。然而，韩英当时并非代表，也没有参加“九大”会议。而代表大同矿务局参加会议的九大代表是同家梁矿的贾仓仓。此前，韩英只是山西大同矿务局革委会副主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既不是劳模，也不是工人，由一个普通党员直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在中共党史上并不多见。另外，韩英此前的名字一直叫韩荫，新选的中央候补委员韩英是韩荫吗？如果是，他是怎样被选上中央候䃼委员的呢？党中央这么大的会议又怎么会把韩荫的名字搞错了呢？一时众说纷纭。 后经山西省革委会、大同矿务局革委会核实，当选“九大”候补中央委员的韩英，就是大同矿务局的韩荫。与此同时，韩英也正式接到军管会通知，他被“九大”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亲自点名把韩英破格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正是周恩来总理。水有源，树有根。于是，人们普遍揣测，大同矿务局这个久负盛名的煤炭之乡，这个在全国动乱中仍然能够排除干扰，坚如磐石地努力生产，仍然顶着风浪为祖国的能源事业做着巨大贡献的大同煤矿，给党中央和周总理留下了的深刻印象，是产生韩英现象的“源”和“根”。而韩英正是后来被称之为同煤精神的典型形象代表人物之一。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周总理的引荐下，韩英从此步人政坛，直至成为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煤炭部常务副部长。

大同矿务局办公楼，当年韩英任大同矿务局革委会副主任（现在的副局长）。

同家鿄矿，韩英从这里起步，他曾被这里的矿工直选为矿长。

同家梁矿当年在全国知名，“马连小组”当年就出自这个矿。

这是韩英书记年轻时候的照片，当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时，他仅仅34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韩英任中央候补委员的。

贾仓仓，同家鿄矿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9年4月2日，大同煤矿职工群众参加大同市组织的“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游行。

同家梁矿东风民兵连在组织学习党的“九大”精神。

1971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大同矿务局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旧礼堂召开。

1970年4月，韩英（左）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省长）；1973年5月，韩英任中共山西省省委书记（当年设有第一书记）。

1982年11月，韩英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

　　大同矿务局这个世界知名的煤矿出了个韩英，这既是东北人的骄傲；也是大同煤矿的骄傲。

一、冰封大地穷人家生出个“宝贝疙瘩”。

1、那就从1935年1月27日，农历的腊月二十三日说起吧。当天的辽西大地，冰雪封盖，寒风猎猎，在距离阜新市东北60公里处一座不起眼的小村——平安地村，农民韩春生的妻子梁桂枝生下韩家的第一个儿子。这一天，正是东北人俗称的小年。这个被人们戏称是赶着出来过小年，带着年节喜气呱呱坠地的小子——他就是被后来村里人们称作“宝贝疙瘩”的、官至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韩英。一些东北人爱调侃，说“有人说深山出俊鸟，其实我们平原也能出俊鸟！”“韩英就是我们这里出的俊鸟。” 平安地村是一座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因何得名，无据可考。从字义上讲，应不单指周围地势平坦，还皆具乞福“平安”之意，这里，虽地脊民贫，但却是一片安宁的地方。这座小村，偏远贫穷，人们的生活十分清苦，秋天的粮食打下来，不少人吃不到来年，便断了口粮，只能用一些青玉米、或者用喂牲口的糙粮果腹充饥，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挨过粮荒期，再期盼来年有个好收成。韩英的长辈们也是这样，寅吃卯粮，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啊。韩英的到来既是一件喜事，但也是韩家新增加的一个生活负担。不过，老韩家的人是有骨气的，都说，“不怕，只要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这个孩子挨饿。”父亲说“他是我们韩家的后代，是我们老韩家的希望。再苦再累我也要把他抚养成人。”韩家世代为农，勤耕苦作，到父亲韩春生手里，筑起来几间土坯屋，围起一座小院落，养了三头小毛驴，经济并不宽裕，日子清贫而宁静。和村里人一样，韩家辈辈代代，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蕴孕出一种坚韧、执着、平实、豁达而宽容的性格。这种性格和这片土地，对作为韩家长房长孙的韩英来说，无论后来在求学、工作、生活，踏上仕途，乃至在政治浪潮中起降浮沉，都有着很深的影响，使他在任何命运面前，都能够淡定从容，平静面对，不骄不馁，执着追求。这是村民们的普遍认同。

2、韩英原名叫韩荫，名字是爷爷给起的。韩英的故乡阜新市地处中国辽宁西北，取“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意。，于清光绪二十几年（1903年）置县，1940年置市。史载，曾是契丹族的故乡，也是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的出生地。远古时期，阜新林木茂密，水草丰美，早在76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就使用简陋的石制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1982年，距今8000多年的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体形最大的龙纹陶片和世界上最早的玉器，被专家们称为“华夏第一龙”、“世界第一玉”。查海遗址也因此被誉为“玉龙故乡、文明发端”。查海的“玉龙”文化，被专家认定为“红山文化的根系，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中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撰文评价：“中国文明起源，北方先走了一步，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就是证明。”查海古人类遗址，因此又被誉为“中华第一村”。红山文化的根系，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它近旁的这座小村庄。 由于贫穷，平安地村识字的人确实不多。韩家在这个小村到底有多少代人，无从考証。到了韩英的爷爷韩文辈上，韩文才咬牙让长子韩春生去上私塾，上了一年，家里就招架不住了，没钱供学，只好作罢，仍回家种地。然而一年的私塾，却让韩春生受益终身。这个种地的农民，从此有了阅读的欲望和乐趣，他读小说、读戏本、听评书，识文解字，其乐无穷。种地之余，别人抽烟唠嗑，韩春生就抱一本《康熙字典》，认真啃读，十分投入。这部“善兼美具”的文字大典，成为这个辽西农民的精神大餐。在村里种地的伙伴们眼中，韩春生是小村有知识的人，是受人尊重的人。这读文认字的良好习惯，陪伴老人终生，到七八十岁时，有人遇有生僻字还向老人请教，极少有生僻字难得倒他。韩春生讷于言，敏于行，性格急躁，管教严厉，但从不打骂孩子。这种勤读好学、严谨躬行的作风，对长子韩英的影响极大。 另一位对韩英影响很深的，是韩英的母亲梁桂枝。她是个极普通的家庭妇女，没上过学，不识字，更不善言辞，但勤恳、和善，性情温和，与丈夫的急躁性情形成很大反差。韩英的性格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母亲。一生中，他无论为官为民，行事处事，都平和低调，平易近人，有很强的亲和力。 韩英共有兄弟四人，老二韩玉，老三韩枫，老四韩震。作为长兄的韩英．从小憨厚温驯，深受各房长辈喜爱。在平安地村，韩春生虽然被村民们公认是有文化的人，然而长子韩英，从生下来到六岁上小学时，竟一直没有一个学名。从一岁到六岁，这段时期到底叫什么名字，连韩英自己也记不清，也许同村里其他小伙伴们也一样，顺便呼叫个小名儿就成。至于父亲韩春生和爷爷韩文，为什么当时没有郑重其事地给这个韩家长子取个学名，也就成了韩家一个小秘密。 1941年，韩英6岁时，被父亲韩春生送进平安地村小学读书。教书先生发现他没有一个学名，一拍脑瓜，“之乎者也”地一琢磨，就自作主张，取“之”为名，称曰“韩之”。有了学名，韩英心下欢喜，晚上放学回家，就把这新名字告诉家人。爷爷听了，不甚满意，坐在炕头，叼着旱烟袋，寻思良久后发话：“这名字不好，就叫韩荫吧！”。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日渐明朗，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同学之间悄悄传递着“日本人快要完蛋了”的消息，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学校里的日本教官趁乱逃了，中国教师也一哄而散。老师跑了，学校关门了，韩英和其他学生们都辍学回家。 刚满10岁的韩英，开始和父亲一起下田种地。 解放前，东北人少地多，平安地村每户人均有一饷地（一饷相当于十亩），韩家是下中农，也有几饷地，因劳动力少，农忙时节，就与邻居亲戚们搭伙换工，谁家有活，就先帮谁家。读了四年小学的韩英，初尝农活之苦，一双小手，先是起泡，后被磨出老茧，每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真正尝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什么滋味儿。有一天，他同父亲一起锄地，父亲随口问韩英：“干这个活儿，累不累啊？”韩英撩把汗，点点头照实说：“累！”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知道累啊？一个人如果不好好念书，一辈子就得干这个，要累一辈子。”这不是危言，父亲说的是实话， 做人之道，在于躬行。韩英10岁就跟着父亲下地,干了几年农活，父亲躬行实践，话微言轻，却对少年韩英触动很深。一些深刻而浅显的道理，在日常的辛苦劳作中体悟。“人生必须背负重担，必须负重前行”，“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这些禅道说教，实是田间地头的一息念想，它蕴含在土地与汗水里，蕴含在灼热的日头下。四年近乎屈辱的奴化教育，国耻没忘；三年风雨日头的田间劳作，苦志弥坚。这些对韩英性格的形成和处世为人激励终身。

