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云南农场爆发知青要求回城风波的起因——知青大返城为什么是1978年

余杰

1、1978年，云南垦区已成为一堆干柴
较为全面记载发生在1978年秋天云南农场知青要求回城事件的《我们要回家》一书，是刘晓航教授“花了几年时间去收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历史资料”后写成的。
在谈到写这本书的过程时，刘晓航教授说：“到了1978年底，在回城无望，前途渺茫处于绝境中云南垦区5万知青已经形成了一堆只要一根火柴就能熊熊燃烧的干柴，为了明天，他们终于举起‘我们要回家’的旗帜，向党中央最高层领导，向全国人民呼救！他们铤而走险选择了罢工、请愿这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的形式‘表达’了广大知青要求生存，维护人的尊严的权利。”
书中的第十章标题是“1978年，云南垦区已成为一堆干柴”。
书中写道：1978年“对于仍旧滞留在云南垦区的8万知青来说，春风似乎一星点也没吹到他们心间。1978年全国各地的插队知青和北方垦区的农场知青们通过各种手段以招工、招生、病退、困退的名义纷纷踏上了返城之路——他们回家了。
而云南垦区的知青们成了被时代的春天遗忘的群体，整整8万血肉之躯，他们在红土地上困守了10年，连当年拌和着血汗，垦荒种植下去的三叶的胶苗已长成一片蔚然似海洋的胶林，并已经开始割胶了，而他们除了‘我们要回家’这一愿望一直未泯灭，除此一无所有！抗日战争才8年，知青们来南疆都整整10年了！人生有几个十年？此时此刻，他们在生理、心理上已达到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整个云南垦区，已经成为了一堆干柴，只要点上一根火柴就燃着了！
他们是共和国苦难的孩子，他们无法抗拒时代的召唤，无法抗拒文明和理性的召唤！”
这样的警告早就在两年前就有了。如1976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在《关于橄榄坝8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就向上级领导机关发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再发展下去，真要出大事”的警告。
不幸的是这样的“大事”终于在1978年的秋天爆发了。

2、云南农场知青要求回城的开端是一封信：
在1978年10月16日，一位上海到云南农场的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由此引发了还滞留在云南各个农场的知识青年们的共鸣，并由此爆发了近五万知青要求回城的风潮。
这个事件的爆发有着多种原因。我们重新看一下这封信里讲述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存在的六个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风波出现的原因之一。
信中讲到了六个存在的问题：一是知青感到生活枯燥，思想内心空虚。二是多数知青逐渐消沉下去，对生活和前程失去信心。三是有的知青草率早婚，把自己圈在小家庭内，以期得到慰藉。四是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这里，纷纷到外面匆忙寻找对象结婚，使农场男女比率失衡，出现男知青难以找对象的状况，引起他们思想的波动。五是有的知青擅离农场，一去不返，长期呆在家中靠父母生活，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六是有的知青生活热情日减，终日谈回家之事，消极怠工。
丁惠民在信中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十年知青上山下乡的累积过程，是多年来知青问题的总爆发的结果。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那个动乱年代里，由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试图以知青上山下乡的办法来解决1968年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危机的严重后果。
这封信的出现，正是刘晓航教授在《我们要回家》一书中说的：“已经形成了一堆只要一根火柴就能熊熊燃烧的干柴。”
干柴被一封信点燃了，瞬间变成了燎原的大火。因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简洁明了，说出了在农场十年之久的知识青年们此刻最想表达的心愿，最想实现的梦想！

3、“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启示：
若干年后，这封信的作者丁惠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写的《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一文中，谈到了为什么在1978年的时候会写这封信——
“当时，我在农场学校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教学物资采购。正是这一工作便利，使我走遍了版纳垦区各个农场和乡镇集市，广泛接触了解各地知青的真实状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久而久之，我开始关注起知青问题，觉得社会和命运对我们这一代太不公平了，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状态。谈何容易！也许要改变某个人的命运，只要耐心地等待，机会总是有的，但若从根本上整体地改变版纳所有知青的命运，（当时我还未曾想到全国知青）绝对是一种疯狂的念头，令人不敢想象。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偏偏顺着牛角尖钻了进去。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落实政策？增加工资？提高或改善生活劳动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这又无疑是痴人梦呓。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敢公开反对？”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己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己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形势证明了我的判断，使我有了信心，开始考虑起具体问题。”
“国际歌给予我很大启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改变知青命运，只有知青们自己起来解救自己。”
1978年，在这个历史的关口，累积了十年的知青问题积重难返，唯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阻力，靠自身的崛起大刀阔斧的来一场根本性的转变！那么谁来带这个头呢？
不能否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丁惠民的举动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无论是农场还是地方，随时可以动用专政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把丁惠民抓了起来，知青们怎么办？假如对云南的知青罢工请愿的举动采取镇压的手段，知青们怎么办？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假如，这仅仅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的一种思考。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样的假如确实存在发生的条件和可能。从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农场领导和西双版纳州的领导在事件爆发的开始确实存在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付诸于行动。要不然，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将会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