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记忆——扒红薯

启光

　　红薯🍠是我最爱的食品之一，因为它在难于忘怀的饥荒年曾经与我结下很深的源缘。

　　我自小阅读了许多传统人物传记，受其影响而努力好学，励志自己长大能报效国家。 可是命运就阴没差，阳却错了。1961年十三岁的我，小学毕业时就没被有教育规模的中学容受，仅去了嘉兴南门头的一个民办中学招留。现在的人一听“民办中学”，就知道是不差钱的富家子弟受精心罩养的贵族学校。而那时的民办学校却属于“另册”类的学校。

　　校址在南门槐树头，我一路走一路问地找到一有院有房的老式居民房里，这里原已经有几个小学班，再加添了一个初中班。班里招收了约四十多位男女同学，年龄也多与我相仿，正因为当时还处饥荒年，全国饿病逃荒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地方处在江南鱼米之乡，有着勉强能不饿死且能维持人维持基本生命运作的计划粮，但是商品短缺的情况也够严重。同学们大多都面黄肌瘦，他们的上衣口袋里挂的不是学生应该挂的钢笔类的文化用品，而是插着铁皮或竹子粗制的叉、勺类的工具，这或许是想随时有机会就能获取食物而提供方便。

班里的同学大都是居住在南门以外的，来此求学，一早得走街串巷走了近一个小时路程，在家的早餐最多也就很稀的稀饭加点咸菜，一上午耗下来早就饥饿难忍了。午餐搭伙在一个居民食堂，同学们都有了时代训练成的能力，能凭着经过严格计划计算的饭票数购饭进食，以免吃了上半月没有下半月“半月光”的尴尬窘境，不过打到的饭加菜，这点量都只需要我们稍扒吸几口就盆底向天了。看到其他来就餐的附近小工厂上班的成人，他们再有财力也只再买几份素菜以作补充，而我们这些小穷学生只能半饱着肚子怏怏离开。

　　与我傍座的玉新同学是当地的南门人，长有一付有福瓷娃的脸，他家原本是南门比较殷实的人家。他脾气极好，所以很快与我成了好朋友。他看我很能吃，而且不选食，甚至连完全变味了水浸山薯（长时间泡在低洼地水里的红薯）也能津津有味地吞咽，其实应该是我当年的饥不择食吧。他很熟悉当地周围人文地理环境，有时间经常做向导带我周围转转。十一月份的有一天，下午放学天色尚早，他略带诡秘的神色悄悄地问我：“想不想去挖点山薯？”，当时的我，已经能意识到做这事意味着什么，但是饥肠的辘辘的咕咕声催促我只略作思考后就做出决定——去！

　　玉新对南门路径很熟，我跟着他沿着槐树头小弄向西走一段不长的路，再拐向东串过一座小桥接着再跨过铁路下了坡，看到靠近小曹皇庙围墙外的一片长满一片绿色条陇的地方。

　　玉新指着当年我还不认识的藤蔓说：“这下面就有山芋。”我们忐忑而又紧张地顺着地陇的槽位，匍匐在绿蔓藤中。没有工具，就用自己细细的十指插入泥中努力地扒着、扒着，很快就见到二个红皮白芯的山芋露土而出,我们兴奋极了。看来也正是快到了红薯成熟的收获期，扒出的山芋都足有二个拳头加起来的大小。不一会就扒得了七、八个带着泥巴大小不一的山芋。我们迅速将其装入用布袋替作的书包里，抬头一看，四周无人，然后我俩若无其事地走出山芋地，径直到玉新家，把这些山芋藏匿在他家闲置的旧柜中。

　　次日中午，在食堂里完成了半饥半饱的午餐后，按约定我在东棚下7号门口，等到玉新取出的二个山芋，转移到朱生豪（著名的人莎士比亚作品翻译者）家门口的河埠头洗净后再隐蔽到南端的汪（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汪胡贞）家洋房围墙外，背靠着墙，一面听着铁路桥上隆隆的列车声，一面沐浴着初冬的阳光，很享受地狠嚼昨天的“成果”。不一会硕大的山芋很快被狼吞入咱俩少年的饥肠中……。如此第一次的收获成果在“计划经济”下弥补了咱们俩好几天的半饥生活。

　　一个星期过去了，储备粮也又空了，咱们又趁下午放学后再次去又一次的“收成”。

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有第一次的顺利而放松了戒备，到了山芋的地蔓垄中只是猫着身在地垄里开挖。可是刚扒出二个，还来不及摘下时，