3、韩英在有了读书机会时，非常刻苦非常用功。1947年，辽沈战役后，东北三省成为全中国最早的解放区。1948年，东北各学校开始复课。13岁的韩英，放下拿了三年的锄头镐把，再次背起书包，走进了课堂，从高小一年级读起。（解放前后的高小一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高小二年级毕业，学生通过参加初中升学考试进入中学。） 再进学堂，让韩英非常珍视，一直发奋读书，苦拼第一。其信念和支撑既朴素又简单：一个人的一生，不仅仅只是“生于黄土，伴于黄土，而后腐于黄土……” 三年种地，把韩英磨练得体格健硕，少年老成，很受老师的喜欢。老师委任他为班长，参加校儿童团后，其被推举为儿童团长。抗战时期，儿童团手执红缨枪，站岗放哨，送信杀敌，为抗日立下不少功劳。解放区的儿童团，任务变了，主要是宣传演出，组织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包括演出小话剧、《白毛女》之类的新戏。老师们有时也自己写戏，组织学生排演，很受群众欢迎。 除了刻苦读书，韩英还在老师的带领下，经常到阜新周边的各个村子搞文艺宣传。当时的“儿童团长”，也就是跑跑小腿，负责处理一些杂事，而韩英忙前忙后，乐此不疲。有的时候，韩英也被分配去演一些小配角，这时的他特别高兴。 “不因事小而不为”，从当儿童团长时肩负的小责，到后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担当的大任，韩英都懂得“责任”二字，不分大小都需要认真尽力，一丝不苟。 在学校，韩英好运动，喜欢打球，尤其排球、篮球打得好。从少年、青年到中年，韩英业余时间多在运动场上闪转腾挪，由此锻炼出一副好身板，如今年逾古稀，还腰板笔挺，行思捷敏。 因为刻苦努力，韩英的学习成绩一直十分突出，成为各科老师的宠儿。高小一年级的班主任周绍武老师，发现他天赋过人，就鼓励韩英放弃按部就班的升级学习，直接从高小一年级报考县中学， 韩英有些担心。周老师鼓励他说：“没有关系，我来帮你辅导。”周老师利用到县里开会的机会，为韩英买回高小二年级的课本，他和另一位田老师一起，利用课余帮韩英补习高小二年级课程。 1949年11月，韩英只身赴阜新县城中学应考。 当年，按照规定，没有取得高小毕业证书的，是不能参加初中升学考试的。时任地区教育助理的李书田知道韩英的情况后，为他开具了介绍信，证明韩英具有高小同等学历。14岁的韩英怀揣一纸介绍信，一个人搭乘一辆拉货马车，进城赶考。为了省钱，他就住在马车店，店里的歇脚客人来自四面八方，条件十分简陋，面对面两张大炕，铺两张破旧炕席，人多嘈杂不说，汗气臭脚直熏得人头晕。睡觉时，韩英不敢脱衣服，也没有被褥，和衣往肮脏的土炕上一躺，半睡半醒地捱到天亮. 考完不久，张榜公布，韩英红榜提名，被阜新县中学录取。 消息传来，韩英和老师都十分高兴。韩家长子考中，父亲韩春生也面上有光，喜送韩英进城上学，当时各地刚刚恢复正常的学校 秩序，同学之间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有十八九岁，有的甚至已经结了婚，又回来继续求学。韩英当时在班里年纪最小，虽然顺利考上中学，但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少读了一年高小，学习起来要比别人更加吃力；在学校宿舍，晚上熄灯是统一时间，想熬夜都不行，韩英只好早起。每天清晨五点半，同学们还在睡梦之中，韩英就悄悄起 床，洗漱完毕，一个人来到教室，打开课本温习功课。 天道酬勤。第一次月考，韩英的成绩在同班40多人中名列第9名。这个名次，韩英并不满意，但也因此对自己有了信心。很快他发现同年级的几个班级中，考到第一的都是女生，韩英心里更不服气:“女生能考第一，男生就不能考第一么？”于是他用功更甚。第二次月考时，成绩就一跃排到全校的第一，其中数学、语文、生物、俄语等几门功课的平均分数均达98分以上。从此以后，在各阶段学习过程中，韩英的各科成绩都独占鳌头，稳坐头把交椅。 在初中，韩英一开始担任学习委员，后来又被老师和同学们推选为班长。凭借在小学时当儿童团长的历练和经验，韩英把学习、 班务活动处理得游刃有余。他全校第一的名次，一直到毕业都无人能够超越。韩英因此成为三个弟弟的楷模。三个弟弟相继求学于阜新。三年中学，韩英的成绩自始至终保持着班级第一。对此韩英自己认为：一个人的学习成绩，太聪明的，不一定能考得最好；太愚笨的，也很难考得最好；只有那些不太聪明也不太笨却肯努力的，才能够考得最好。这是韩英学习的感悟，也是人生的感悟。

这是辽宁省地图，阜新市在辽宁省的西面，人称辽西。

如今的阜新市己是高楼林立，非常繁华。

韩英从小长大的“平安地村”，如今归阜新市蒙古族自治县管辖。

韩英从小长大的“”平安地村”归平安地镇管辖。

韩英从小就生长在这个村，时下称天下第一村“平安地村”。

　　二、艰难决择考入阜新高级职业学校。（后转入抚顺煤炭工业学校，现改名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习）1952年，初中毕业的韩英面临两个选择： 一个是升高中，考大学，成为新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学成后报效国家。凭借韩英的天赋和努力，这个梦想，应该能够实现；另一个是辍学回家，扛锄头下大田，做一个庄稼把式，帮助父亲养家糊口拉扯和供养三个弟弟。 毕业前夕填报志愿，韩英回到村里的老宅，向父亲讨主意。 父亲无奈地对他说：“还是回来吧，家里太难了。我把你一个人供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这样下去，我就供不起你了。下面的三个弟弟，都要靠你来拉扯他们，你们一个带一个，相互拉扯吧。没有办法啊！” 面对操劳一生的老父亲，作为长子，韩英无言以对。大学梦破灭了，辍学又不甘，两难之外，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吗？ 既要继续求学，更要为父亲来分担养家，韩英不轻言放弃，他以折中的办法，做出第三种选择：报考阜新高级职业学校（以下简称阜新高职。）采矿专业。当时，国家对于采矿专业的学生有特殊的助学补贴，每人每学期补助80分，相当于当时的30多元钱，而那个时候，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18元钱。这80分，对于韩英来说，可谓一笔不小的财富。他除了吃饭、购书本、衣物等日用开销，还可接济父亲，为弟弟们交学费、伙食费。 解放初的煤矿工人，虽然被各行各业尊称为“老大哥”，但因为又脏又累，又不安全，有文化的人能主动到煤矿工作的人极少。韩英的老师们得知他做出这个决定，无不扼腕叹息。但是，韩英别无选择：大学上不了，又不甘心辍学，能读这个高职，既可以继续学业，又可以赚钱养家。学业在，希望就在。就是这个选择，使韩英从此同煤矿结下了不解之缘，把大半生的心血奉献给了中国的煤炭事业；也因为这个选择，韩英帮助父亲供完了三个弟弟的学业，二弟中专毕业，三弟大学毕业，四弟念到高中，毕业后参军。 阜新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是新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中国“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阜新就有4个，当时，阜新矿区是中国五大主力矿区之一，阜新发电厂曾是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阜新也因此一度被誉为“煤电之城”。阜新高职专门为煤炭系统培养专业人才，后来成为煤炭工业部直属国家重点院校。 1953年，韩英考入阜新高职采矿专业就读，再次被推举为班长。1954年，采矿专业由露天开采转为地下开采，专业合并，韩英所在专业的学生全部从阜新高职转到抚顺煤炭工业学校读书。进入阜新高职后，韩英迅速汲取专业知识，志在成为一名高素质的煤炭人才。随着年龄、知识、阅历的增长，韩英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他为自己将来的职业生涯制定出第一个计划：毕业后努力工作，通过五到六年的实践奋斗，成为中国矿业一名采矿专业工程师。这个计划，是他人生的第一个目标。砥砺前行初尝煤矿生涯的苦与乐，1955年8月，韩英毕业后服从学校分配，赴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矿务局工作了。

这是韩英当年考入的阜新高级职业学校，现在叫阜新高专。

同上。

这是韩英当年从阜新高级职业学校转入的抚顺煤炭工业学校。

现辽宁抚顺煤炭工业学校巳与其它学校合并，现该校叫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大门楼。

　　三、砥砺前行初尝煤矿生涯的苦与乐。1955年8月，韩英毕业后服从学校分配，赴山西大同矿务局工作。8月的东北大地，一派繁荣景象，韩英怀揣一纸通知书，告别自己生活学习了近20年的家乡辽西，告别父老乡亲，与同班的28名同学，乘上飞奔的火车向千里之遥的山西大同进发。 大同与辽西，虽然相距遥远，但韩英早已从书本上结识了这座中国著名的煤矿，在他心目中，塞外大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大同位于山西北端，历史悠久，地势险要，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为三晋北方之门户，首都北京之屏障，素有古战场之称。古大同曾为一代京华，两代陪都，四朝重镇。享誉中外的云冈石窟、悬空寺，九龙壁等名胜古迹都在这里。大同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之一，国家重化工能源基地。素有“凤凰城”和“中国煤都”之称。令人心驰神往。 大同矿务局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南12公里的地方，处于资源丰富的大同煤田。煤田总面积827平方公里，总储量375.8亿吨，大同优良的煤质同它积淀深厚的文化一样享誉世界，是青年学子们十分向往的地方。山西大同在旧中国时，大同煤矿只有9处具有落后近代技术装备的老矿井，最高年产量为270万吨。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前夕，大同煤矿已几乎变成一片废墟。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国家对大同煤矿进行了不间断的建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韩英同志，于1955年8月踏上大同煤矿这块神圣的土地，开始了他煤海弄潮的生涯。

