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峰塔的故事

正万

你是哪滴？
我是奇峰塔滴，
奇峰塔谁家？
大云奎家。
　　这是我小时候记住的一个童谣，我怀疑是不是我妈自己编的。因为大云奎确有其人，是于春林的爸爸，我叫大爷，却不是我的亲爷，大概和我的亲爷有同一个爷爷吧！ 奇峰塔是于家大户，百分之八十姓于。听老人讲，是明朝洪武年间的大移民时从山西小忻州迁移过来的。当时来了哥儿俩，一个叫于守业，一个叫于守库。不幸的是于守库在村西头种地时被老虎吃了。现在所有奇峰塔村的于家人都是于守业的子孙。包括现在尧舜口村的于家人也是后来从奇峰塔分过去的。至于三义村、建国村原本就是和奇峰塔是一个村，有姓于的都是一家子。 奇峰塔村中有一座小山，三个小山峰，形如元宝。传说很久以前山上有座塔，所以村庄起名叫奇峰塔。也说不清哪一年塔倒了，再也没有建起来。只留下了一块一丈来长的大石条放在村中井台东侧墙根下，成为人们蹲大街的好座位。 村中井台原是村街的中心，十字路口，也是整个大街的制高点。四周比较开阔，虽然也只有四五十平米，但他的地位相当于村里的广场了。打把式卖艺的在这里撂场子，求雨在这里搞仪式，村民大会有时也会在这里开。西北墙角电杆子上挂着一口生铁钟，生产队时上工、开会、装火车都是要敲钟的。为了防止淘气的孩子们乱敲，敲钟的绳子短短的，只有大人站到墙头上才能够到。 井台东西北三面总是站满了人。挑水的人很多，有时需要排队。这个井也有些与众不同，架起辘轳梃的是两块完整的条石，年深日久被磨的溜光。井绳是纯钢丝绳的，下面接着一段铁链用来把水桶拴上。我们管水桶叫“捎”。有时候不小心桶掉井里了，我们说是捎唠故了。然后用铁锚一样的东西打捞上来。

　　井台儿的北墙根是冬天晒太阳的好地方，大家聚在一起天南海北闲聊，在四川叫摆龙门阵，我们就叫山吹胡哨。但是，也有好多村里的传说故事也从这里听到。村里的几个文化人是这里的主角，他们懂得太多，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和讲不完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大哥于建海相遇在井台大石条，展开象棋大战。由于棋逢对手，直杀的乌云翻滚，天昏地暗。直到大雨下起来，我俩谁也不动。观棋的五六人，大都是收儿达拜辈儿的，见我们不走，他们也不走。很快有人从家里拿了几把雨伞过来，优先给我俩打上。愣是把这盘棋下完了。

井台儿东边第一个深胡同最里边就是我的家。那时候我家四周院落都住满了人，非常热闹。差不多谁家都有四个以上的孩子。当母亲生下弟弟，我们家姐弟五人就到齐了。那年我三岁，已经知道报喜了。我颠颠的跑到房后给杨三大爷报喜，“三爷三爷，我妈生了一个爱民！”因为名字提前取好了，我叫拥军，弟弟就叫爱民。

　　现在要说到杨三爷和三奶奶，村里估计没几个知道的了，他们的儿子叫杨元，比我父亲都大，我叫他表大伯。杨元有一个儿子，叫杨秋生，秋生从大东沟娶了个媳妇，是个半语儿，性格却很好。生有一个闺女好像叫艳红，嫁出去了。如今连杨秋生也早都没了。只有这个半语儿的媳妇每次我们回去上坟都能见到，每次也都很亲热的打招呼。

