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傻”父亲

海阔天空

引子

来上海女儿家快两个月了，游山玩水，食宿无忧，无烦无恼，能吃能睡，尽情享受人生退休生活的快乐，好不悠哉乐哉。

昨晚睡到半夜，突然醒了，突然想到了父亲，想到父亲的忌日马上要到了。八月十五，本应是阖家团圆、共赏明月的佳节，然而对于我们儿女而言，这却是一个被黑暗笼罩的日子。十五年前的这一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曾经熟悉的身影，那温暖的笑容，那充满慈爱的目光，都已化作回忆，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间。岁月匆匆，十五个春秋已然流逝，但对父亲的思念却从未消减。每逢这中秋月圆之夜，当别人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我们的心中却涌起无尽的悲伤与思念。我们会默默地望着那轮明月，仿佛能在那清冷的光辉中看到父亲的轮廓。人是很奇怪的动物，记忆和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很难关上，往事如昨，一幕幕地呈现在脑海里。想到了父亲，想到了他的音容笑貌，想到了他对我们关心照顾的一件件令人难以忘却的事，更多的是想到了他生前做的一件件“傻事”以及磕磕绊绊的人生，跌宕起伏极不“成功”的仕途……

睡意全无，索性拉亮灯，打开手机一看:今天是2023年农历8月3日凌晨3点33分。这人年纪大了也就变得“盲从”起来，对出现的一些事情便会挖空心思寻找其所以然。一古脑儿冒出这么多的“3”该不会有什么寓意吧？便上网对“3”字来一个热搜“验明正身”，这一搜还真搜出了3字蕴藏着的无穷的玄机禅意:“3”是韩国的幸运数字，“3”在韩国人看来代表着“完成”、“最高”、“完美”、“神圣”，“成功”，而且也认为“3”是带有福气的数字。我恍然大悟这冥冥中的天意是让我在这一连串带满“3”字的时刻，赶紧爬起来为“福气”的父亲“完成”一篇“成功”且比较“完美”的纪念文章。

由此联想到了不久前一件令我十分尴尬不安的事。那就是我将19年前发表在《平凉日报》等报刊上写父亲的文章，略作修改发表在《美篇》上以后，浏览人数只有区区五六百人，仅有两人发表了评论。而我在去年末发表的《难忘母恩》的文章竟然有六七千人阅读量，有近二十多人评论。有好多朋友还转发朋友圈和《今日头条》。话又说回来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爱，我的母爱亦如此，由于和母亲朝夕相处四十多年，我一口气写了1.2万字还意犹未尽。想到以前也曾“了心事”地为父亲写过几篇文章，一次是2004年农历5月22日父亲80岁生日过后，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我的父亲》，投寄到了《平凉日报》，记得副刊编辑李利军先生曾打电话说:“这篇稿子用不了，报社有规定，父亲母亲这类情感文章被人写滥了，一概不用”既然是报社的刚性规定，我也就没有发表的奢望了。但那天上班首先打开《平凉日报》，突然眼睛一亮:散文《我的父亲》一文赫然纸上。后来李编打电话说，他实在不忍心“枪毙”这篇不失为反腐倡廉活教材的好稿子，还为此上了报社编委会，大家一致同意发表。稿件发表后，不少读者纷纷给报社打来电话，对父亲公而忘私特别是给贫困人家孩子安排工作一事与现实作对比发表看法：现在的领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谁还管人家娃娃有没有工作，不知道那些人看了脸红吗。崇信县公安局原局长吴孝贤，在报上看到后，非常高兴，专程从平凉下来看望父亲，他紧紧拉着父亲的手激动不已：“没有您老人家当时对我的照顾，就没有我的今天”。他小时候家里姊妹多，特别困难，父亲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给了他一个招干指标。该文很快又被《甘肃广播电视报》采用。

第二三篇文章分别是父亲口述我整理的《我所经历的打虎沟起义》、《难以忘却的记忆》。前者发表于《平凉日报》，后者发表在县委党史办编纂的《老干部回忆录》一书。但仔细一想那都是一位记者例行公事式的把父亲当作优秀历史人物来写，而没有写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真情实感。