1、从1955年8月至1962年10月，韩英一直在山西大同矿务局安检处任采煤技术员、工程师。刚到大同煤矿报到时，韩英20来岁，身高1米79，一表人才。那时的大同煤矿，正值生产的起步阶段，百废待兴，求贤若渴。在同一批分来的学生中，无论是在校成绩，还是在校社会活动的能力，韩英都独拔头筹。所以，大同矿务局人事部门查看完所有同学的人事档案后，先把韩英和另外两位同学留局本部当技术员，其他同学都分配到基层矿工作。七年中，韩英主要负责检查各矿井的安全措施。煤矿井下的条件是艰苦的，但是，为了工作，他经常下井，那里困难大，那里困难多，他就去那里发现问题，处理问题，从不叫苦叫累。很快，他成为安检处的安检能手。他无数次深入各个矿井下，处理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煤矿事故。帮助基层排除过许多事故隐患。成为大同煤矿安全战线上的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突击手。 1956 年5月28日，21岁的韩英递交入党申请半年之后，由安监局张贵书处长、范成群副处长介绍正式成为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

2、说起大同，那时候，气候非常干燥，自然条件恶劣，来自内蒙古的狂风挟着沙尘击打着新一代建设者的意志和青春。与如火如荼的生产建设相比，这里的基础设施还很落后，韩英分到的宿舍，是一间窄小的简易平房，砖砌的墙壁，刷一层白灰，顶棚上铺着油毡和荆条，再压上一层瓦。夏天，薄薄的天花板经不住烈日暴晒，屋里的空气闷热潮湿；冬天，呼啸的北风吹透四壁，墙上结出厚厚的白霜，冷气嗖嗖。宿舍里一铺火炕，一个灶台, 一口铁锅，这就是一个人全部的家当。由于炕小，睡觉时，身高1米79的韩英只能斜着身子，沿着火炕的对角线躺下。身体首先受到“委屈”。没想到考验先从这里开始了。 “不以穷达易志操”，这小小的困难没有吓倒他。对新中国矿山建设怀抱满腔热忱、有着理想抱负的青年韩英，不辞贫寒，以苦作乐，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同矿务局火热的建设事业之中。

3、在局安检处工作期间，他在工作实践中，越来越发现自己知识、技能的不足。煤炭行业需要更专业的知识，更宽阔的视野。 这一年，韩英经过刻苦自学，考上北京矿业学院函授大学，学制六年。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函授大学生，课程极为正规，所有科目、教学内容与本科在校生完全一样。每半个月，北京矿业学院在大同本地聘老师设班辅导，每年寒暑假，学生集中到北京学习，学校规定严格，按时上交作业，考试有一科不及格，立即开除，不准延后，不许补考。和韩英同批的考生共有80多人，考中50人，而6年不辍、持之以恒到最后毕业的只剩下10个人。 6年来，韩英白天下井，夜晚挑灯，寒暑不懈，勤于苦读，于1962年6月学成毕业。一纸大学文凭，终于圆了儿时的大学梦。因为是一边攻读．一边实践，韩英对专业技能的掌握就更加娴熟，这为他将来任煤炭部常务副部长，主抓中国煤矿生产打下了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这期间，韩英晋升为矿务局工程师，技术上更加成熟。

4、 1957年，在一次大同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程崇碧同韩英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又几经接触，相互好感愈增，一年之后，韩英与程崇碧牵手成亲。和那个年代许多对新人一样，婚礼极其俭朴，把二人简单的行李搬到一起，便算是一家人了。而糖果和朋友们的几声祝福，则是两个人一生中最甜蜜温馨的回忆。 少年励志，“家国天下”。自从离开辽西家乡的黑土地，一路走来，从学生、技术员、入党、上大学、结婚，到晋升为工程师，青年韩英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和目标。

5、 1960年5月9日，大同矿务局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矿难“五九”事故，最终导致684人遇难。事故当天，大地骤然抖动，老白洞矿15号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其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此时正值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井，接班的职工已下去，两个班的干部工人全部被困在井下，905名干部工人生死不明!此时，在白洞矿区，母念子、妻盼夫、父找儿……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朝井口跑去，爆炸事故牵动了中南海。事故发生的当天，毛主席就听取了汇报，当晚11点多周总理又进一步用电话了解情况，指示救灾小组不惜一切代价保人。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3次致电询问，指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办法抢救遇险同志，你们要什么中央给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共1096名指战员赶到了出事现场。根据事后的统计，截至5月17日，在这次抢险救援中，共动用62架次飞机，十几个火车专列，214辆汽车，并运来大批救援物资。经过7个昼夜的突击救援，事故终于结束。①负责清洗死难矿工尸体工作。却说白洞矿爆炸发生的前一天，韩英和大同矿务局球队，正好下到白洞矿井参加义务劳动，由于干得太猛，出事这天，队员们因为疲劳，请求休息。正是这个请求，竟然使大家躲过了一场劫难。当时的韩英既是安检处的工程师，也是矿务局业余球队的负责人。 事故发生后，局领导找来韩英，对他说：“矿上出了这么重大的事故，人手不够，你带领球队队员去清洗死者遗体吧。”大灾面前，简短的工作安排，就是一道严肃的命令。没人推辞，没人拒绝。韩英代表队员们勇敢地接下这个艰难而又可怕的任务。 “清洗遗体”，就是把遇难者身上原来的衣物剥下来，用清水把尸体洗干净，再换上统一的服装。这项工作，又残酷，又吓人。不光球队中有许多女孩子，就是男队员们，也都被堆成小山样的死难者尸体吓得不敢睁眼。然而死者已矣，“干吧。洗吧。再可怕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全部队员们的心声。 清洗工作在矿务局后山沟进行。因为大多是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尸体并不僵硬，肤色粉嫩宛如睡着一般。许多人的双手，因为没有衣物遮掩，露在外面，皮肤烧焦后，死者的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脱不下来，有时只好用力把衣物撕开。晚上加班，从矿上从宿舍里拉一根电线出来临时照明。那时正值春天，夜风呼呼，刮得怕人。 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屏心静气地清洗遇难尸体，突然一阵疾风，刮断了电线，电灯刷地灭了，一片漆黑，只能听见风的呼啸声，队员们一下子炸了，吓得四散奔逃。当时韩英的怀里，正抱着一具尸体，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胆子再大，也不由不毛骨悚然，韩英也随着大家一起跑出了沟外。这一次停电，把大家吓的半死。但电源接好后，韩英还得一个一个劝大家返回清洗现场，继续把剩余死难矿工兄弟们清洗干净。就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清洗，足足干了半个多月，才把所有尸体洗干净入葬。很多年过去，一直到韩英到煤炭部工作时，仍不时回想起那个场面，那张张遇难者的面孔，时时揪着他的心。 当时，在把尸体装棺材时，韩英负责点数，装一个，发一个布条，一共发了多少个布条记不清了。只觉得，一个布条就是一个完结的生命，一个布条就是一个惨死的亡灵。当时鉴别这些尸体的身份，是凭借其上衣口袋里的饭证和工牌，矿上因管理混乱，有100多名矿工尸体身上的工作服里，没有这两样东西。可以认定，这是一些代工的“民工”和当地的农民。亲眼目睹了“五九”事故，近600多名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惨不忍睹的灾难现场，令韩英终身牢记:煤矿安全第一是矿井天大的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敢突破，这也导致他在任煤炭部常务副部长后，不遗余力、拼尽全力地在推动采煤工作的综合机械化和智能化。

②当年，党中央顶着压力，下功夫解决煤矿工人的生活待遇问题。就在“五九”事故发生后不久，1960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30个重点煤矿的生产会议上说：“由于煤炭供应不足，已影响到钢铁生产、铁路运输、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影响到工农关系和全国人民生活。这种情况充分说明，煤炭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完成1840万吨钢之后，可以少出几吨钢，但不能少出几吨煤。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一方面煤炭工业经过三年大跃进，需要进行休整；另一方面，煤炭供应又很紧，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既要进行休整，又要多出煤。要边作战，边休整，而作战的任务还很重。”1961年1月27日、2月21日和3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彭真主持下，连续三次召开全国煤矿电话会议，煤炭生产成为当时中国头等重要的战略任务。煤炭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和煤炭事业的危险与艰辛，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煤矿工人的生活问题引起十分关注。中共中央采取许多具体措施，解决煤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生产材料供应等问题。1960年下半年，井下工人的粮食定量标准逐步恢复。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中央直属煤矿生产工人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对煤矿工人的酒、肉、油、烟、糖等生活紧缺用品实行特供。在煤矿工人的劳保条例中，一项特殊规定：一名工人每月发一斤酒。因为常年在又湿又阴的矿井下作业，喝酒暖身，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在那个各种物资尤其是食品、烟酒糖茶等极度匮乏的年代，煤炭工人这一斤酒来之不易，不少人拿钱都买不来。 在大同市开会讨论这项福利的时候，其他行业的领导很有意见，纷纷质问，“为什么要给煤矿工人酒？”，“煤矿工人有什么特殊的？”他们要求同等待遇。大同市市长马杰当即宣布：停止开会，明天下煤矿去参观。 第二天，众人来到煤峪口矿，马杰市长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率先走进矿井，进入巷道。下到CD层工作面，当时巷道不挑顶，最高处仅有1.2米左右，开始大家还能弯着腰，勉强行进，到后来，就几乎趴在地面，一点一点往前爬。这一番参观，让大家提心吊胆，感慨多多。爬了一段后，便纷纷告饶：“就到这里吧。实在不行了。”从黑洞洞的井下回到地面，没等马杰讲话，大家不约而同地表态：“那一斤酒就给煤炭系统吧，我们不要了。这也是“五九”事故后，引发的连续效应。

