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昨晚，老部队一位中校营教导员携家属(部队好称妻子为家属。下同)来访，聊到了日新月异的新营盘、新装备、新突破，还聊到永恒话题的家属就业、子女上学。见他们一直这么两地分居各种犹豫，便鼓励他们相信未来、相信政策、相信运气，勇敢随军。这个我有发言权。（下图为九十年代的随军家属们）</h1> <h1> （一）</h1><h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计划经济还有些势力，工农的鸿沟还在，那时军队干部家属随军附着一种特殊福利，叫农转非。就是说军官家属户口在农村的，办理随军后可以转为城市户口。这在那个农业时代，成为不少军官的目标和动力。门槛两个，一个是官至副营职，另一个是军龄十五年。他们为了这个小小的梦想苦干甚至苦熬的样子，让初入军旅和社会的我很是感动。几年后，轮到我的妻儿，走的则是一条非典型随军之路。</h1><h1> 说的是几年后？你没听错，军龄刚满十年、还是正连职的我，两个门槛都还够不着的时候，妻子儿子就成为了事实上的随军家属。</h1><h1> 如果说前辈们的动力是转户口，那我的压力就是调工作了，家属的工作。身为家门口兵，有了孩子后，把家属的工作从德化调回驻地兼家乡，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只要发现团里首长、师里首长跟地方领导有接触，我都会非常功利地蹭上去，把家属工作调动的事提出来。在团里的时候，驻地官桥镇的黄书记提升副县长，让我一度看到希望，因为他是个超级拥军模范，还因为本政治处的负责军民关系的王副主任水利兄跟他是铁哥。于是只要王副主任公事私事去县里会黄副县长，我都会粘乎上。虽然我分工的宣传，跟军民共建不怎么搭界，但只要我提出家属调动，处里的头张主任都会爽快答应。只是没多久我便知道，王副主任的家属在邻县安溪工作，也正愁着调动呢。虽然他嘴上说调的是他老家晋江跟我没冲突，我还是顿时没了热情。</h1><h1> 到师政治部后，工作非常紧张艰苦，而且初来乍到，家属工作调动的事一不敢想、二不敢提。可问题摆在那儿，细心的首长们还是觉察到了，并提出一个非常清奇的方案，人事关系寄存在师军人服务社，人调来师里自己办的制药厂工作。他们百分之百出于特殊照顾考虑，因为当时的师服务社是用来安置师首长家属的，师药厂是用来安置达到随军条件的家属的，让我家属挂社进厂已然破格。那个当头，我在师政治部刚站稳了脚跟，首长们看我的眼神都一天一天不一样，仅凭不能辜负他们的美意这一条，我不光毅然同意，还千谢万谢。但站在妻子的角度看，却是无奈的降格。这个药厂怎么看都是家属厂，而自己考个广播员百里挑一的，一下子进车间变身家属工，搁今天这种落差都不算小。</h1><h1> 我先是一番动之以情：青春易逝不宜等，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接着晓之以理：首长开恩，老公安心，我这几年关键时期不容错过，一家人在一起努努力，说不定事业上有个小高潮什么的，到时你再从药厂从服务社回到广播站也不是梦；政治账算完就算经济账，做工虽然辛苦，但师药厂效益蛮好，工资收入并不比你的德化广播站拿得少。这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深入人心，权作一次下海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啊，起作用的应该是第一条，在一起。</h1> <h1> （二）</h1><h1> 我们主意已定，组织上也没就此闲下来。就我这条件，家属要挂服务社进药厂，光部队首长说了并不能算数，地方劳动人事部门还得去打招呼。这次亲自出马的是隔壁科的干部科长。那天他先找到主任，说要到南安帮我办家属调动的事，主任一听就明白是在惦记他的上海牌呢，于是便当即喊上他的司机，这也是我第一次享用的师首长的卧车。