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高义，耀洁中原

往事如烟

2023年12月1日, 是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

9 天后的12月10日，一位中国老人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孤独地悄然病逝。

这位大半生都在为“艾滋病者”奔走，82岁时不得不离开祖国，在美国孤独终老的逝者，就是有着 “民间防艾第一人” 之誉的河南中医药大学退休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高耀洁。

她生前为还原 “河南血祸” 的孤军作战，病逝后也同样的悄无声息不为人知。

当我听到她病逝的消息后，禁不住潸然泪下。这位高阿姨，是我母亲的同行挚友，妇产科医生教授，生前和我母亲关系十分密切。她们多次同在北京开会（母亲是全国人大代表，并连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母亲比她年资高，行医时间长，人称西北林巧稚。她见到母亲总有提不完的问题和说不完的话。会后她们各自回家，但书信不断。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从母亲那里得知，她已经不再看妇科病了，专搞艾滋病。这是一个新专业，总感觉它离我们很远。这位高阿姨，她已经退休，但为了艾滋病人，自费出书出专辑刊物，并亲力亲为去艾滋病村看望和帮助艾滋病患者，她倾其所有，以至于囊中羞涩举步维艰。母亲知道她的情况后，多次去邮局汇款为她赞助。

到2003年后，母亲年事已高，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已无法提笔写信，她俩之间的通信是由我代笔。母亲和她的最后一封信，是2005年，还好，我保留了这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在荣：

问王主任 节日好。

我也有病，行动不便。在9月赴西安未能前往，原因是本人步履艰难，但我还可以写书。我转业了，从事公益事业。寄上一些东西，你可以传阅。若有人有兴趣，我可以多寄，目的是为了挽救我们中华民族。

我有病在住院，待病愈去看你们。告知你妈妈。

再见 祝

好

高耀洁

05. 元. 9.

2009年8月，82岁的高耀洁去了美国，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她计划根据100多个乡镇的调研、3万多张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的照片，写成3本书。

在纽约曼哈顿西北的一栋公寓楼里，她对记者解释道：

我是欲罢不能啊。我是82岁的人了，如果不在世了，我担心没有人把河南艾滋病泛滥的真相说出来。

高耀洁为了艾滋病，几乎赌上了所有，真相的路上布满了荆棘，做个追求真相的“孤勇者”，但她不悔。

2001年，高耀洁获全球健康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但由于种种原因，她未能亲往美国领奖。

2002年3月10日，高耀洁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5位“亚洲英雄”之一，被列为第9位。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颁奖晚会在10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英国前首相梅杰为高耀洁颁了奖。

2003年8月，获得有“亚洲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2004年，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人物。

2007年4月20日，小行星38980被命名为“高耀洁”星。

高耀洁是第一个说出“中原血祸”真相的医生，也是被血祸始作俑者打压最严重的“吹哨人”。

她是 “中国的特蕾莎修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人。

1981年4月12日，自重2040吨、有效载荷29.5吨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KSC）发射升空，标志着人类进入航天2.0时代。《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报道说到：

这架可重复使用的“太空卡车”将来回于地球与太空，建立起空间实验室与太空修理站。自此，人类的眼光将投射到穹顶之上。

但仅仅两个月之后，乐观的人们不得不把眼光折返到自身。

6月5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ichael Gottlieb博士在一则病例报告中首次描述了关于5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的疾病，该报告引起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高度重视，在当日即全文转载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1983年5月9日，CDC宣布艾滋病成为全球性传播的传染病，且已经蔓延至至少16个国家（包括协和医院确诊的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而在不久，艾滋病感染者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出现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艾滋病是一种病毒性感染，主要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传播。

1996年4月7日，河南某医院接诊了一位42岁的疑难女患者，邀请高耀洁医生前去会诊。

是一名病危的女患者，浑身都是红斑点，高烧不退，腹部腹痛。刚开始时，她以为是肿瘤，排查后，发现患者的HIV检测竟然呈阳性。

“艾滋病！”

在那个年代，这是所有人眼里的“脏病”，可这个农村妇女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于是，高耀洁对女患者的一些亲属做了检查，所有人都很正常。

最后查明，这位艾滋病患者，因子宫肌瘤手术输血而感染病毒。21天后，那位患者撒手西去。临终前，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教授说：“高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怎么就没治呢？……”

这令高耀洁异常恐惧。如果是输血让她染上艾滋病，那就意味着血库的血已经被感染，背后将是不计其数的感染者。

高耀洁也被自己的想法所震惊，为了探寻真相，她开始了漫长而又无助的“寻艾之旅”。

她走进了河南农村，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一个女人吊死在了家里，两岁多的孩子拉着母亲的脚哭喊着：“下来！下来！”用嘴啃咬着母亲的后脚跟。而这对母女均是艾滋病感染者。