如同乡村田野，大上海的夜也是那么静谧，楼下花园里蛐蛐儿的叫声让人很是享受。黑暗中我闭目静坐，想父亲当然会想母亲，想母亲就想到了她生前常数落父亲做过的一件件“傻”事，从小一直接受这样的“灌输”，久而久之便对父亲产生了诸多负面的思维定势: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父亲，没有家庭责任感……甚至在堂兄弟眼里他更不是个好叔父……以后工作了，当了记者采访了无数的先进模范人物，但这些人统统犯有一个共性的“毛病”:大众的“情人”，家庭的“敌人”。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似乎才感觉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

猛然，思路来了，就从父亲坎坷跌宕的身世，从他不可理喻的“傻”来写吧。

（一）苦难的岁月

我家世代居住在泾川县北塬的党原镇高崖村，这里荒山秃岭，沟壑纵横，“十山九破头，十年九歉收”，就是解放前当地人民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九二五年古五月二十二日，父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穷困农民的家庭，苦命的父亲在2岁的时候，爷爷就因病去世，年纪轻轻突遭厄运，刚强的奶奶没有被击垮，为了养大4男1女，5个孩子，她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在贫困交加的年代在社会的底层苦苦的挣扎，含辛茹苦拉扯大一帮孩子，并为三个儿子先后娶了媳妇。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饥寒交迫的生存环璄和如山的生活压力成就了父亲坚强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品质，铸就了父亲一生坎坎坷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他小小年纪就知道为奶奶分忧解愁出去打短工挣钱养家糊口。

父亲生前曾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讲述他两次当国军的惊险故事。

　　为了改变家庭的贫困面貌，1946年初在奶奶和母亲的支持帮助下，父亲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银匠铺子，这也是父亲有生以来做的第一件傻事，不仅没挣到钱反而给如贫一洗的家庭带来了灾难。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老实巴交的父亲一生把“无”也变成了“有”。期间他只顾埋头干活，从不过问收入情况，任凭对方销售记账。一年下来，连本都赔了进去，被合伙人骗的欠了一屁股债，使本来就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讨债的人还纷至沓来。在那个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旧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买有钱人的壮丁替人当兵还债。

　　1947年2月，他辞别了哭成泪人儿的奶奶，像犯人一样被押解着前往兰州当国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非常厌恶憎恨比土匪窝还黑暗的国民党军队的军阀作风，伺机逃跑。有一天，他听士兵私下里纷纷议论，明天部队要开拔到新疆去打仗，他不愿跑那么远的地方去为国民党卖命，更不愿意和解放军打仗，因为他早已听到了共产党解放军是亲民爱民的人民武装，便和在一块当兵的本县飞云乡一姓毛的青年悄悄商量晚上伺机逃跑。吃过晚饭，他们借队伍出发前军营里乱哄哄一片岗哨松懈的时机，成功逃出军营，脱掉军装，来到了在兰州定居的远房三爷爷的家里先躲藏起来。临战前脱逃被抓住以后，那可是要杀头的大事。发现两人逃跑以后，军官们立即派士兵紧闭城门，在全城进行大搜捕。听着外面街道里呼啸而过的一辆辆警车狼嚎般的鸣叫声和军警耀武扬威的呐喊声，藏在防空地窖里的两人吓的大气都不敢出。在隐藏了两天两夜外面逐渐风平浪静后，他们才换上三爷三奶找寻的老百姓的服装，在一个风高天黑的夜晚摸黑逃出了兰州城。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冒着被连坐的危险，能作出如此豪气冲天胆识惊人的义举，三爷一家人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上世纪1970年代，哥哥在兰州当兵，常受三爷三奶之邀，到他们家做客，那时军人倍受尊敬，看到身穿军服的哥哥在家里出进，邻居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三爷一家颇感自豪荣光，对哥哥关爱有加，除好吃好喝之外，还给他讲述父亲当年出逃的故事，这是后话。