干部科长先到他在南安的家，他在南安工作的家属早在门口候着，把两桶花生油送上车。这让我瞬间尴尬，我连礼品的事都没想到——以我当时的阅历也想不到。更尴尬的是，一个作战师管官的官帮我这个别人家的科员办事，礼品都得替我备着。因为太尴尬，至今面对身为将军的他，每每想起此事都还很尴尬。</h1><h1> 妻是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后德化公开招考的第一批广播员，手续非常复杂，她的劳动人事关系从德化劳动局转出，更是该县第一例。其中一份类似养老保险的表格，工作人员好一阵找都没找着，最后寄希望墙角一叠两尺多高的材料。局长一急，亲自一张一张往下找。眼看着快见底还没影，这局长同志还一边还唠着“这可关系到以后退休金啊”，结果找到最后一张才是，把我紧张得不行。这个春节九十一师战友小聚，有位前辈曾任德化县组织部长，我便跟他提起此事，没想到这老部长还真记得这位老局长，原来也是个军转干部，原海防二师的兵。</h1><h1> 九十年代初妻从德化赤水乡政府搬出时，并没意识到这是她和儿子辗转随军路的起点。除了一些被褥，当时的家当最值钱的是一张小杉木桌（见上图），八十公分见方、八十公分高的，还配了四个萌萌的小方凳。山区嘛就这么点特产，必须带上。一路颠簸到了南安汽车站，就在路旁等那时正时兴的中巴。没想到竟遇见一辆师后勤部的工具车路过，前面坐我们三口之家，后面敞开式小车厢正好装家当，直接开回邱店营区宿舍。这个小方桌一直伴着我们又搬了四五次家便不见了，直到去年老家拆迁又在我妹妹家里现身，只不过四个小方凳不见了，桌子被我妹妹上了一遍酒红漆。传家宝啊，赶紧要回做个纪念。</h1><h1> 我们组织科自己的科长也有大招，早早为我准备了的一个套房，妥妥的副营职的待遇。我这个小连职拖儿带女而至，只管住得下，就不顾名不正了。政治部本来就很和谐，对我这般无功受禄，都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科长说药厂那边他给后勤部打了电话，但厂长那儿最好自己去走动一下好有个照应，还给我两瓶西凤酒。记忆中厂长没去走，酒没还给科长，我应该也不会私吞。“不可能三角”？不重要。重要的是记住他们曾以的好。这个世界，有人能站在你的角度为你考虑哪怕几秒钟，都弥足珍贵。</h1><h1> 厂长那儿的礼没去送，并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我听说后勤部长自己的家属就在厂里最辛苦的灌封车间，我家属年纪最轻、还未达随军条件，不好挑三拣四。妻就这个好，还真放得下广播员的架子，当然也真进了灌封车间。厂里正生产庆大霉素等针剂，这车间苦就苦在熔封安瓿热焰烤人，易出次品导致精神紧张，最恼人的是少不了一地安瓿碎渣经常扎脚。那段时间里，我得经常给她的脚底挑碎渣，好在那东西都是抗菌药泡过的并不会感染。有一次师长政委一起找我谈话，我觉得好玩就提起此事，并赶紧声明没有让首长出面给我家属调整车间的意思。不曾想这两位大首长竟认真了起来，说我家属情况特殊，尽快考虑让她来服务社，并指示军需部门给她找几双防钉刺的鞋子。鞋子不敢要，当然心意得领。妻也是干一行专一行，没多久就把这辛苦活、技术活玩熟了，玩到车间离不开她，厂长经常得额外给她包个小红包。</h1><h1> 有了药厂这些大大小小的红包的激励，妻不再因留恋她的广播事业而怎么叽歪，整个专心致志勤俭持家。政治部宿舍四周都是村庄，经济非常活络，妻仗着本地人的优势经常去开点针线活来，比如手织毛衣，织好一件十几二十元的。遇上干燥天气缩水，一斤毛线几天辛苦织下来成衣只有九两半是交不出去的，好在那时住平房，她就把这成衣放地板上吸湿回重，有时怕湿过头，还会定闹钟下半夜起来，紧张兮兮地用弹簧称反复钩着看。小套房前面居然还有个旧鸡窝，她责令我把它修缮起用，让我老母亲从老家弄来几只母鸡养起来，完美解决吃蛋问题。儿子需要人带，她就去忽悠我年幼辍学的小妹妹来当了几年的小保姆，小日子被她安排得井井有条。</h1> <h1> （三）</h1><h1> 孩子的上学还真是个问题。