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得与失——知青大返城为什么是1978年

余杰

1、转折关口关于知青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指出：下面都在等着，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解决会造成大问题。现在社会上有各种舆论。总的是说不下乡了，动员单位不动员了，社会上几百万人安排不下去，在乡的几百万要回来。浙江、辽宁发生上千人闹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对当前大好形势会产生消极影响，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还下不下？城市招工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平衡好，可不下。如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西藏、山东、广西都可以不下。需要劳力多，故意把人放下去，又把农民招上来，这是最糟糕的政策。二是在乡的800万怎么办？城市1000万人要安排，无论从商品粮还是城市就业分配，两三年内都无能为力。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按老办法搞也不行，所以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要使青年、家长都满意。
1978年的时候上山下乡在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已经风声鹤唳了。在纪登奎的话里透露的是知青们等不及了，会出大事的。城市一下子又无法吸纳如此多的上山下乡知青。
从1973年到1978年，这个五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大事。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起航都在这一刻。在间隔了五年以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全国还留在农村的知青们把关注的目光都焦距在北京，都在期盼着这次会议能够给知青们带来春天的信息。
在“广阔天地”里，知青们的大撤退已经在静悄悄地进行中。纪登奎说下面都在等，这是指没有任何门路可以回城的知青们。
1977年恢复了高考，走掉了一批真才实学的知青。这些知青中的“精英”虽然占了极少数，但是能量不可小看。在无法无天的年代，这些人是坚持读书学习的人，是有着思考的人。他们具有的文化知识对于所处的农村、周围的知青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靠着病退、困退等等在当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回城的人正在累积放大。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弄虚作假，装疯卖傻，自残生命……为的就是一张回城的户口迁移证。为了回城，可以出卖身体，出卖灵魂，出卖仅存的一切。
账算到了“四人帮”的身上。这笔账是属于谁的？大家都明白是谁欠的！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在林彪、“四人帮”的身上！叫孩子们去上山下乡，林彪都认为是“变相劳改”，江青曾经批了“走后门”。
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老干部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官复原职了；“地、富、反、坏、右”们都被摘掉了帽子，恢复了一个人的尊严；从1949年开始造成的冤假错案一个个被还原了真相，那些已经屈死的冤魂终于得到了安息……。此时还有860万从城市被流放到农村，现在依旧还在农村的孩子们谁来管？他们该不该一辈子留在那里？这个上山下乡究竟对不对？

2、关键时刻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不许否定的意见认为，过去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不能离开历史的具体条件去看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从根本上否定，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还在农村的860万人回城是做不到的。
不许肯定的意见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1949年建国以来，有两件事丧失人心。一是精简下放(指“大跃进”失败后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居民下放农村)；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为荒唐的是 “文化大革命”以来，城市青年下乡1500多万，从农村又进城1000多万人，那么有何必要上山下乡？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至于今后还要不要搞上山下乡？面对着如此激烈的分歧，只好寻求一种折中：今后若干年内上山下乡还要实行，但是提法要改变。交锋以后达到了某种妥协，在最后通过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里继续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
会议的基调是：
上山下乡运动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都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会议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最后形成中发〔1978〕74号文件，传达到全国。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的调整。
限于当时的局限，这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有着其积极的、进步的地方。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方针，中止使用插队落户这一安置下乡知青的主导形式，改为举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农场和工厂等等从客观上结束了“文革”期间那种强迫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上山下乡运动。提出了在城市中广开门路，为扩大留城面、缩小下乡面创造条件，实质上是在为结束上山下乡创造条件。许诺“将来不搞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出“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观点，都给全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传递了上山下乡运动行将收场的明确信号。

3、滞留在农场知青的不满：
1978年12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消息。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
当时在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们在得知消息后市如何反映的呢？在当年云南农场知青中写出第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的作者丁惠民的回忆中是这样讲述的——
“第二天（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重要新闻：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顺利闭幕，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参加了会议并接见全体代表。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你见过马蜂炸窝时的情景吗？当时知青的情绪比这还要猛烈一百倍。
‘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现在连个知青名份都没了’。
‘拼了，反正活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到缅甸打游击去！’‘对，我们有这么多人了，怕谁？’
一时间，群情激愤，沸沸扬扬，我敢说那些举手通过决议的人如在这里的话，非被当场扯成碎片不可。这次中央明显犯了错误，当年，号召上山下乡把大家当作知青敲锣打鼓地送往边疆，现在转过身来不认帐。翻手雨覆手云，兔子急了都会咬人啊！天天说要恢复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口口声声要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知青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岂能当儿戏？几十个人关门开会，就决定了千万人的命运？事先征求过知青和家长们的意见吗？……当我冷静下来时，感到中央可能受到蒙蔽，各级地方长期以来隐瞒真相，报喜不报忧（这当然是‘四人帮’的流毒未能肃清所致，）使得中央判断失误，决策失准。这就需要我们尽快赶赴北京，直接向中央面陈实情，表达知青的真实愿望，协助中央纠正错误重新作出正确的决定，以利于安定团结，共建四化大业。”（丁惠民：《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刊登于《中国知青通讯》杂志复刊号·2008年7月·25页）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里这样记载：“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
在云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的浪潮下，这次会议和制定的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意义。这样的结果是会议的参加者们所无法预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