　　可怜他俩白天不敢行走，也不敢走大路，只能白天睡在山洞里，晚上到山㘭里人家或下山到村庄里讨吃要喝。实在要不到了他们就在山沟里灌一气子山泉水爬山，腿软的不行，就拽着树枝草藤一步一步往山上爬。就这样昼伏夜出，昏天黑地，每晚借着依稀可辨的星辰定方向，每人拄着一根木棍，翻山越岭抄小径一路向东而行，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流了多少血汗，但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回去，因为家里还有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在翘首以盼等着他们归来侍奉。

有一天傍晚，他们摸黑来到了一个山脚下露出微弱的灯光的茅草屋，屋子里的老大娘看到两个衣衫褴褛，不成人样的人突然出现在门口，又惊又怕，父亲对大娘说：“老娘不要怕，我们外出给人干活迷了路，一天了没吃没喝，求求你给我们一口吃的吧”大娘一看他们不是恶人，再听他这样说便立马起了恻隐之心，连忙端出下午刚蒸的又黑又粗糙的野菜馍，两人也不客气，狼吞虎咽的把一笼馍都吃光了，大娘又给他俩烧了开水喝。千恩万谢的辞别了大娘，他们正要往山上爬去，突然叫到背后有人喊叫，回身隐约看不远处的破庙旁站着一个人让他们过来，见只有他一人，两人边往过走边悄悄商量，如情况不妙，便用木棍打晕他立刻逃走。近前一看，是一个背着枪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那士兵斜睨着双眼，用狡黠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两人，面对盘问，两人尽管内心慌张，但表面却镇定自若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番胡诌瞎编，竟然有惊无险蒙混过关。

　　就这样40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跌跌撞撞走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中间还因为方向的偏差竟鬼使神差钻入了连绵起伏，莽莽林海的关山山脉，最后在好心牧羊人的指点下，好不容易才从华亭大山里爬出来辗转回到泾川。

　　常言道:“子母连心，母子难离，十个儿女十个心”，二儿子被抓当兵一去不见音讯，小儿子又被逼去当兵，这无疑在剜奶奶心头上肉啊！命运多舛的奶奶整天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不停地念叨着俩儿的名字以泪洗面，贤惠善良的母亲便变着法子抚慰奶奶受伤的心灵。白天陪奶奶说话做好吃的，晚上和奶奶挤在一张床上陪她。这天正在院子里想儿子的奶奶猛然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穿的破破烂烂，又黑又瘦失了人形的人走进了院子，来人一声“妈！我回来了！”她这才认出是朝思暮想的小儿子回来了，娘俩抱头痛哭，久久不愿松开。

　　黎明前的黑暗对一个贫困的家庭最是暗黑，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苟延残喘的反动统治，不断扩充发展地方武装势力。

1948年3月父亲又被抓去到县自卫队当兵，当时自卫队的连长正好是他的亲舅舅。他被安排给舅舅当勤务兵，处境相对能好一点。第二年的7月29日，父亲亲自参与了自卫队的“打虎沟起义”，见证了泾川的解放。（我在“我所经历的打虎沟起义”一文中有详细描写）

　　后来父亲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他参加过平凉城剿匪战斗，在政府机关及监狱执勤站岗，为肃清国民党在平的残余势力，为新生的共和国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为官犯“傻”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组织任命为大什字乡（辖区即为后来的合道乡）乡长。当时新生的共和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基础条件差，人民生活困难。党在当时的战略方针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搞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改革旧有文化教育事业、救济失业人员、肃清反革命、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整党等八项工作。父亲如鱼得水，知恩图报，一生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满腔热忱地投身到火热的工作中，先后参与了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四次变革，即：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他又到玉都区当书记，人民公社化后他被任命为玉都公社副书记，在最初的三次变革中，他一边做群众工作，分田到户，走合作化道路，一边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农村贫困面貌。20 世纪60 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大量精减城市人口和干部职工，当时的口号是：“不在城里吃闲饭，回到家乡搞生产”。早上刚开会议安排完，别人还在等待观望，但仕途一片灿烂老实巴交的父亲便不顾领导和同志们的挽留，铺盖行李一卷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回家了。