从1955年8月到1962年10月，韩英在局机关整整工作了七年多。七年中他任劳任怨，吃苦在先，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给机关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影响，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他刻苦钻研，拼命学习，经过六年的考核，终于拿到了函授大学文凭，为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五九”事故发生后，他毫无怨言，带领全体球队队员，承担起清洗死难矿工尸体的重担，并大战半个多月，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又神圣的任务。当年，韩英是局里干部部门掌握的后备干部苗子，在局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根据他的表现，局里决定将他下放到基层一线去锻炼。于是，在1962年10月韩英就被安排到同家鿄矿去锻炼。

大同矿务局广场环境优雅。

成人函授大学毕业证。

大同矿务局球队曾多次获得冠亚军。

韩英曾任大同矿务局排球队队长。

白洞矿办公大楼。

“五九”事故纪念馆。

这是当年发生“五九”事故的井峒。

这是“五九”事故抢险现场。

　　四、赴任一线在同家鿄矿工作试成国产采煤机。从1962年10月至1967年4月，韩英被局安排到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任工程师、采煤队副队长、采区工程师、直至被民选为矿长，不到五年时间，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工程师到矿长的升迁。这在当时是跨越式发展的典范了。要说这曾经哺育韩英同志茁壮成长的同家梁矿，那可是一个有着光荣发展历史的老矿。从1949年恢复生产至2017年关闭，矿井累计生产原煤达1.14亿吨，上缴利税近12亿元，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同煤集团公司的壮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矿曾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领导干部和人才。韩英同志就是其中出类拔萃者之一。几十年来，在矿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全矿干部员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企业面貌日新月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三个文明”建设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个矿开采的是侏罗纪的弱粘结煤，硫、灰分低，发热量高。井田内地质构造比较简单，赋存条件好，所以古时候就有人在这里开发利用煤炭。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对大同地区的地理状况有这样一段记录的话：“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清乾隆年间《大同府志》对郦道元所指火山位置推定云：“疑火山即今口泉，其西山就产石炭。”有资料记载的由官方在这个矿地区正式开采煤炭，是从民国7年（1918）年开始的。1918年9月，阎锡山和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士诒在大同合办的同宝公司成立，在白洞村、长流水、青阳湾、雕窝咀、胡家湾设厂采煤。其中雕窝咀就在本矿现地区内。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侵占大同，大同矿区所有煤矿均为日本人占据。1938年，继忻州窑、煤峪口、永定庄六号井后，在同家梁矿开凿七、八、九号斜井，安装单滚筒绞车提升，开采井田东部浅部煤层，这是这个矿历史上比较正规的、半机械化煤炭生产的开始。 到1945年，包括同家梁在内的大同地区的大部分煤矿，都归并到晋北矿务局。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排除井下水、火等灾患，先后排出井下积水100多万立方，并修复巷道2000多米，八号井安装150马力电绞车，井下开始使用无极车、割煤机、电钻等机械设备。1952年，全矿生产原煤713000多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同家梁矿作为试点，于1954年试行矿长负责制。并开始矿井改建，到1957年改建结束。经过改建，七、八号两个井筒由D层延伸到G层，八号井的150马力电绞车换为300马力，七号井绞车换为200马力电绞车，九号井的西大巷延长，新开凿北四风井，井下第一次使用苏制顿巴斯－1型康拜因和回柱绞车。1957年，全矿实际出煤1128595吨。“二五”期间，通过大力精简机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管理工作大大加强。生产上，实行两翼开采、盘区集中、缩短运输距离的方式，试验了河床下采煤，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纵深发展。同时，地面生活福利建设有了较快发展，单身住宿、职工就餐、供水、供汽等基本成龙配套。1964年新凿一口主立井，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重要条件。1968年6月28日，主立井竣工投产，1969年10月，新建的选煤楼竣工投产。此后还新建了新一风井，全矿井实现了由380V到660V的供电升压。通过这些改造，矿井年设计能力上升到120万吨。

2010年9月末，矿同乐园广场竣工开园之际，有位作者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同煤胜状，在同家梁矿。养贤能，造英雄，人才辈出，前仆后继；民风淳朴，藏龙卧虎。此则同家梁之大观也，他矿所不能及。曾有六孩满仓，几竞风流；韩英辅之，引领风骚；同煤之骄，何其伟哉？而或马连小组，享誉全国；东风民兵，矿山尖兵；综采一队，十破百万；三八女班，不让须眉，何其壮哉？建矿六十载，产煤过亿吨，缴税上亿元；曾遇经济危机，勇挑重担，无私奉献，共渡难关，何其雄哉？ 历届领导，励志改革，率领员工，重铸辉煌；科学管理，思路清晰；团结协作，执行有力。而或安全生产，健康发展，企业增效，员工增收；心齐人和，朝气蓬勃，面貌焕然，其喜洋洋者矣。 同家梁矿，口泉各矿之龙头，同煤集团之栋梁。不变勇于奉献之本色，永葆争创一流之气魄。今同乐广场落成，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休闲娱乐之福地，陶冶情操之乐土。凝心聚力，提振精神，男女老少，乐在其中。 嗟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日同煤兴起，何哉？强企报国，敬业奉献，创新发展，卓越至上。居领导之位则忧全局，处员工之地则忧效益，是进亦尽职，退亦守矩。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同煤之忧而忧，后同煤之乐而乐”呼。噫！同煤繁荣，还看今朝！”当年的韩英有幸被安排到这个矿进行锻炼。能到同家梁矿工作，可以说是占了一个明显的地域优势

话说那年韩英到同家梁矿工作后，有了发挥技术专长的平台，决心大干一场。除了每天安排各个井队的工作任务，布置交接班，并亲自下井，督查一线的安全生产。为了尽快改变落后的采煤生产技术和工艺，全面提高单位产量，韩英参与试验了新中国第一台自行生产的联合采煤机，并获得成功。

回顾历史，从1950年开始，大矿很快淘汰了手镐刨煤、人力拖筐背煤、工作面不支护、自然通风等极端落后的采煤工艺。各地结合老的采煤工艺，开始探索采煤工作面各道工序的机械化。五六十年代，中国煤矿机械制造技术基本上依赖于进口设备。1949年鸡西麻山矿试用了第一台苏联制造的截煤机和刮板输送机；1950年，开始学习苏联的"顶板分类"和用"全部陷落法"管理顶板；1953年，双鸭山岭西矿首先在长壁工作面使用了深截式联合采煤机（苏联顿巴斯型康拜因）。采煤工艺迈上了机械化的进程。到"一五"期末，全国统配煤矿的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4.11%。这个比重虽然很低，但中国煤炭业采煤实现了机械化为零的突破。

60年代初，大同矿务局试用鸡西煤机厂生产的我国第一台滚筒式联合采煤机。一台采煤机生产出来，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接下来，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操作试验。当时，煤炭部决定在大同矿务局的同家梁矿做这个试验，矿上成立了新机组采煤队，由工程师韩英等人组成一个试验小组。当时采煤队党支部书记是刘英，队长是高连。这个队使用这台机组在 D 层开采，支护方法为金属摩擦支柱，绞接顶梁，平均日产突破800吨。这些人都是长期从事煤矿基层工作的技术人员，还有来自上海煤科院的工程师张守柱等人，试验中，哪里出了问题，就地进行改良，对采煤机进行多方面改进。反复实践，几经改型，最后获得了成功。

新中国第一台国产化联合采煤机虽然简陋，但它的成功，在新中国煤炭行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试验采煤机组时，小组成员们完成了另外一项重大发明﹣﹣镐形截齿。在发明这个截齿之前，全世界的联合采煤机上使用的截齿刀头，上面都镶着硬而脆的合金钢。这种扁形刀片的截齿很容易被坚硬的煤层打断，截齿消耗率很高。试验小组经过近半年的摸索，发明了这种镐形截齿，它的工作原理是在整个过程中不停地旋转运动，刀片越磨越快，不易折断，直到把钢片磨完，然后再换上新的。这使截齿消耗率大大降低。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韩英与矿机电副总工程师陈立、局机电处副处长耿兆瑞、上海煤科院的工程师张守柱同志，对刀型截齿进行了改进，研制成功镐型截齿。