几年里，她走遍河南所有的“艾滋村”，看到了不计其数的家破人亡。这些贫穷的人们，将卖血当成了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

一袋血能挣到50块钱。15岁到60岁的农民，整日在不同的血站间周旋，有的人一天抽几次。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疯狂地步，“血浆经济”也为部分乡村搭建了致富舞台。

尤其是河南驻马店一带，这种“血浆经济”已经形成规模气候。各种血站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最鼎盛时期，整个河南的血站有230多家。他们到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收购廉价血浆，用来制药。

多数血站的模样都很“亲民”：一张桌子、两个护士、几个针管、几瓶酒精，就在一间牛棚里开工了。没有检测设施，只要有人伸出胳膊，就直接抽，针管针头根本不换，一个接一个。

当时血站的做法是，从血液中提取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血球分开，再输入卖血人体内。因为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毫升不会有明显虚弱和委靡不振。

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中降临了。只要一个卖血人体内带有艾滋病毒，就会迅速蔓延开来。

“血浆经济”确实给当地农民带来看得见的实惠：他们用卖血的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但是，对灾祸却浑然不知。

慢慢地，农民们都患上了艾滋病，夫妻间传染，就连刚出生的婴儿也带着病毒。他们在痛苦中苦苦挣扎。

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她要站出来，做个负责的吹哨人。

这个“哨”很难吹，因为，不愿醒来的人太多，太强。

“一人献血，全家光荣”。当时，河南将献血当成了农村脱贫致富的产业，不断推崇。

正是在那时，一个后来闻名国内外的艾滋病村慢慢浮出水面——那个村子就是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

在文楼村3211名村民中，被检查出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有678人，其中578人已经出现不同症状的并发症。

当时的“官方数据”显示，河南共有5.9万人感染艾滋病，政府给他们每人补助200元。高耀洁根本不信，“这只是个零头”，非要调查个水落石出。

那时，她并没有想到这条路如此难走。 从2000年开始，她拿出所有积蓄，资助了160多名艾滋孤儿，给他们找愿意收养的家庭，帮助他们走出阴影。

2009年，高耀洁被迫离开祖国时，当年我国报告的HIV感染人数约30多万（实际数为74万）。从2010年开始，我国报告的艾滋病新增感染人数开始直线上升，到2023年达到了129万（实际数远大于129万）。

14年间，艾滋病人增加了三倍！

随着她锲而不舍揭发这场蔓延中原的“人祸”背后的重重黑幕，高耀洁逐步成为中国官方的重点监控与打击对象，人身自由被控制，电话被监听，出门有警察跟哨。

2009年8月，高耀洁以82岁高龄开始异乡流亡。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

“我是万般无奈才跑到美国来的。当时情况很危急，他们把我调查爱滋病政治化了，他们要抓我。” 高耀洁回忆十年前惊心动魄的逃亡，“我走的时候，假牙没带，中饭都没吃，只带着装着爱滋病调查资料的硬盘。”

“我一辈子经历三次逃亡，11岁逃日本，18岁逃内战，82岁又逃到美国。”

这位大耋之龄的中国医生，在生命最后的岁月，流亡在美国的一个窄小公寓里，

卧室当工作间，坐在垫着硬纸板椅子上，俯身于一张一米多宽的小桌前，日以继夜奋笔疾书，用她瘦骨嶙峋的手指，捉拿那些杀贫济富的凶手，誓为无辜的艾滋死难者讨还公道。

她一心想用笔还原当年的真相，正如她说的：“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但相关责任人却从未被追究责任，也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在2019年出版的《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的序言中，高耀洁依然难舍对祖国的挂念：

我一生漂泊，如今已经90多岁，很多事情已无法再亲力亲为。只能将我的一些所见所感和一些同仁的文章留存下来，供后人参考。期望他们能有所警醒，不要再让这些悲剧在中国土地上重演。

她说：耄耋之年寄居异国，于右任先生的诗《望大陆》可以表达我这些年的心境：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希拉里几次到她的斗室来看望她。

高耀洁在海外流亡了整整 13 年。2023年12月10日，高耀洁在纽约曼哈顿去世，享年96岁。

虽然，她到死都没能再回到祖国。 或许，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她的名字，但那颗以”高耀洁“命名的小行星，将永远运行在璀璨星空。

中原无数艾滋病患者想念她，中国人民怀念并敬重她，我无时不刻地思念她，并为她祈祷，高阿姨，天堂安好，我会接着您的接力棒，走到最后。

高耀洁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