这是父亲干的第二件“傻” 事。不少和他一块共事的人后来不无惋惜地对他说：“你要是当初不回家乡，选择留下来继续工作，至少当个正县级没任何问题”，这是实话，曾给他当秘书和会计的王旭和牛广孝后来都官至正副县级领导（王旭为平凉地区检察院检察长，牛为泾川县副县长）。

就在回家的父亲一心一意的安下身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扎根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时，命运之神再次向他抛下了橄榄枝。毗邻的徐家村苦于找不下支书，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时任党原公社书记的戴志敏深知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能力强，多次上门要求父亲去任职。有人劝他：“你把正式的吃皇粮的书记都放弃了，怎么能去干这个淘气的农民“芝麻官”，“听党的话，跟党走”是父亲矢志不渝的信仰和追求，他不顾别人反对前去任职，很快把一个落后村变成了先进村。后来，他在培养了接班人顺利交接后又临危受命回到家乡高崖村担任村支书数年。这是父亲的三大“傻”。

只求奉献不求索取是父亲的四大“傻”。那时任村支书没有工资，每年由各生产队共同给付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年的口粮，多年来，父亲从来不过问自己的报酬到位情况，在生产队长多次催促下，他才象征性的去领一布袋粮。在那个饥馑的年代家里常常面临无米下锅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困窘。由于父亲忙于工作，我们一大家子七、八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来操持，尽管她想方设法，把能吃的东西都用来填我们的肚子，但还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一天，母亲含着泪对拿起背包，又要去工作的父亲说：“今天下午没一把面了，晒的野菜也吃完了，实在没啥可吃的了，你给队长说说给咱们安排点回销粮吧！”父亲说：“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你按制度在会上争取去吧！”。谁知当母亲在会上提出来以后，好几个人竟哑然失笑，有谁能相信支书家还没粮吃？按他们的想法，只要父亲张口，那个生产队里还不肯借给，但父亲从来不给人家出难题。母亲急得直掉眼泪，看到母亲哭了，加之在邻居的证明下，大家才认为是真的，才争得了一点点救命粮。也许是那个年代对粮食的特殊感情，也许是母亲的记忆力好，反正她一直记着哪个队里欠父亲多少粮，直到父亲卸任多少年，她还念念不忘。她经常在我们跟前抱怨：“人家有些当干部的年年把报酬要清，还想着占便宜呢，你大连他自己该得的都拿不回来么！”，母亲曾失望地说：“人家某某犯了错误开除回家了，还拿着口袋到各队去要报酬粮，你大啥事都没有却不敢去要，要是犯个错误他肯定连家门都不敢出了” 尽管这样说，但母亲也很大度，宁可到别人家甚至娘家借粮或者借钱买粮，也从不逼父亲去要。

清白做人，公正无私是父亲做人的原则。“公而忘私”，“廉洁奉公”，“舍小家顾大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些美丽的赞誉用到父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但这也恰恰是他最大的五“傻”。

1959年，在全县南干渠水利工程建设大会战中，父亲一个人负责管理食堂，他谨慎小心、一丝不苟，从不胡花乱支一分钱，一两粮票，最后把收下的粮票全部用麻袋背的交了上去，自己从没想到截流过一斤。第二年遭遇了共和国最困难的年馑，人人饿的前心贴后背，有人对他说：“看你去年抓几把粮票，今年也不至于让娃娃挨饿肚子了”。父亲则坦然地说：“公家的东西怎么敢拿呢”。在“三反”、“五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别人因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遭小会批大会斗，在会上作检讨，放“包袱” 屡次过不了关，但一提到吕兴泰，众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那个老实人会有什么问题，过吧、过吧”一下就过了，从没上过批斗会，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父亲每次都能顺利平安过关实在是件不易之事。 　