由于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不懂申报发明专利权，所以此项科技成果后来被外国所利用。目前，全世界滚筒式采煤机组使用的截齿的前身就是由他们研制成功的镐型截齿。还有液压千斤顶自推式移溜法，也是后来自移式液压支架推溜的前身。因此，可以自豪地说，大同煤矿同家梁矿的科研成果不仅对国内的机械化采煤生产作出了成绩，而且也对提高全世界的机械化采煤水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镐形截齿"面世后不久，一位英国专家来大同考察，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便拿走了这项技术。回国后，这位英国专家很快成功仿制出"镐形截齿"，并很快推广应用到全世界的矿山机械行业。

有一年，当时试验小组的上海科研院张守柱工程师出国访问，在国外看到这种截齿，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国家的发明。后来，矿务局引进英国安德森的一套设备，他才知道试验小组的发明技术被外国人偷走。直至现在，这种镐形截齿仍然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在世界煤矿采掘机械设备中广泛使用。

21世纪，当西方国家利用"商标专利"、"知识产权"等商战利器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大把赚走人民币外汇的时候，国人才如梦初醒，作为试验小组成员，韩英在新中国第一台联合采煤机的研发过程中，当时想得最多、触动最深的不是发明"专利"，而想的最多的是中国煤炭产业发展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生产之路能够早日实现。

同家梁矿大门楼。

同家梁矿文化活动中心。

同家梁矿办公大楼。

同家梁矿标志性建筑，吊桥，同家梁矿人称软桥。

同家梁矿全国知名劳动模范马六孩。

同家梁矿全煤系统知名劳动模范李满仓。

同家梁矿女子电器班。

韩英曾参与同家梁矿自行设计的装煤机的研究。

韩英他们通过研究发明的鎬型截齿。

韩英他们曾在同家梁矿试用滚筒式采煤机采煤。

同家梁矿在用滚筒式采煤机采煤。

五、民选矿长临危受命嫩肩勇挑重担

当时的煤矿，一个矿长素质的高低不仅决定着产量的高低，也决定着工人的生死。在井下的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它是当时煤矿工人作业环境的真实写照。矿工在井下四壁煤墙的狭小空间作业，一旦坍塌或出现事故，矿工们惨遭挤压碰撞，轻则伤残，重则丧命。

韩英任采煤队长、工程师的时候，从来不敢有半点疏忽，坚持每天下井，亲临一线。尤其在新联合采煤机组试验的过程中，机器稳定性差，一旦发生顶板蹋落等意外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从事煤矿的人都知道，在井下一旦忙开了，就是连轴转，早班上完又接着上中班、夜班，常常是不分白昼地轮流工作在井下。煤矿是高危行业，井下大小事故防不胜防。但是在韩英任采煤队长、工程师期间，队里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伤亡事故，这与他经常深入一线，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有着直接关系。1964年下半年，因为原同家梁矿矿长调局里工作，要选举一名新矿长。驻矿"四清"工作队突然决定，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组织全矿3000多名职工以无记名投票形式直接选举。选举结果揭晓：韩英以全票当选。这个选举结果既让韩英心情激动，又让工作队感到意外。那一年，韩英才29岁。在那样混乱的年代，韩英能够当选，完全是靠他在广大群众中的口碑和印象。

当时，在诺大个同家梁矿的许多干部中，都在为四不清而发愁，东北通化调来的工程师，名叫孙长海，他平时喜欢留一撮小胡子。交待了两天，总下不了楼，后来，回家赶紧把胡子刮光，这一下才过关了。而韩英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因为矿工们对他印象好，评价高，得以轻松过关。选举时得了全票，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奇迹。

当时的矿领导班子成员有：党委书记石庆三，副矿长胡福祥、席长富、连万禄、武海福，总工程师陈志清。那时的矿领导每周下4天井参加劳动。特别是工人分三个班作业，而韩英作为矿长，每个班班前会几乎都亲自上矿检查部署生产。有时井下有事，随时下井，甚至一天下两三次井，把问题解决了再上井。在那个年代，由于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差，韩英和分管生活的副矿长武海福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即便是上边来了客人，矿领导指示食堂管理员安排就餐，矿长、书记把客人送到食堂，自己就各自回家吃饭，从不陪客。

韩英同志任矿长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根据局里的指示，大斗沟矿与同家梁矿合并，成为全局最大的矿井。"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家梁矿分为两派，一派是由技术人员组成的红旗队；另一派是由工人组成的煤海纵队。在那个年代，因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同家梁矿尽管也存在派性，但是他经常提醒班子成员及下边的职工：说话、办事一定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慎之又慎，一切从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大局出发。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家梁矿保持了稳定的局势，没有发生过武斗，没有发生过打砸抢，没有发生过致人死命的事件。矿上从未停止过生产。生产生活秩序一切正常。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同煤、既使在全国，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好单位。

韩英在担任民选矿长期间，曾经经历过几件非常难缠的事情，这是对他的严峻考验。

① 进入"四清"运动后期，由煤炭部直接指派的工作队来到矿上，每天忙于组织红小兵四处抄家，"破旧立新"。韩英作为矿长，无暇顾及这些政治活动，工作队有会议要他去参加，他就去参加，等会议一完，他又一头扎进矿上的安全生产和管理工作，每天总是忙忙碌碌的。

有一队红小兵在老师的带领下，闯进当地几个大户人家，把值钱的东西抄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撤走了，几户被抄的人家率先起来到矿上讨说法，他们围住韩英，要求归还被红小兵抄走的东西。韩英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四清"工作队临走时，并未向他作过任何交待。一些人气急了，就到处散布说韩英是矿长，"矿上的事情都归他管，他怎么能不知道？是不是他贪污了？"有人到矿务局上访，说"四清"时家里被抄走了大量金戒指，并说韩英家里有"一大库房"被抄来的金戒子。韩英听了哭笑不得。他对局领导说："我当时只顾埋头管生产，哪里见过什么戒指？家里总共就一间小房子，四口人，你们随便去搜，别说一只金戒指，即使有一粒米大块金子，都算是我的罪，"事件越闹越乱，那些被抄家的人整天怒气冲冲，剑拔弩张的要矿上给他们说法，韩英也苦于无奈，只是给人家做解释，可是人家理直气壮的，就是不接受。有一段时间搞得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思想上压力很大。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人常说"吉人自有天相"，这句话在韩英身上得到应证。一位学校的老师的出现救了急。这个学校老师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来到矿上，主动交出一部分财物，才拨开了迷雾，使形势有了缓解。原来，当时红小兵抄回东西后，全都交给老师们保存，而老师们又不知要交到哪里，便自己保存了起来。据此线索，以后陆续找回一些花瓶、古董、字画、金银首饰等，矿上召集各家前来认领，实在有少部分找不回来的，让各家列单报来，矿上按价赔偿，这才把影响到正常生产生活的风波平息下去。事后回忆，他说，"当时那才叫冤枉呢。民众百分之百投票选出的矿长被扣上贪污群众物品的帽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幸亏那个老师的出现救了驾。当时愁得我心乱如麻，急得我有口难辩。"这是他当矿长后遇到的第一件难事。

② 民选的矿长也挨斗，紧接着的就是大斗沟矿闹分裂的风波。当时，同家梁矿年产量近150万吨。据《中国共产党大同矿务局历史大事记》记载，"1966年12月20日，大同局为了集中管理，决定就把与同家梁矿只有一桥之隔的大斗沟矿合并过来，为同家梁矿的一个井口建制，撤销大斗沟矿党委，组建大斗沟井党总支，隶属同家梁矿领导。文革开始后，大斗沟矿原来的领导班子不想继续留在同家梁矿，谋划要拉出去，重新成立矿，于是一些好事者趁文革动乱之际，到矿上闹事。矿长韩英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他常被造反派以此为借口揪出来进行批斗。那些人要他表态，要他签字，要他把大斗沟矿分出去。韩英坚持说："起初两矿合并是矿务局定下来的，我没有资格来做出这个决定，更不能签这个字。"和他一起挨批斗的还有党委书记石庆三，这个年轻书记刚来不久，被批斗的常常自已私下摸眼泪。

韩英仗着年轻，身休棒，对造反派们的一些摔摔打打也不在乎，就是"坚决挺住，不同意签字"。批斗最狠的一次，韩英被揪到大斗沟矿上斗了一天一夜，不给吃不给喝，威逼利诱，轮番攻击，但无论如何他也不松口。这时候，有人骂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最后，他用讲道理，讲原则，软化了造反派们的斗志；他用顽强保住了矿井的完整和正常的生产秩序。

第二天，大斗沟矿的造反派们一看软硬兼施都不行，只好把他放了。恢复了他的人生自由和工作自由。他一出来，稳定了全矿的人心，稳定了生产局面，这在当时是党中央非常渴望的煤矿形势。