可是刚扒出二个，还来不及摘下时，豁然有一个吼声：“小赤佬在做啥！”听到此吼，咱们俩灵魂出窍似心破肝碎地吓瘫在地。感觉“这下完了”，因为当年经常听到外地来的逃荒饥民因为偷盗乡下的粮食而被当地村民吊起来活活打死的惨剧。当我们抬起头看到发出吼声的人的面目是嘴里镶着金牙，脸额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一副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家伙，而不似墙宣传画上贫下中农的样子的人，而更似黑社会上地痞的样子。我们先是蜷缩在地上，这时我又想到玉新现在也遭的厄运也都是为了解决我的饿而受了牵涉，想到此，为了仗义，我就主动站起，准备先于顶罪。不料那“凶神”不是先检查地里受损情况，而是抓夺去我们的书包，迅速地将书包里我物件底朝天地倒在地上。他一看：仅是书、本子及从笔盒里散落出来的短截的铅笔和残缺的尺。“凶神”气的将书包向西扔的老远，嘴巴里骂骂咧咧说：“小瘪三，比我还穷……”然后向东扬长而去。我俩再也无心拾取又开挖出来的山芋，收理好自己的书包，只带着劫后余生的幸运离开了这红薯地。

经过这次的惊吓，使咱俩吸取教训，决心哪怕饿死也不敢做这苟且偷盗之事了。

　　经过这次的惊吓，使咱俩吸取教训，决心哪怕饿死也不敢做这苟且偷盗之事了。

　　原先危险的争取食物方法和计划虽然改变，但是饥和饿一直让我有着求取食物的生理本能。 我听另一个小学同学说：“西门粮食仓库里能捡到豆饼”。有这等好事？我就又一次趁中午时间走到西门仓库去寻觅。可是到了那里转了一圈，仓库的路面上光光的门可罗雀，不！连麻雀都没有。只看见不远处有几个人，其中一管理员模样的老头打开仓库门后对二个扛大包的中年大妈交代所要做工作后，转身离开了。这二个扛包大妈趁老头走远后迅速从稻谷堆里各捧起一大捧稻谷铺在水泥地上，用布鞋底使劲地来回碾压搓擦，

然后又将其重新捧在手中用嘴猛力一吹，扬去稻糠皮壳，又快速塞如嘴里进行生吞硬咽，其速度的迅快使我瞠目，这个场面在我的头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到我后来懂事后，每回想起这情节，分析认为这二扛包女也是利用这得食的机会向肚子里填食些米食，如此可把自己节省下的粮食计划供孩子们吃干些。 人，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舔犊之情是永远的。我妈也是如此的，当年因为长时间几年的食物短缺，即使城里的人也逐渐有大批人得了浮肿病。情况很严重，各有单位组织排队检查，凡是得浮肿病的人员可平价配购得半斤黄豆粉加一条带鱼，体现了党的温暖和政府的关怀。我妈浮肿明显，所以也得了这份救助。领回了这救命物品，妈总想让我们先吃，可是我们都决不受让，结果还是掺入在稀粥里共享。这件事也增舔了我从小的“反哺”之心。



　　玉新家的人，对四邻都能和睦友好相处，人缘都极好。由于他的人脉关系，给我获得了一个课余“挣钱”的机会。事情也很简单，他家门外有个大的居民食堂，每天都进些毛豆需要人剥豆肉。做这工作不需要介绍信，也无需“政审”，流程很简单，只要把剥得的豆肉过称，剥得的每斤给五分钱工钱，按斤算账。我和玉新每天一放学就抓紧去食堂投入这份紧张的工作。一开始时，我们根本比不上那些大妈老太们，但是经过不一会的试工，凭我们的心灵手巧及求钱心切，很快地就赶上来了。一大堆的毛豆待夕阳西下时也剥完了。经过称，我剥四斤，当场算给我二角钱。我兴奋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挣的的第一个铜钱。

　　领得了钱，我背起书包快速奔到鱼行街接马路口的饮食店里选了二条里面裹着红豆沙外皮是白色糯米粉，外面好滚沾着些黄豆粉的“鹅头颈”（嘉兴对这种糕点的形象叫法），我买了二条，并且多要了张粽叶，小心翼翼地包起来放入书包，我给自己也买了二两大的馒头，馒头我迫不及待地在店门口三口五口地就吃完了。然后就趁着逐渐将临的夜幕拼命地往家赶。到了家里，母亲仍在做那永远没完的针线活，我气喘未停就拿出惜藏的糕点及找另下来的硬币，全部送到妈妈的面前。妈惊诧地问：“你哪来的钱”？我理直地说：“我挣的”。妈的眼光更惊疑了，因为当年到处求业难的社会困境

下，你皮包廋骨的小鬼怎么能挣到钱？我理直地说明：“我是帮人家食堂剥毛豆挣的。”为了更能举证辩白，我伸手给她检查了我手上还未褪去的豆渍及指缝里渗出的血丝，妈不做声了。我见她不再审迅就重新怯生生地就糕点送到了她缺乏血色的嘴嘴唇里……。

　　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忘却，尤其是看见红皮白芯粉栗的红薯时，总会触动起我的这段回忆。在以前我从来也不愿讲起这段惊险但不够“光辉”的“行窃“的故事讲于友人或孩子们听，随着我思想的逐渐成熟及是非观念的进步，尤其是看了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回忆自己在饥荒时期跟着妈去偷捡生产队掉落的麦穗被队长凶责羞辱的回忆时说；咱们对那些贪得无厌的高官富豪们的骄侈糜烂从来就没有多少非议，而却对那些饥饿线上的孩子用最高的道德线来绑架他们是不公平的！

我看到这，想到这儿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