在当时，村党支部书记官职虽不大权力却不小，小到给人派活安排照顾款救济粮，大到推荐工人干部给人解决工作。他当村支书七、八年间，经他推荐安排了不下三、四十个贫困人家的子弟外出当干部、工人，而他的8个儿女、9个亲侄子却没有安排出去一个，为这，我们姊妹们没少埋怨过他，几个堂兄弟至今仍耿耿于怀，怨他不讲亲情。他后来唯一的一次“谋私”就是为初中毕业，当时只有15岁的我安排了为生产队放羊的差事，一干就是5年。

父亲任人唯贤，举贤不避仇，当时由于父亲和一班人的共同努力，大队的各项工作走在了全公社的前列，此时，父亲却急流勇退，主动提出辞职，推荐一名在“文革”中诬陷过他的青年干部当村支书，好多人都持反对态度，公社领导也否决了他的提议。随后他又提出，他当副支书，力荐那位青年接他的班，公社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调父亲到公社卫生院当院长。他的宽阔胸怀，高风亮节一度被传为美谈。当后来我们问起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时，他仍一脸的严肃认真：在那个年代，年轻人都会在一股热情的冲动下，做出一些过激的事，但我看重的是他的年轻、又闯劲、对工作热情高，确实有培养前途。正以父亲所预料到的那样，那位干部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工作的很出色，后来干到了公社副书记的位子。 　　

在“文革”年代狂热的政治风暴中能恪守做人的底线，不跟风不整人，不随波逐流，不唯书不唯上，只求唯实，是“傻”父亲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有人曾说：“你看那些靠造反起家，靠整人走红，人家一个个把事都干大了，你这样老老实实干事肯定干不上去”。父亲笑着说：“那是人家的本事，我不会这样做的”。记得小时候冬季的一天，我到城关镇水泉寺二姐家背菜，二姐送上塬后，十四五岁的我背着三四十斤的背篓，越背越重，篓绳勒进肉中，疼痛难忍，当一个同路人听说是吕兴泰的儿子后，连忙说，那是个好人呀！便毫不犹豫的接过背篓帮我背，边走边告诉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五十年代夏季的一个傍晚，他正在山里为队里放羊，突然下起雷阵雨来，山洪爆发，冲走了一只羊，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他家是地主成分，这在那个年代一上纲上线就变成了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公共财物，是个不得了的大事件，村上为此要专门组织召开批斗大会，并请来时任乡长的父亲参加，父亲一进门，支书向他汇报了会议的主题，他连忙问：“人好着吗？”当听说人好着时，父亲没好气地说，只要人好着就行，还开什么斗争会。几个村干部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会就叫父亲轻描淡写的给说散了，那人说，当时他在隔壁房间被五花大绑，由民兵看管着，吓得浑身发抖，听到这话激动地大哭起来。 　　

1975年父亲（中）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三）晚年犯“傻”

1976年冬季，年过半百的父亲从公社畜牧站站长位上退下来回到了家乡，被安排在成家山林场当场长（也算不上场长，林场里只有他和双贵叔俩人），当时林场的主要工作就是喂养四头牛，经营四十多亩梨树园，种植庄稼，种草种树……父亲在寂寞的大山里扎下了根，除非回家拿面馍，一直吃住在林场，很少回家，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坚守，辛勤经营着林场。1977年夏季，为了扩大生产项目，父亲到公社参加了果木嫁接技术培训班。在那个炽热的夏季，骄阳似火，无情地炙烤着大地。烈日高悬，仿佛要将世间的一切水分都蒸发殆尽。父亲戴着那顶陈旧的草帽，俯身趴在山洼上的田硷边，专注地进行着嫁接工作。他的脊背肯定被汗水湿透了，却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和专注，仿佛他手中握作的不是树苗，而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在对面的山上放羊的我，远远地望着父亲那辛勤的身影。那时的我心中甚至闪过一丝疑惑，想着又没人看见您，何必那么卖力呢？如今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父亲对生活的责任和对土地的深情，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践行。

1979年8月，年近六旬的父亲本应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他又做出了一件 “傻”事。