我们家东边是一个大杂院儿，住着三户人家和一个村卫生室。

　　一户姓邢，邢进良两口子生了一个儿子三个闺女，一户姓于，于云荣老俩生了三个儿子一个闺女。

另一户也姓于，于云从，是个孤寡五保户，当时大概有七十多岁吧，善于打鹰。每年秋天他都背了一篓鸽子，架上一只小鸟去山上打鹰。每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就回来了，我们一群孩子总是跳着脚往背篓上看，看看打到了什么。有时候打的多了，他会隔着墙喊：军，军，给你一只鹰。然后扔过来一只🦅，是给我们吃的。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动物的概念，所以这相当于山珍海味了。

我们西边邻居和我们是同一条胡同，离得最近。他们院子有门洞，老式门楼。里面还有影壁，院子里还有地窖，用石头砌成的那种永久式的。院儿里有北房三间，西房三间。北房三间原来是我们住的，我的三个姐姐都生在北屋里。后来在天津工作的大伯卖掉了北房，我们就搬到了东院儿的东房，我和弟弟都生在东房。

　　北房卖给了于乃臣，他翻新重盖了三间，里面没有装修只是分成了两部分，一间卧室，两间客厅。后来村里学校房屋紧张，他这客厅改成了临时教室，我的小学三年级竟然是在这里上的。

西房三间是崔振刚一家，夫妻俩四个孩子，俩儿子俩闺女，分别是崔连起、崔连友、崔连梅、崔连芝。崔振刚是村里的支书，他媳妇叫郝婷花，我们叫她表姐，管崔振刚叫表姐夫。崔连梅和我二姐年龄相仿，崔连枝比我大两岁，都是小时候的玩伴。你家我家吃饭睡觉都不分彼此。她们管我妈叫表姥姥，我总是感觉他们叫的是别姥姥。后来他们一家竟然出了四个支书。

我家原来是东房三间，到了八十年代初盖起的三间北房。这三间北房是从孔各庄村三道河儿买的房架子，也就是旧房拆出来的砖瓦和木料。三道河儿在拒马河上游，离我村也就五六里地，但是这五六里的河道两侧没有公路，车就过不去，只好南辕北辙绕行南城司和紫荆关大兴安。这一绕就是六七十里，当时全公社的大马车都在奇峰塔拉沙子，听到消息后都去了，只一趟就把全部木料和砖瓦都拉回来了。盖房子时，也是全村劳力轮着上，只需管饭就行了。我们村的人就是这样，平时不管有什么隔阂，只要谁家遇到困难了就只有一个字~帮！

我家北房房后有一个后台子，比前边高出一人来高。最早有一棵老核桃树和一棵老榆树，还有几棵大槐树。面积相当于一个三分的宅基地，后来我和弟弟考学出来了就没有再盖房。

　　后台子西边是赵家老宅，宅院儿很大，东高西低，一排房八九间，依次住着赵臣、赵友智、赵友仁。赵臣是赵友仁、赵友智的父亲，我们叫他表大伯。打我记事起，就在公社收购站工作。在父亲讲的故事里，他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关键词是，口才无匹，智谋超群，离家出走，身无分文，靠智谋闯荡大半个中国，最后在外地收废铁收到乌金发了财。后半生老俩过得很安稳，每天都有鸡蛋吃。

赵友仁老俩生了四个儿子五个闺女十一口人，在奇峰塔村排第二。大儿子赵占奎现在是名医，老二赵占顺在保定经商，老三赵占广是村医，老四考上大学后在外地工作。赵友仁精明强干，为人正直，当过小队长，大队长，村里办沙场装火车一直都是他管着。

赵友智是赵友仁的弟弟，他结婚的时候，我们爬到墙头上看，新娘子穿了一身红衣服，苹果一样的脸蛋，漂亮极了。

我们后台子北边又是一个一丈多高的台子，用石头垒着。上面有一台石碾子，一大块菜园子，有十几棵大枣树，重点是有一棵一搂粗的大桑树，每当桑椹熟的时候，我们都会悄悄钻进菜园子里爬到树上偷吃。菜园子和桑树都是老进忠家的，老进忠叫于进忠，爷爷辈分，自我记事起，他就是个长胡子老头，只是这老头子，腰板挺直，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只见他干活，很少见他说话。常听到他早晨起来打喷嚏，连续两个“啊…嚏…”声音洪亮，余音绕梁，感觉全村都能听到。
　　于进忠生于新，于新生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全是大高个子，女子漂亮，男子帅气。大闺女我不知名字，知道她是王连海的妈妈，王连海是我童年玩伴，初中同学挚友。他爸他妈都是教师，当年被下放海南，走到半路又跑了回来。