师机关有个幼儿园办得不错，但儿子对园里中午必须躺床休息的规矩适应不了，中途插班去了钟育小学的学前班（儿子第一次插班）。妻认识政治部家属区门口的一位学前班代课老师，人特好，至少一个学期里都由这位老师“顺路”来回带着。这个典型的农村小学坐落在我们所在的村庄的坡顶，大人走起来有十分钟的路程。儿子在那儿读到三年级上学期，我只上去过一次，雷雨交加我去接他放学。校长不知啥事来过我宿舍，坐着个小嘉陵摩托车，低调质朴。就见过这么一面，三十多年后我回老部队与他偶遇，只一个照面双方几乎同时认了出来。他还是那样，质朴低调。</h1><h1> 那时师部的孩子大了一点就去泉州市区上学，还得住宿，一周回来一次。别人一般是二年级上完就从钟育小学转出，由于担心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便让他读到三年级。可下学期他就转往南安实验小学，这是他第二次插班，因为这当头我离开师部去了离南安县城更近的老四团。入学前实验小学组织了测试，不知其中有没有照顾的成分。团里一起上学的有七八个孩子，在南安租了房子，有辆经特别改装的报废电台车负责每周接送，还派了个兵当炊事员兼管理员。挑这个兵时是我最后把的关，还特意交代他必须一视同仁，不准对我儿子有什么特殊照顾。</h1><h1> 儿子小学还没毕业，我到福清老七团工作，没得说，继续跟着走。福清人事部门经过认真审核，认定我家属事业单位身份货真价实，就把她安置在一个电台工作，妻算是在事隔多年后重回他心爱的广电事业。她的新单位在后山顶，离儿子就读的华侨中学初中部有两千米的路程。一开始想让妻用摩托车接送，但儿子坚持说要自己来回。自行车是利用暑假急用急学的，儿子刚满十一岁，就这么摇摇晃晃穿行在完全陌生的街道，一百个不放心啊。没招，这当妈妈的只好搞起分段定点伴随护送，儿子每骑到一个街道拐点就得停下来，等妈妈从后面步行到了后他再往下一个拐点骑，直至到校或回家。一个月左右，儿子终于不耐烦了可以一溜烟了才算放手了。</h1><h1> 福清这时搞教育改革，一中不办初中部，儿子所在的华侨中学搞的素质教育，这个当妈的总感到不适应，主要是嫌儿子的作业太少，害得她要拿出很大的精力来“鸡娃”。 好在电台对我妻子很照顾，很少给她排夜班，还动员一位不是很情愿的老员工腾出“额外”的一个简易套间。楼下有个球场，电台员工和家属都非常善解人意，我儿子要写作业时他们忍着避着，我儿子要练球了他们让着陪着。</h1><h1> 两年后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回泉州，妻帮我下了最后的决心：干嘛不回啊泉州五中儿子还可以赶上个初三。五中，泉州的教育头牌，到福州两年了但我们这个情结还在。那时泉州市政府对我老部队的孩子进五中还有明文照顾，之前我经常负责去跑程序，洪校长很熟。那天我带着干部科一位干事一起去向他汇报，他听我把来意说完，好像早准备好了似的说了声“好”。以往他会让我们去找什么人、盖什么章的，而这会儿一声“好”就没下文了，我不禁一愣。洪校长看出来了，直截了当地说，“你这就插个班，上有好政策，我也有裁量权。而且以往你是为部属跑腿，这回你跑的是自己的亲儿子，那些个程序就免了。不要愣了，老规矩，把你那个茶叶带回，走人。”这是儿子随军第三次当插班生。</h1><h1> 整整四年以后，我穿着军装来到五中校务部，一辆摩托车在身边停下，那人摘下头盔我才发现是洪校长。当他得知我来给儿子办理厦门大学需要的一个什么手续时，笑着说：“四年前还以为是照顾部队，却原来是引进人才。”感动之余，我回了句“校长啊您这是大幽默、真境界”，然后恭恭敬敬地给他敬了个军礼。</h1><p class="ql-block">（2025年2月20日成文于泉州城东。限于篇幅和结构，曾经为我家属孩子操心学习工作的老团长老科长老县长等领导都一时无法体现。谨以此文致敬温暖我家随军路的我的首长战友、妻子的领导同事、儿子的校长老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