③同意换房解难题。韩英在大同同家梁矿工作期间的那个年代，职工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简陋。当时全矿最好的房子就是道北的劳模房，每户2间房。那时苦是苦，但干部与工人吃、住、行完全一个样。说起韩英这个矿长住房还有一段故事。他未当矿长之前在采煤队里工作。当时他住的房子是道北一大楼的家属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本来是为矿工家属临时来矿探亲住的地点，房宽不足2米，深3米多点（除去炕，地下只有1米多点）。他个头大，晚上睡觉伸不直腿。组织上为照顾他，8个月后给他从小蓝房调到原矿另一位工程师李义同志替下的小蓝房(2间），面积10平方米左右。后来，他当了矿长，组织上认为他的住房超面积了，又把他的住房从小蓝房调到劳模房的一间小厨房居住。那时因为矿上住房紧张，特别是一些工残人员，人称"坦克队"，经常找矿领导要求调房。有的是合理要求，有的是想借工残人员之名多争取点住房。这个问题要是在今天，根本不是个事。但是在那个时候，可是个非常难办之事啊。时任生活矿长的武海福有一天跟韩英说"我实在顶不住了"。韩英说："老武，以后谁找你谈房子，你让他找我，就说矿长管房子"把矛盾揽了过来。

有一次，"坦克队"的工残人员们真的一块来找韩英要房子，领头的是一位（在井下被无极车绳把两只脚打断，做了截肢手术，只剩下大腿以上部分）的工人。有一位工残职工问韩英住的是啥房，并提出要和韩英换房。说，"现在，人人平等了，你矿长不应该住条件好的房，你要把它让出来给我们工残人员住。"韩英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说："行，你们中间哪一位愿意同我换房，都行。"韩英知道，自己住的房子比一般工人们住的还差。更不如那个要和他换房子工残人员的房子。那个领头的一听这话，冲着大伙说："不能同韩矿长换，他住的房子连我们的房子都不如有啥换头。"众人一听，无话可说，扭头摇着残疾人车走了。的确，当时他这个矿长住的房子是全矿最差的房子。这伙人闹事的消息传开了，原来准备因为房子问题找韩英闹事的都偃旗息鼓了。这些人反而成了带头宣传韩英是艰苦奋斗好矿长的义务宣传员。

④1967年3月，军管会接管山西，大同局按中央指示接受军管，矿军管会主任召集矿领导，包括中层干部开会，在会上，军管会主任大声问：“谁是矿长！”韩英回答："我是！"主任说："听说你们当权派权利挺大，想花钱，一两万块钱地花，大笔大笔的资金，常常不上会就直接批了，是不是这样？"韩英回答："大不大，这要看具体情况，有时候根据生产需要，如果购买机器设备，用的资金就大！”主任一挥手宣布："从现在开始，矿上一切工作由军管会负责，明天你们就全部下井，生产上的事，不用你们管了，由我们来指挥！"。韩英说："好吧。"年近50的老书记也被军管会紧急从局里召回，同韩英一起到井下出煤。以全票当选的矿长韩英。一瞬间就被军管会一挥手、一句话夺了权，赶下矿井，做了一名矿工。

军人打起仗来是行家里手，对生产管理却比较外行，尤其对复杂危险的煤矿井下生产。第一天，军管会主任就乱了套，他根本没法安排工人们的工作，只好瞎指挥一气，导致地面井下一片混乱，煤炭产量大幅下降，接连三天，完不成任务，受到上级军管会严厉批评，命令他限期整改，提高产量。军管会主任着了急，只好向矿上的老工人请教：怎样才能多出煤啊？老工人笑着说："现成的矿长你不用，让你们搞掉了，弄到下面去劳动。他就是专门搞生产、搞管理的，你把他调上来，你就能完成任务了。"于是，被"夺权"三天的韩英，又被军管会主任"解放"出来。一句话戏剧性地成了一名工人，又一句话戏剧性地成了矿长。

此时，全国各地各行业武斗成风，大江南北，派性争斗，势同水火，严重影响生产秩序。煤炭系统也是重灾区。韩英在军管会支持下，抱定一个宗旨，无论如何，生产不能耽误，再闹革命也不能不吃饭、不发电、不发展经济吧。所幸矿上仅有的几次小打小闹很快停了下来，生产、生活秩序转入正常。

这期间，韩英与军管会一些军队干部有了大量接触，大家相处融洽。韩英谦虚谨慎，学到许多军队的优良作风，也结交了不少军队朋友。不打不成交，韩英与军管会的接触，为他赢得了步步高升的天赐良机。他，从同家梁提升到矿务局，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四清运动。

四清工作队采用直接民选办法选矿长，韩英被3000多名职工代表选为矿长。

同上。

韩英被职工代表直选为矿长那一年仅仅29岁。

同家梁矿的职工们非常朴实正直。

这是工人们在井下讨论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将。

破四旧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主要做的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单位要早请示晚汇报。

军队入矿，直接管理了矿上的生产和生活，这是大同矿务局的军代表王怀宝（时任核心小组组长）在大会上发言。

同上。

朴实无华的大同矿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顶着外部压力，仍然坚持生产在第一线。

二十年后，韩英在任煤炭部常务副部长时返回同家梁矿，看望曾和他一道工作的老同志。

八、选贤任能履新职任局革委副主任（大同矿务局副局长）

韩英由于在同家梁矿的出色表现，1967年4月被提拔，至1969年9月任山西大同矿务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大同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67年3月，煤炭企业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由"革命委员会"管理生产。大同矿务局也在这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于韩英在同家梁任矿长时，顶住"造反派"的批斗，协助军管会抓管理抓生产卓有成效，军队干部对韩英的印象也很好。在这个背景下，军管会推选批准吸收韩英为大同局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并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兼任总工程师，主管全局煤矿的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

韩英没有推辞，他这样认为：当矿长是抓生产，到局里同样是抓生产，无论到哪里，自己的职责都是多出煤炭。不管你怎么搞革命，煤炭挖不出来，电厂发不了电，机器转不起来，国家的经济、人民的生活都将受到损失，作为一个煤矿管理者你都没法交待。于是，他把主要精力致力于"促生产"，抓生产衔接，抓开拓进尺，抓一线出煤和各个环节的安全工作上，上任没多久就把大同矿务局，因文革而搞乱的生产秩序理顺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韩英能把大同矿务局的安全生产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这确实是了不起的。韩英虽巳离开大同矿务局有五十多年，人们只要提起韩英，总要伸出大拇指，这不能不说这和当年韩英在同家梁矿、大同矿务局主管生产期间留下的好口碑、好名声有关。

也可能正是因为他一心听党中央的话，狠抓了生产，而对于“搞斗争”"抓革命"不热心。因此，上任不久，便受到造反派们的冲击，说他是"只顾低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的"保皇派"，几次被批斗游行，还勒令他交待检查；韩英生性本分，忍耐性强，总是善于识大体，顾大局。所以，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罪行"，他采取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策略。在造反派们面前不卑不亢，灵活应对，要他低头立正，他就低头立正；要他交待检查，他就做自我批评。他的想法很简单，自从到了煤矿，一直搞生产技术，一路走来，没有做过亏心事，就不怕你"鬼敲门"。

韩英在大同矿务局工作多年，工人上下都熟知他的为人，任你怎么斗，怎么批，也问不出他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来，多数情况下也就走走过场，喊喊"火烧韩英"的口号，作为一次对韩英推行"唯生产力论"错误路线的批判而已。对于有一定理智的造反派们来讲，批判本来就不应该批判的好人韩英，也只是玩玩政治游戏而已。

邵金旺，曾任大同矿务局核心小组组长、大同矿务局党委书记，在动乱中顶着压力，始终坚持组织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在全国煤炭最紧张时，为给国家多贡献煤炭做出很大贡献。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同矿务局在召开“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这是当时的大同矿务局党政班子，在组织学习上级的精神。

同家梁矿综采一队曾多次破全国记录，年产突破百万。

同家梁矿东风民兵连，曾被全局树为矿山尖兵连。

看！工人们上井后有多高兴！

九、困难关头挺身而出把生产搞上去

1967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各地厂矿职工队伍分裂成各种派别。不少地区因发生武斗而停工停产。煤炭工业部直属煤矿的原煤日产量最低降到20多万吨，不足计划产量的二分之一。8月16日，毛泽东主席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信中指出，煤炭大幅度减产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号召煤炭工业职工和家属加强团结，坚守工作岗位，停止武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当时，大同矿务局供应着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多个用户的工业和生活用煤，尤其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其主要生活用煤都来自大同，大同当时被称为北京的"锅炉房"。当时京城平均每3户人家就有1户的供热源来自大同，每4盏灯中就有1盏用的是大同煤炭发的电。此时的大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提高煤炭产量的工作迫在眉睫。因此，周恩来总理对大同的煤炭生产情况格外关注，他数次要求大同矿务局一定要保证产量。大同也因此成为全国煤炭行业最早被军管的矿区。军管的前一天，不少造反派通知韩英等人，做好被揪斗游街的准备。当接到军管的消息后。造反派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国民经济对煤炭的紧缺急需，间接拯救了韩英。军队的入驻立刻缓解了大同及雁北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山西省其他地区因为武斗导致的惨烈局面没有在大同出现。为了大局稳定，韩英与局、矿领导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局组织轰轰烈烈的"抓革命，促生产"活动。