　　二闺女叫于凤英，嫁给了同村的隗池，隗池在紫荆关工作。他们生三个儿子，向东，小芳，小生，都是童年玩伴儿。我管于凤英叫姐，管隗池叫叔，单论。两口子极厚道，家里买了电视，东边半个村子都去看，陪着茶水和瓜子，乐此不疲。

三闺女叫大军，儿子叫大平，我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叫什么，都在外地工作，穿着十分洋气，见面说话却又都是那么亲切和气。

我家的前边大院儿，就是被称之为于家北门北院的。这个院儿从大街上开门，门楼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我记事起院儿里就住了很多人，北正房三间住的是于春燕我三大伯，斜对面南屋住着于春元我的二大伯，正对面南屋住的是崔振勇一家，西头北屋住的是于云舒大爷。于春燕生于正印、于正春两个哥哥和于正秀姐姐。于春元生于正武、于正文哥俩，分别在涿州和天津工作生活。于正武生于记民、于记宝、于记红。于记红比我大两岁，不知什么原因1976年回奇峰塔的爷爷家住了几个月。当时他才十二岁，淘气的很，先是把村里的一众小伙伴打服，顺理成章当上了孩子头。之后就是每天找我一起去部队捡柴火。
　　崔振勇是崔振刚的哥哥，媳妇是于祥久，他们生了俩儿子崔连营、崔连地。据说当年有个叫崔明太的外村人挑着哥俩来到奇峰塔讨饭吃，就落户在了这里，这哥俩就是崔振勇和崔振刚。
　　北屋于云舒是个老教师，文学功底深厚。我父亲只上了四年学，却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书籍，遇到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句子都是请教他。他们老俩四个孩子：于乃吉、于乃花、于乃莲、于乃利。令人惊奇的是，这大院儿的人大多天生有美术天赋，字写的好，画儿画的好！于乃吉，于正印在村里画了一辈子画儿。于乃利高中毕业出去当兵，就因为写得好画的好又有文才而一路升迁，转业后竟然辗转就职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奇峰塔老于家分了东、南、西、北四门。在同一辈分中，排春的是北门，排乃的是南门，排仲的是西门，排志的是东门。北门又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院儿。南门比较厉害，清末还出了两个秀才。村里有哥仨，是三个哑巴，说是哑巴，只有老大于乃顺完全不能说话，老二于乃民会说一部分话，老三于乃旭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交流了。哥仨都有手艺，老大老二会织席子，老三是木匠。据说他们的爷爷就是秀才。

于姓之外，奇峰塔还有余姓、赵姓、隗姓、郝姓、崔姓、闫姓等。所以我们常说自己是“干钩儿于”，不是“金钩儿余”。“金钩儿余”姓在奇峰塔有两大家，余文家和余文武家，他们应该是亲哥俩吧。余文武，为人正直、厚道，又洞明世事，善解纠纷，也是村里的老支书，可惜老俩走的较早。留下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最小的儿子余新林也比我大三岁，是我们小时候的领头大哥。

　　余文就厉害了！他们老俩创造了奇峰塔村第一大家庭。生了六个儿子六个女儿，全家十四口人。大闺女嫁给了本村的于乃金，又生了五个儿子三个闺女。二闺女嫁给了本村的闫士奎，至少又生了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余新年、二儿子余新月、三儿子余新爱、四儿子余新真、五儿子余新贵 、六儿子余新坡。