我们晓岚坡队成了全大队的“烂杆队”，没人敢当队长接这个烂摊子。大队支书（父亲让贤的那位）打算让已闲赋在家的父亲当队长，有人笑了：开啥玩笑，人家都是当过乡长的人，他怎么会答应呢。父亲望着面带难色的曾是他提拔的支书，考虑了良久，最终还是默默地点头答应了。翌年，他带领乡亲们调整种植业结构，种瓜种菜，外出搞工副业生产，加大对土地的投入，这年，队里取得了钱粮双丰收的喜人成果。父亲又大胆改革分配制度，变单纯的按劳分配为按劳动和人头结合分配，使不少人多劳力少的困难户分到了相应的口粮。

太阳出来了，寒冷的时候，最感动的就是冬日的暖阳。

1980年腊月的一天，年味渐浓。一场瑞雪把村子里装扮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这天一轮温润的太阳挂在天边，照的人心头暖烘烘的，也照开了人们脸上久违的笑容，村子里像过年似的热闹，生产队仓库和土楼房前的麦场被扫出了一片空地，人声鼎沸，欢声笑语，锣鼓喧天，村民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云集到这里，来参加多年未召开的总结分红大会，女人娃娃嚼着一年难得吃到的牛奶糖，我们叫洋糖，有些小孩舍不得吃，用舌头舔舔，然后又仔细用糖纸包裹起来，拿着能卖牌好几天。抽惯了旱烟的男人们也兴高采烈地开了一次洋荤抽起了香烟吐圈圈，会议桌子上摆了一捆捆崭新的钱。乡亲们笑逐颜开的数着一沓分红的票面为一、两元的钱，无不对父亲投来了一双双充满感激之情的目光，维俊大叔动情地对父亲说：“你要好好总结讲讲，给大家鼓鼓劲”。那一刻，我也被“傻”父亲感动到了，心底里涌出一丝自豪感。

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深受群众欢迎。父亲诙谐地说：“我这半辈子分了两次地，一次把地从地主手里夺回来分给穷人，这次又把地从大集体分给了农户”。土地是人类的母亲，土地之珍贵，土地之敏感，土地历来受到人们生命般的关注，在分地过程中遇到的难肠事就不足为奇了：距离近土地平整肥沃的好地人人抢着要，路途远、薄地则无人问津，给谁都不要，采取抓阄的办法，也推行不开，有些人怕自己万一抓到了吃亏便极力反对，工作一度搁浅难以进行下去，为了把好事办好，使分地顺利进行下去，父亲又犯“傻”了，我们家二十几亩承包地，他给我们把孬地要了十五亩，而且一种就是近二十年，以至后来地薄收不下粮，路远地太长不好送粪，不好耕种收割，父亲没少受家里人的抱怨。

　　（四）生活中犯“傻”

父亲脾气温和，为人忠厚，无论在家里过日子还是在外面工作，都以一颗真诚善良的心认真干事，诚心待人，对内从来没有家长作风，大男子主义，从我们记事起，他就和母亲互谅互让，相敬如宾，从没拌过嘴吵过架；他做的“傻”事就是工作时，每月月初领回工资，竟当着母亲的面，给闻讯前来要钱的大伯父和三伯父给钱，从不回避，贤惠大度的母亲也从不计较，有时还主动让父亲给他们钱。对外他不斤斤计较，啥事都讲个“忍”字，不放在心上，当官没有放大使用过权利，没有官场上的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霸道官痞作风，也不会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不会搞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那套官场阴谋；当农民从来没有为地畔、栽树、修庄基等琐碎事吵过架，别人家兄弟父子连畔种地都栽的石头、黄花菜、埋的草木灰，唯恐对方种过来自己吃亏了，但我家和别人的地畔什么也没有也从来没有闹过纠纷。

