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越演越烈的回城风无法阻挡——知青大返城为什么是1978年

余杰

1、领导层继续肯定与知青们的实际否定
从1978年开始，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沿着铁路线潮水一般向城市挺进。拖儿带女，大包小包的人流成为当时火车、长途汽车上的一道风景线。车站上也有妻离子散的一幕幕，留下的和回家的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七十年代末的情景剧。
1979年8月17到30日，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3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79年8月23日·8月30日。）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代表中既有邢燕子、侯隽、程有志、鱼珊玲、蔡立坚、孙立哲、辛温这样早已闻名遐迩的人物，也不乏多年默默无闻的后劲新秀。
在刘小萌教授撰写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中谈及这个会议时说——尽管在此以前，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中发74号文件也承认：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这一次的公开表态则很明确，即上山下乡的方向正确，成绩很大，不能否定。但是联系到当时返城风越刮越猛的社会背景，对座谈会的召开和所要突出的重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史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幕渐渐消失，这些人物也渐渐远离了大众的视野。但是知青们用大踏步的回城脚步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与座谈会的组织者原本希望相反，知青大规模的返城风势头丝毫未减。这年8月，在乡知青尚有500万人，到第二年6月，只剩下150万了。座谈会成为一次最后的表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2、农场知青们用回城的脚步否定上山下乡：
“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规定国营农场知青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却难以做到。实际上连省委领导和省知青办对这种新形势下的‘一刀切’都持有异议。一些知青看到返城仍有一线希望，便像洪水决堤般地往外‘冲’。他们说：‘快办，快办，说不定啥时候又变。’于是带动了一大片。”当时的黑龙江省委书记说：“要像当年欢迎他们下乡那样欢迎他们回来。”①
知青回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大潮流。以云南农场为例，1979年1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云南农场知青北上请愿代表丁惠民等人。王震承认“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了。”他要求知青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他批评了请愿活动，指出这样闹影响不好，又表示对这次行动决不追究，但是回去要作自我批评，等等。这一切已经无法逆转已经铁了心要回城的知青。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在云南农场经过广泛调查发现知识青年的问题比事先估计的严重。发现农垦系统无法保证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情况下，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允许青年返城。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文件在为插队知青返回城市打开绿灯的同时，将农场知识青年划入另册，认为他们已是国家职工，应继续稳定在农场。这个决定使知青问题更加复杂化，并且引发了云南孟定农场知青要求回城的下跪和的绝食行动。
　　最终在中央协调下的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上，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讲话：知青闹事两个多月了，现情况已明，办法有了，解决问题按中央、国务院六条，省委同意，全省七万多知青，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一点，不愿留的都走。②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的争取返城活动，几起几落，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将近5万人，一年以后，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 ③

3、竭尽全力的阻止无法抵挡蜂拥而入的知青回城大潮：
从1978年开始，全国知青返城风潮持续不断。全国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如何定位一直摇摆不定。在公开的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一方面继续肯定上山下乡，另一方面承认上山下乡存在大量的问题。在处理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按照上山下乡中插队落户和国营农场的不同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政策差别。虽然依旧在肯定知青上山下乡是正确的，实际上对于知青通过合法的渠道回城无法阻止。以至于知青回城风越演越烈，特别是一些无法按照合法渠道回城的知青，采用各种手段要求回城。
如，1979年2月在上海一大批知青走上街头，集会游行，高呼“返沪”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部分青年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上海车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列车被迫中断。在国务院下达电话指示后，上海市公安局调动民警驱散人群，将少数人扭送公安局。事件才得以结束；
如，1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集会，要求回城工作；
如，在重庆发生知青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如，1979年6月下旬，因上海市有关部门宣布停办农场知青病退、困退回沪工作，引起新的闹事浪潮。一个多月中，各农场陆续有人自杀。怠工、罢工现象迅速扩大。④
如，1979年3月1日至3日，哈尔滨市下乡知青，每天聚集数千人至数百人不等，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安置就业问题。
如，1979年9月，三千多名浙江农场知青集体到省委门前请愿要求回城。这些知青多数是“文革”初下乡的，时间长的已14年。在历时近1个月的请愿中，知青们举行了静坐、游行、绝食、绝水等。

本节注解：
①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459页
②《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云南省革委会、国务院调查组·1979年元月23日——
四、对知青问题的处理意见：
知青闹事的情况，已基本查清，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好云南知青闹事问题，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云南省委和调查组一致认为，由于这些农场均处于边境民族地区，为了稳定边疆，适应当前反修斗争和战备的需要，应根据云南边疆农场的特点和条件，采取以下措施：
（一）云南国营农场是国家的重要橡胶生产基地，发展前途很大，应当切实搞好各项建设事业，使广大知识青年看到在农场大有可为。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尽可能多的知青自愿留在农场。坚决不愿留场的，经与有关省、市协商同意，采取如下办法解决：1办理病退、困退；2父母退职、退休，由子女顶替；3劳力多余的，进行调工；4上海郊区农民，按上海市意见，回去当社员；5参军复员的，回到父母所在地安置；6农垦部门在当地办中专和技校招收一部分知青。分期分批处理解决。
③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466页
④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480页
(1)从分散到联合。以往，不过三五成群，分散活动，没有组织，至此趋向于联合，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每个区设立了联络员，募集到一定经费；每次活动，先在区里集中，然后奔赴指定地点。
(2)着重于宣传，扩大影响，争取舆论同情。如有的知青采用乘车不买票的方式，向售票员和乘客诉说他们的困难；他们要求每个知青动员一名家长加入行动，年岁越大越好；他们还扬言要天天组织活动，直到市委领导主动去找他们谈判。
(3)为了解决生活费来源，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组织去安徽、浙江、广州或上海远郊区长途贩运副食品；组织人从事木匠、修理五金用具、编结绒线、刺绣等手工活；或做小买卖。据说，也有个别人搞违法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