矿务局领导向全体职工传达了中央的文件和指示精神，分析当前全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动员广大职工坚持工作，坚持生产，唤起他们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煤矿工人是新中国一支重要的产业大军，毛泽东赞誉他们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淳朴的煤矿工人们一经动员，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全局上下加班加点地组织生产。平时每天出煤一个循环，高产时达到两个循环，工人们提出:“谁英雄谁好汉，产量高低比比看！”的口号，一个比出勤、比干劲、比出煤多、比效率的竞赛在全局迅速掀起。当时矿务局日产量最高达到5万吨，是普通工作的2倍。像战争年代一样，全局把职工家属动员起来，参与到高产活动 中，家属们到井口给工人们送水送饭。同时，还组织宣传队，到井口宣传，激发全局职工生产热情。局、矿机关干部也走出办公室，到井下同工人一起劳动。那时加班没有工资，可是谁也不计较这些。无私奉献是那个年代煤矿工人精神世界的主旋律。

经过集中力量组织高产，大同矿务局确保了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煤炭供应。为了保证后续生产力，在满足三大城市的供煤后，全局合理安排，平均两到三个礼拜就组织一次高产，其他时间保持正常生产。

然而，在那个年代，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的大同，也并非完全呈现在"莺歌燕舞"之中，动乱时不时地在冲击着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的秩序。

当时，这里的造反势力分为两派，一派支持革委会，说"革委会就是好！好得很"，被称作"好派"；另一派反对革委会，说"革委会是糟委会，糟得很！"，被称作"糟派"。前者受当权派支持，是大多数派：后者受到压制，就经常组织一些人造反，致使部分矿或者区队生产瘫痪，反过来还指责革委会抓生产不力。受到这两种势力影响，大同矿务局的形势也是时好时坏，争吵不断，摩擦不断。

由于双方矛盾的累积，不久，大同矿务局终于发生了一次武斗事件，"糟派"到军队院校抢到了枪枝弹药，其中机枪9挺，半自动步枪300支，子弹500多发，掌握了武器。4月21日，在西部山梁上真刀真枪地展开激战，一时在与"好派"的争斗中占了上风。但"好派"手里握有大量民兵，迅速掌握主动，压住对方，穷追猛打。经过四天战斗，"糟派"被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从此再无还手之力，头头们趁乱跑掉了。这次武斗造成17人死亡，多人伤残。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秩序，令人非常痛心。

后来，一方面，有党中央下达的死命令，必须保证生产；另一方面，军管加强了力量，加大了管制力度，再加上当时的各级领导班子齐心协力稳定局面，坚持对两派耐心做劝和的工作，关键时刻，化险为夷，韩英劝导两派说："大同是北京的保障，大同的革命就应该体现在生产上。只喊革命，不抓生产，革命就是空的；只抓革命，不管工作，就是口头革命派。"对峙的两派提不出反驳理由，大同局面很快得到控制，生产得以恢复。

大同组织的高产活动持续了四年，全局先后向全国各地共运出2000多万吨煤炭，其中1966年生产煤炭997.2469万吨；1967年生产677.7432万吨；1968年生产866.5157万吨，1969年生产1154.3141万吨。有效地缓解了全国各地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大同的成就和贡献受到党中央的好评，新华社对此做了重点报道。一时全国掀起一股"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煤矿赶大同"的风潮。大同成为全国煤矿的一面红旗，这在大同的煤矿史上，无论从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看，都是最为辉煌的一页。在大同矿务局主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韩英同志无愧是创造这段辉煌历史的核心人物之一。

对大同矿务局的贡献尤其深表满意和感谢的是周恩来总理。也正是通过大同这四年在全国一片失控的乱局中仍然坚持稳定连续的高产，这位忧国忧民的共和国总理才把他赞赏的目光一次次投向了那个多次代表矿务局出席全国生产会议，并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表态要坚决支持中央的决定的年轻人﹣﹣韩英。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主席曾批发《给煤炭职工的一封信》，信中号召煤炭职工家属要加強团结，坚守岗位，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敬爱的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为稳定国家秩序，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操碎了心。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这是周总理在主持全国生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韩英向总理表示:大同局一定要多出煤，出好煤，全力保证祖国对煤炭的需要。

韩英代表大同矿务局多次参加，周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生产会，他的精彩发言和代表大同局10万职工的表态，引起周总理的高度重视。

大同矿务局领导在一起研究如何把产量提上去。

充满豪情的大同矿工。

新革新成功的滚筒采煤机在井下高档工作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在大同高产日，无论是一线矿工，还是辅助二线，还是机关科室，医院学校，老师学生，医生护士都要下井支援高产。

在永定庄矿建起了“娘子军”连。

家属也要支援高产。

文艺宣传队把节目演到井口，鼓励职工，多出煤，出好煤。

矿工下井，家属送上关怀体贴温暖。

把饭送到井口。

小朋友也要送上一点爱。

家属志愿队服务到井口。

工人们有说有笑走出井口。

在全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最乱的四年中，大同矿务局广大职工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加强团结，坚守工作岗位，顶着压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从1967年～～1970年共出煤炭4170万，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经济建设。

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同矿务局完成的经济指标。

这是当年高产日，十万职工家属出的煤炭。

这是选煤楼筛选出的大块，这些煤炭有力地支持了我国钢铁、电力行业的发展。

十、情急呼救为了苍生叫停重大冤案

当时，驻大同矿务局军管会除保障生产外，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有人在大同局的干部队伍中大搞"逼供信"，有几位原国民党留用人员，被逼打不过，就乱咬一气，使清理工作过度扩大化，冤屈了不少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蒙受了不白之冤。许多好端端的共产党人和群众被扣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帽子，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矿区。人心惶惶，家家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生怕被人咬成国民党。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领导班子中一些干部们认为这不可能，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真实情况，并认为这是大同局"抓革命"抓出的一项重大成绩。一个涉及多人，无中生有的冤案愈演愈烈。

据《中国共产党大同矿务局历史大事记》69页、80页记载"1968年9月下旬第一机械工业部基建局专案组人员来大同煤矿查证材料，同时提供大同煤矿尚有"国民党大同煤矿直属区党部"留用人员的消息。经刑讯逼供，有人违心交待出此组织在解放后恢复了活动，并发展了人员。据此，从1968年11月开始，全局掀起深挖"国民党区党部"的高潮。在紧抓不放、刑讯逼供下，到12月底，全局共逼供出所谓"国民党区党部"人员263人，其中包括解放后新发展的73人。随后，大同煤矿革命委员会和"群专"指挥部又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决定把"深挖"运动推向高潮。此次运动采用监禁、隔离、办学习班、刑讯逼供、诱供等手段，刑法繁

多。手段残忍，使被关押的人员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运动一直持续到1969年10月才有所收缩。全局共涉及3627人，触动984人，致死20人。"在这个紧急关头，一向注重抓生产的韩英深感不安，但因当时正在"激烈的斗争中"，谁也不敢大胆提出质疑，怕站错队也被打成"国民党。"

一次，一位新华社记者到大同矿务局采访"抓革命、促生产"活动的成绩，韩英感觉到这是一个挽救这场灾难的良好机会。他在回答完记者问话后，简要地讲述了大同矿务局的这场浩劫，引起了这位记者的高度关注，他回到北京后，把这个情况写进内参送给周总理。周总理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当即命令时任副总理的谢富治传韩英进京汇报有关情况。谢富治听韩英介绍完情况后说："据你们那里的情况看，现在应该立即刹车，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带着这个指示，韩英回到大同，立即向核心小组汇报中央的意见。开始做落实工作。由于这次清理运动范围大，牵涉面广，伤害了很多干部、教训十分深刻、沉痛。

之后，据《中国共产党大同矿务局历史大事记》记载，"于1972年8月15日﹣31日中共大同矿务局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局党委提出如下整改措施：1，认真搞好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对于深挖"国民党区分部"问题要给予正确结论，凡是在"清队"运动中搞错的，在什么范围搞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说清楚，给予恢复名誉，个人检查交待材料当面销毁，检举揭发材料由领导监督焚烧。对于以前外单位来局索取的有关不真实材料，各单位要去函通知纠正。在"清队"中确因逼、供、信而致残的，要给予认真治疗。对于因武斗、非武斗和"清队"中死亡的要继续参照因公、非因公死亡处理，其子女在升学、招工、参军等方面要与职工子女同等待遇，还了受害人员一个公道。

为了彻底解决平反昭雪的问题，1978年10月28日，大同矿务局党委做出为"国民党大同煤矿直属区党部"一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指出在1968年清队中搞的"国民党大同煤矿直属区党部"一案子虚乌有，纯属错案、冤案、假案，要为全部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含冤死去的仿照工亡处理，致残的仿照工伤处理，对受株连的子女，要做好善后工作，对于致死人命的主要责任者要给予严肃惩处。

当时，韩英向新华社记者发出的信息，像一条为挽救许多危重病人给120的求救呼唤，使一场巨大灾难很快停止了持续和蔓延。实践证明这是一次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冒险之举。是一次在危险环境下敢于讲真话，敢于负责任的正义之举；是韩英同志在政治上成熟敏感，不避事、敢于负责任，对阶级弟兄有着深厚阶级感情的一次大检阅。韩英的所作所为至今受到广大同煤人的热情赞扬和念念不忘，也使周总理更加加深了对他了解和认识，并留下了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

1968年9月下旬，第一机械工业部基建局专案组人员带着公函来大同煤矿查证材料，同时提供大同煤矿尚有“国民党大同煤矿直属区党部”留用人员的消息，自此，大同矿务局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深挖“国民党区分部”刑迅逼供冤案。