　　那时候，奇峰塔村真的不大。一条东西大街，一个北胡同，再加上南坨和杏园儿两个小庄儿，仅此而已。

　　那时候，村西头叫西坟，有部队的公路通过，没有人家，长满栗树和大杨树，荒凉的很，天一黑就没人敢去。村西的这一块高地就叫七亩地，当时是属于二队的大块耕地了，里面一间房都没有，现在全盖满了房子，再也找不到七亩地了。

　　那时候，村东还没有公路。据说村东头有一个戏台，我却没见过。临河的台地就叫戏台底下。从戏台底下奔庙儿沟大松树上山才是出村的道路。我上初中前两年还都是这么走去龙王庙中学上学。从戏台底下再往东去就是旮旯湾儿，需要攀着山石走过去，最远到大夹子，然后就过不去了。拒马河的水好大，男孩子到了六七岁一般都会游泳了，然后夏天就整天泡在河里。

　　村东南有两块苇子地，大约有十五亩左右，秋天割了苇子每家都能分到一捆，这一捆刚好可以编一领席子。苇地边上有一棵百年老梨树，名为半斤酥，太好吃了。每到熟了的时候，我们都会借着苇子地的掩护去偷梨。把长长的苇子踩倒，把苇子尖弯成一个套套，悄悄摸到树下，一套一个准。一般一回只能套一个，捡起来就跑。因为树下有个小棚子，主人郝钧在里面看着呢。

　　七十年代初，村西修火车道，家家住着铁道兵。当时几乎每家都只有三间房，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可硬是还能住进五六个铁道兵。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我还记得铁路修好通车那天，“哞…”突然听到一声震天动地的汽笛长鸣，全村沸腾了！纷纷爬上墙头朝西望去，一列黑色的火车在蒸汽机车的牵引下地动山摇般的开过去了。当时我家还住在东房里，每一天只要打开窗户就能看到火车。

　　对我来说，奇峰塔的记忆太深刻了，全村每一处碾子都推过，每一处水井都挑过水。玩儿游戏捉迷藏，我熟悉每一个小胡同，每一家的院落；割青草打猪食，我走过每一个田间地头；割柴禾刨药材，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高山和土坡。

　　奇峰塔小学建在南坨的山腰处，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四合院。西屋和南屋是教室，于正文、于秀德、于秀奇三家分别住在东屋和北屋。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文海村的赵秀莲，她当时还不到20岁，很清秀的样子，大概只教了我们不到一年，就再也没见过了。现在我竟然有她的微信，你说神不神奇？然后就是于正文老师、于正有老师，然后就是郭春明老师…于正文、于正有即是我的本家哥哥也是我的老师，自然是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但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揍人太狠。郭春明老师也是文海村人，当老师的时候也就十七八岁，个子高挑，总是穿一条白裤子，漂亮又有活力。她很会带我们玩儿，唱歌，游戏，郊游…丰富多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不知什么时候北坡上多了一所中学，我大姐我三姐大概就是在这里上的初中。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北坡又变成了小学，有两个班，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五年级。三义村，建国村的孩子们也都过来上学。

　　当时，有位部队的家属当老师的，姓邸，是我们的班主任，教学极好，把所有知识点都总结成一个个容易记住的规律，我的数学便屡获满分。参加紫荆关区的数学竞赛我竟荣获全公社第一名。只可惜小学毕业前两个月她就走了。邸老师两个儿子，老大邸兴利和我同班，他长的白白净净，文文静静，好学，我俩关系极好，可惜也随着父母一起走了。他老家应该是涞源的，到后来再无消息。