有这么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了好些年。我们家庄基的崖背后面没有栽下树，看到人家庄基周围栽满了杏树桃树核桃等果树，每年夏秋季都有水果吃，我嘴馋羡慕，曾央求父母也栽些果树，但他们告诉我，崖背后靠北是人家的地，栽树要罩庄稼，不能栽。有年春上，年少血气方刚的我没问父母便偷偷一口气栽了七八棵果树，结果和我们庄基背靠背的一位大叔气冲冲地来找父亲兴师问罪：“赶紧拔了，我家的自留地边上怎么能栽树呢？”，父亲啥话也没说，赶紧上去拔的抱了回来，并把我说了几句。第二年，土地调整，这块地分给了我们，结果他们竟然越过他们庄基后胡同的一条路，跑到胡同上面在我们地里直接把树栽下了，岂有此理，简直欺人太甚，面对这极其无理的行径，我气愤不过，要去拔了，父亲连忙拒止了我：“人家都栽下了，都是邻家么，不要为这件小事惹人了！”。后来那几棵树一直留在那里，直到现在回老家还能看到它的影子。

父亲是一位典型的慈父，对子女特别好。小时候，我们常常掰着指头算在外工作的父亲啥时间回来，他回来就有好吃的，就能替我们干活。每天一放学，快到家了，我就在土路上自行车轮胎印里面找寻父亲的车印迹（自行车轮胎花纹都不一样，父亲的轮胎花纹我熟记在心），一看有，便高兴地赶紧跑回家，没有则顿时无精打采了。那时候，最苦的活就是几乎天天都要推石磨磨面，从大早转到晚上，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转的人头昏脑涨的。听到门外别的娃娃热热闹闹的玩耍，我们心里痒痒的，每到下午饭吃了，我们就盼着父亲回来，我便哄一块推石磨的妹妹推磨，然后跑到队里文化室房头立着的一碌碡上面，踮起脚尖朝西眺望。夕阳下看到远远有人骑自行车下来了，心里一热，高兴极了，再等等，结果人家一拐弯走了，我失望了一会，再等下一辆，直至天黑。有时真的就等到父亲回来了，他赶紧放下自行车，把好吃的拿出来分给我们，让我们出去玩耍去，他抱起磨棍推磨。

在我们的童年，父亲长时间在外面工作，我们的教育都是母亲边领着我们干活边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现身说法来做的。我们还一度埋怨父亲不会教育我们，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是现在想起来，父亲生前常常给我们念叨这样四句话：第一句，“要善待人，任何时候都不要想着整人害人，那也就没人整你害你了”。父亲一生经历了好几次大的人整人式的政治运动，但他从来没想过整谁，他也就一次次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了；第二句：“平为福，人不管穷富，平平安安就好！”；第三句话：“做人低调。人这一辈子，没事了你别惹事，有事了你别怕事”第四句话：“吃亏是福”。这四句话我们熟记在心，受益终生。

　　（五）犯“傻”丢了离休干部待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开始拨乱反正，给老干部落实政策，一些老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人都纷纷落实了政策，有的恢复了工作，有的享受了相应的待遇，其中有一个以前和父亲一块工作，犯了贪污问题被组织处理的人，不但落实了工资待遇，儿子还顶替安排了工作。按政策规定，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应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有人劝父亲，赶紧去找。但他不以为然地说：“我肯定没在范围内，要不然组织会来找我落实的”。由于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加上工作人员的粗心，父亲一直未能享受任何政策待遇，直到1983年姐夫从新疆调回县城，当时此项工作已基本结束。姐夫在老干局当局长的战友杜斌华内疚地说：“的确把老人遗忘了！”。最后经“努力”无可奈何地按退职处理，就这当父亲每月从七八十拿到七八百元的工资的时候，常常不无感慨地流露出对党的感恩及内疚之情：“现在闲闲的在家里，每月拿这么多的工资，党太好了！你们娃娃要好好工作啊！”。我笑着说：“要是你当时就主动找组织，要是咱们有熟人，老早给你按离休落实，每月就要拿三千多元的工资，还有小车费、保姆费、药费全报销”，父亲说：“快再不敢胡想了，这都够多的了！”。