在深挖“国民党区分部”运动中，一些专案组人员采取了残忍的逼供行为，有个别单位甚至逼供致死人命。

深挖“国民党区分部”冤案，采用非常人能忍受的刑迅逼供手段，全局共涉及3627人，触动984人，致死20人。

韩英同志借记者采访之机，将大同矿务局深挖“国民党区分部”一案向记者透露，引起了这位记者的高度关注，他回北京后，把这个情况写进内参送给周总理。

新华社办有内参，记者通过内参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解到的下情，当年韩英同志就是通过新华社记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大同矿务局深挖“国民党区分部”的情况。

周恩来总理在阅读内参并做批示。

大同矿务局深挖“国民党区分部”案，在韩英同志的反映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后周总理命令副总理谢富治传韩英同志进京了解祥情，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此案得到纠正并彻底平反。

大同矿务局领导班子在组织学习中央领导指示。

大同矿务局机关干部在学习中央领导指示。

大同矿务局职工文艺宣传队，编排文艺节目庆祝大同矿务平反冤假错案。

公安部门对在深挖“国民党区分部”运动中，采取刑讯逼供致人命的犯罪人员予以拘捕。

平反冤假错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这是中央机厂被平反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研究支架的改革。

这是矿山被平反的工人在井下探讨如何多打巷道多出煤。

平反冤假错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干部的积极性，1969年大同矿务局全年出煤2439万吨，占到当年全国煤炭总产量的12%。

十﹣、天赐良机遇伯乐雄鹰从这里腾飞

1967年6月，在全国煤炭生产最为紧张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全国煤炭工作会议，全国各大产煤地区主管生产的领导人聚集一堂，商讨如何促进"两派大联合"，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议期间，各矿务局代表轮流发言表态。韩英作为大同矿务局的代表起来发言，在谈到煤炭生产的问题时，他直陈自己的观点，他说：

"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革命要抓，但生产更要抓。不抓生产，怎么能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怎么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呢？我们大同矿务局全体职工坚决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的号召，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把生产搞上去！请领导放心。"这是几句十分简单的话，但在当时说出来，仍然是要冒风险的。而从一个只有30多岁的采矿工程师嘴里说出来，就无意中引起了周总理的兴趣和注意。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这个外表温雅、作风朴实的年轻人。

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他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直以来，为"文革"乱局和国计民生操碎了心的周恩来总理，在当时听到的都是"革命"、"造反"“夺权”之类的“”豪情壮语”，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突然听到一个从煤矿生产基层一线来的年轻干部说出上述那段话，他无比欣慰：天存正道，人有良知。听多了夸夸其谈，见多了空喊口号的周恩来，希望听到一些真实、正直的声音他听到了。韩英一向微言躬行，勤奋诚恳，言之有物，说的就是做的。大同在武斗激烈的山西独撑局面，生产稳定，连创高产，保障了煤炭供给，就是对他大会发言的最好注脚。

周恩来欣赏韩英，一是因为韩英和大同矿务局人在非常时期共同创造了高生产纪录；二是韩英在大会上的发言恰到好处。

韩英是一个由农民的儿子成长起来的年轻采矿干部，虽然永远无法和一代伟人比肩，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同样秉承一种朴素的做人之道。共同的文化传承，彼此间因此更有着一种隐含在精神深层的东西被触动和认同。所谓"知己难求"，周总理此时更需要有来自群众和一线的理解与支持。韩英的出现正迎合了他的这种心理需求。

1969年3月，在"九大"预备会上，周恩来想到了在文革最乱的时期仍保持连续高产的大同矿务局，想到了组织高产的采矿工程师韩英。周恩来在预备会上大声问山西省委："大同的韩英呢？山西大同的韩英报上来了没有？"山西省委很快把韩英补报了上去。当时，大会记录者把"韩荫"误听为"韩英"。于是，韩英的名字上了中央文件，向全国广播，这才有前面的开头。有趣的是，当时韩英的四弟，原来叫"韩瑛"，受此"牵连".也只好改名"韩震".

据1969年4月26日《煤海战报》记载:在新平旺体育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英同志，心情格外激动，他饱含热泪，声泪俱下地连连讲了许多:“感激党中央！感谢毛主席！”的话。

据他个人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选上中委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央对大同煤矿的信任，是大同矿务局的荣誉。作为我个人，今后只有继续努力，好好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为大同的煤炭事业做出贡献。”

"九大"闭幕后，韩英接到通知，赴北京参加中共九届一中全会。4月28日晚上，韩英吃过晚饭，换件衣服，带上洗漱用品，在另一位同事的陪同下，匆匆乘火车赶赴北京京西宾馆，参加第二天的九届一中全会。

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九届一中全会并做大会讲话。当时，韩英的座位离主席台上的毛泽东主席只有3米左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这位伟人接触，韩英抑制不住紧张和激动。他认真地听毛泽东主席讲每一句话，但记忆最深的是毛泽东主席用他的湖南口音说："选上中委的同志，不一定水平就高，没选上的同志，水平不一定就低。选上的不要骄傲，没选上的也不要气馁。"毛泽东主席勉励大家戒骄戒躁，谦虚谨慎。

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后，韩英回到大同。他当时的想法仍很简单，当选中委也不是什么特别荣誉，自己还应该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坚持到井下工作，只有多出煤、出好煤才是自己的头等大事。

1969年5月6日，韩英接中央通知，要他以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在中央召开的解决山西武斗问题的会议。从此，韩英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曾把一生中最富有活力的14年黄金时间，奉献给了大同的煤炭事业。如今，他不得不告别大同，奔向更加广阔的远方。

1969年9月至1970年4月，韩英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生产组组长、业务组组长。

1970年4月至1978年11月，韩英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从1971年4月起，韩英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1973年5月至1978年11月韩英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当时山西设有省委第一书记）。

1978年10月，由华国锋主席提名韩英被调至北京，至1982年11月韩英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从农民的儿子到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这个幸运的煤海弄潮儿，从此像一只启航远飞的雄鹰，驰骋政坛，自由翱翔。他，一路辛苦，一路汗水，天南地北留下丰碑，所到之处留下美名，尽心尽力为党工作，洒向人间的都是爱。

党的“九大”会场。

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九届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并讲话。

周恩来总理在预备会议上，大声问山西负责同志:“韩英来了没有！”“韩英同志报上来没有！”

参加“九大”会议的大同矿务局党的代表是:同家鿄矿的贾仓仓同志。

韩英同志在大同矿务局庆祝“九大”胜利闭幕的大会上发言。

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韩英同志。

韩英（左）“九大”之后，当选山西省革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省委书记。

当年华国锋主席把韩英同志调来中央工作。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大会上，韩英同志被选为第一书记。

大同煤矿职工参加大同市组织的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大游行。

韩英同志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常务副部长。

1992年5月12日韩英（中）同志，参加原煤炭总公司为全国煤炭英模塑像评审会。

1992年5月20日韩英（左二）部长陪同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中）来大同矿务局考察。

这是新组建的神华班子全体领导合影。前排左三是韩英同志，当年他任神华副董事长、总经理。

2011年8月22日，原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原煤炭工业部常务副部长韩英（中）来永定庄矿看望干部职工。

韩英同志把一身奉献给了祖国的煤炭事业，他在中国的煤炭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当前我国的煤炭事业已有长足的发展，煤炭产量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2∽～3亿吨上升为今天的47.6亿吨（2024年全国煤炭产量）。当年韩英同志工作过的大同煤矿（现晋能控股集团公司）和中国神华都为中国煤炭系统产量排在前一二位的企业。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当年他们打下的基础，那有今天的发展。

采访后记

本文所涉及的历史资料均采自《中国共产党大同矿务局历史大事记》、大同矿务局党委做出为"国民党大同煤矿直属区党部"一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同煤"五九"事故安全教育纪念馆资料、同家梁矿网络资料。文章部分情节章节选自《潮起潮落》一书，为了与史实一致，对其中有关数据或情节作了适当修改、补充和调整。特此说明。

在这里，特别对《潮起潮落》的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

另外，为了更多地了解韩英在同家梁矿工作期间的具体情况，笔者曾经于2017年12月29日邀请部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作了一次座谈。有当年与韩英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过的艾风仙女士、有同期为工程师的连汉堂先生还有杨振佳先生。书面发言的有张树绩先生。他们对韩英的共同印象是：

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以当年下井在工作面量尺子的态度为例；那个细心劲儿，人们至今念念不忘；

态度和蔼，人缘很好。以与领导班子成员及广大群众相处和谐为例；当官以后回到矿上，仍然与大家一见如故，谈笑风生；

体恤下情，乐于助人。以帮助张树绩办理家属户口为例，曾经给一些有困难的工人、干部解决过部分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留下好名声。

总的说，韩英是个好同志，是个好领导，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同煤人中的佼佼者。

（本文采编、调研由己故同煤集团老年战略研究会副秘书长、原劳动服务总公司办公室主任谷巨山同志负责，同煤老年战略研究会全体同志参与调研与讨论，最后由原同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老年战略研究会会长谷泉同志进行修改统稿，并加照片说明配音乐）

二0二五年二月七日（农历正月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