当时奇峰塔村出村的公路就是这样走的。从西上坡儿下来，从村西经过西坟到王角岩（捏）再西偏上坡到北坡学校这儿。围着学校转个圈儿，从学校后面直奔东大岭方向，沿着坎坷曲折的山路到建国村。别说，这条路真的够隐蔽的。 奇峰塔村原有两个栗树沟，一队一个，二队一个，中间只隔了一个山梁。我小时候火车道西边一队的栗树沟里还有好几棵老栗树呢。二队的栗树沟算是保存比较好的，数百年以上的老栗树还有二三十棵呢。现在看这些老树都成了宝贝了。
　　那时候，奇峰塔古树极多，主要是栗树，梨树，枣树和杏树。南坡，西沟，阎王鼻子，东大岭上都是漫山遍野的杏树，当杏子熟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山上一片一片的红色。每一年生产队都会打核桃，分核桃，打枣，分枣。一大群人跟着，打到哪儿分到哪儿。到了秋天，栗子是要派人每天去看着，一粒一粒从地上捡的。不到最后几天是不会上杆子打的。这样的栗子充分成熟，好保存。 那时候，两个生产队都有各自的饲养场，养着牛羊驴骡子猪等牲畜，有专门的饲养员，我记得我们一队的饲养场在杏园庄，饲养员就是杨元。每逢过年、过中秋节都要杀猪或者宰羊，分肉，那是全村人最高兴的日子，每一家都能按照人口数分得一定数量的肉。二队的饲养场在哪儿记不太清了，好像在七亩地吧。
　　那时候，全村有十个水井，十个碾子。大街井台儿东边，我家胡同口还有两间房子的碾篷，里面放了两台石碾子。这样，无论风吹雨打都不影响推碾子了。但是推碾子是多少人童年的阴影啊！

　　几十年来，奇峰塔一点一点的变化，日积月累竟然也有沧海桑田之感。房子越来越多，村子越来越大，交通越来越便捷。不需要每天打柴了，不需要每天打猪食了，不需要每天推碾子了，甚至连挑水浇园推土垫圈都省了。人们不再为吃的穿的发愁了，可是人们发愁的是村里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少了。

那时候，村东头有个高个子老头叫郝钧。郝钧的老伴儿，郝钧的母亲都在，利利索索的两个老太太，我始终分不清谁是谁。可如今连郝钧的三个儿子郝福星，郝福生都走了。挨着的，郝作福老俩也走了，于云林老俩也走了，于家北门云字辈的都走了，春字辈的也只剩一个于春林了。就像当初我见过的太爷辈儿的只有一个于峰一样。

哎！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像村边这条拒马河一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果说村里变化最小的地方，恐怕就数村子中间的大菜园子了。这里是承载最多童年回忆的地方。当年每到放了年假，大园子里早就把白菜收干净了，于是大园子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打宝的，踢毽子的，抓子儿的，捉迷藏的，打土咯垃仗的，追追打打，吵吵嚷嚷，人声鼎沸。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这样的场景就再也不见了。

　　我小时候，虽然贪玩儿，后来步入正轨，就变成了书呆子一个，对于村里的人事很少过问，以至于有很多模棱两可的记忆。然而逐渐步入老年，忽然发现，小时候那些人、那些事都随风而去，甚至都没留下一点痕迹。我强烈谴责自己为什么当年没有为村里的乡亲们多拍一些照片？

我在这里的回忆中对于当年的长辈都是直呼其名，没有半点不敬之意。我正是想通过我的回忆和记录，故意留下他们的名字，让后来人知道，在奇峰塔村的历史上，这些人曾经来过。如果有不准确或错漏的地方欢迎纠正，不胜感激！

梦回故乡
多少次，我梦回故乡，
又见到拒马河浩浩汤汤，
又见两岸风吹麦浪，
又见两岸稻花飘香。
多少次，我梦回故乡，
又听到火车的长鸣，
又听到军号的嘹亮。
又听到井台儿打水叮当响，
又听到南坨北坡的校园里书声朗朗。
多少次，我梦回故乡。
又见到村里欢腾热闹的模样，
童年的伙伴全都欢聚一堂，
大家紧握双手，
满眼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