　　（六）“傻”父“傻”福

千禧之年——2000年8月，父母亲随我们搬到县城居住，孙儿绕膝，悠闲自得，生活的很安然舒心。但父亲时时牵挂着家乡的一切，每天吃完饭他常常到车站、街道里转转，盼望能碰到村里的人问问大人小孩近况、粮食收成、经济收入等，回来后再津津乐道的说给母亲听。村里有人住院，他知道后便让我帮忙安排住上，然后买东西前去看望。村里人到县上办事遇到困难，只要找上门他都会叫我去帮着解决，缺钱了他二话不说便解囊相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村里人到县城办事，都要来看望父亲；每年正月村里的社火到县城表演，都要专程到家里给父亲拜年，用饱含深情的春官词褒扬父亲；村上有什么大型活动，总忘不了邀请父亲回去参加。

2003年古6月24 日，雨后初霁，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火热的太阳温润的滋养着大地，田野一片翠绿，著名的大什字“五村八社”一年一度的雷祖庙会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我用单位崭新的小车拉着父母回去跟庙会，我们刚一下车，突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原来是会长闻讯带着人来迎接父亲，给他披红，秦腔演出过程中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演出暂停，在一片掌声中，大会组织者代表原大什字乡一万五千名父老乡亲把一幅题有“恩泽故里，德倾后世”的锦旗授给父亲，以彰显他多年来情系家乡造福百姓的功绩。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是何等的荣光呀！这是何等高规格的奖赏呀！它发自老百姓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目的，毫不矫揉造作，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是普通百姓对一名普通老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的定位。

我感动了泪目了，清贫的“傻”父亲没有为我们创造出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岂能用金钱来衡量呢？我们为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傻”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父亲的古道热肠常常感染和激励着我们做儿女的。1993年初冬，在电力部门工作的哥哥竭尽全力，帮助村里拉上了大电，结束了乡亲们祖祖辈辈点煤油灯的历史，记得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村子里灯火通明，一片沸腾，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不少父老兴奋地说：“电灯真亮啊！连老鼠窝都照亮了。”村民们第一次看上了春节晚会，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他们高兴地说，今年年过了个美，享受到了城里人的待遇。正月初一，乡亲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的把题有“光明使者，造福桑梓”的牌匾送到了我们的家里。

厚德载物，薄积厚发。父亲老实做人，不求功名的做人准则对我们的人生价值取向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放羊娃出身的我，靠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拚着顽强的毅力，硬是以平凉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平凉师范，毕业时由于写作方面的特长被分配在县教育局工作，后又调到县广播电视台当记者；哥哥通过当兵、当工人最后提干。我和哥哥靠自己打拼，不但有了一份工作，而且先后被组织提拔到部门领导岗位。父亲对我们要求最多的是以身作则，不以权谋私，摆正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干事，不要作出别人指脊梁骨骂的事。基于此，我和哥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常常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工作上高标准，严要求，生活上无任何不良嗜好。

母亲生前常说：“你们能有今天，一靠党的好政策，二靠你大的积修。”是啊，我们的一切都源于父母大半生积德修身的结果。感恩您，父亲！

父亲，您用一生的坚守和付出，为我们铸就了坚实的基石。您的勤劳与善良，如同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您的坚韧与宽容，化作温暖的港湾，让我们在风雨中找到依靠。

您的积修，不仅是个人品德的修炼，更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在岁月的长河中，您默默耕耘，用汗水浇灌希望的种子，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阳光和温暖。

是您的教诲，让我们懂得了感恩与珍惜；是您的榜样力量，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美好。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您的爱与付出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父亲，感恩您大半生的积德修身，让我们拥有了今天的幸福与安宁。愿我们能传承您的优良品质，将这份爱与责任延续下去。

愿天堂的父亲安好!愿健在的父亲幸福安康，愿天下好人一生平安！

（2023年8月3日初稿于上海，刊载于平凉市《晚晴》杂志2024年第二期、泾川县文旅局公众号“泾州文采”2024年11月14日、图书馆公众号“本土文学”栏目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