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王锡堂）

火热军旅

缪伯英与工读互助团的十几名女学生在北京东安门租了一间房子，开起了洗衣店。此举轰动了北京新闻界，不久，《妇女杂志》刊出她们的照片。

学生时代

1899年，缪伯英出生在湖南一户书香门第。父亲缪云可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中过秀才，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

缪伯英在姐妹三人中，排行老大，从小活泼聪颖，深受父母钟爱。1909年，父亲送她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书，希望她能延续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兴起，十七岁的缪伯英很快接受了新思想。进校不久，她便结识了同班的向警予，并与之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向警予性烈似火，缪伯英稳重平和，同学们都称她们是一对志同道合、刚柔相济的新女性。

缪伯英毕业前夕，五四运动爆发。长沙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决议全省学生从6月3日开始罢课。当日，二十多所学校相继罢课，缪伯英积极响应号召。7月，缪伯英毕业，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以高分被录取。全家人都为她高兴，父亲东奔西走，七贷八借，为缪伯英凑足了去北京的路费。

9月初，缪伯英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中共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到北京不久，便认识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何孟雄。因为是老乡，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也加入了北大工读互助团，并经常到北大看书读报，聆听演讲。

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缪伯英与工读互助团的十几名女学生在北京东安门租了一间房子，开起了洗衣店。此举轰动了北京新闻界，不久，《妇女杂志》刊出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风言风语吹到缪云可耳里，有人说“不要钱的书不安心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求长进”。缪云可最了解女儿，便未加干涉，并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年逾耳顺每知新”的诗句，表示对女儿的支持。

1920年，缪伯英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又在北大聆听了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从中得到很大启迪。

一天，李大钊向学生讲授国家、民族的存亡和青年学习、生活的方向问题。他坚定地指出：“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界的黑暗终有绝灭的一天。”缪伯英听完，心潮澎湃，深受启发，刚一下课，便找到李大钊，她十分激动地说：“您讲得太好了，我不是北大的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当即答应了她的要求，并热情地对缪伯英说：“凡有志青年，我都愿意接收。”从此，缪伯英经常到北大向李大钊请教。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十九名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缪伯英加入该会。研究会成立后，立即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成员们潜心研读，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9月，李大钊、张国焘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缪伯英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团员转入北京共产党小组，缪伯英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1921年秋，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被同志们称做“英雄夫妇”。

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缪伯英受命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长，同时兼任《工人周刊》编委。

此后，缪伯英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工人运动之中。她和何孟雄入工厂，下矿井，进车站，深入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等地，举办夜校，组织工会，与工人促膝谈心，向工人宣讲马克思主义。

1922年8月，缪伯英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和所提出的“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的要求，在北京开展民权运动，并与罗澄、邓飞黄等同志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接着，她又南下，参与在南京成立“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回到北京后不久，缪伯英接受党组织派遣，赴张家口，协助何孟雄、罗章龙等同志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1923年2月，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此时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罗章龙等党员，全力以赴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

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兵镇压，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二七”惨案。为揭露军阀政府残杀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位同志奋笔疾书，在北京骑河楼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工人阶级反抗军阀政府的革命热情。与此同时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开展募捐活动，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庭。

1924年6月，中共北方区委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转移。缪伯英接到通知后，当即决定回长沙老家。此时，何孟雄患重病，党组织决定让他随缪伯英一同返回长沙治病休养。

回到长沙后，缪伯英拜访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徐老很为她高兴，当即聘请她担任女师附小主事。

1925年初春，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专程来到女师附小，请缪伯英出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妇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妇运工作。此后，女师附小便成了湘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缪伯英以附小主事的身份，经常接待地下工作者。这些地下工作者大都化装成贩卖笔墨的商人，其中就有滕代远（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等同志。

为了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缪伯英与女师附小教师中的几名党员一道，将全校师生员工组成一个模拟社会，因校址坐落在心田，便取名为“心田市”。心田市设有市代会，由各班学生、教师、工人三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民主管理学校。

1925年3月，湖南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缪伯英任主任，而她的公开身份则是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负责人。此时正值全国大革命高潮，缪伯英的工作更为忙碌。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全国举哀。经缪伯英、李维汉、易礼容等人的精心筹备，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同时，在缪伯英的组织下，女师附小的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运动，以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在徐特立、毛泽覃、缪伯英等人的领导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全省迅速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和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同时，在缪伯英的领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活跃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6月5日，长沙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那天下着大雨，男生赤着脚，女生穿袜套草履，他们一手抹着头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着口号，旁观的长沙市民无不为之感动。

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何孟雄根据中央决定，赴武汉担任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翌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员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建议何孟雄把缪伯英接到武汉。为此，何孟雄给缪伯英去信，希望她带着儿子重九前往武汉，并望她把族兄缪卫云一同带来，以便照顾孩子。

缪伯英到达武汉后，协助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开展妇运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武汉一片白色恐怖。9月，中共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缪伯英与何孟雄也随同调往上海工作。

到达上海后，根据党的决定，缪伯英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

在“十里洋场”上海，缪伯英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断改名换姓，有时化装成教师，有时打扮成工人，每天天未亮便出门，深夜才归。族兄缪卫云一个人带着重九提心吊胆过日子。为防意外，缪伯英多次嘱咐缪卫云：“如果我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们就马上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在上海，缪伯英和何孟雄居无定所，食无定时。1928年3月，缪伯英生下女儿小英之后，全家人口增至五人，生活更为艰难，有时只得靠典当家产过日子。紧张的工作，加上两个孩子，缪伯英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1929年10月，缪伯英病重被送进上海仁济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年仅三十岁的中国共产党员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缪伯英告别了党，告别了亲人。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何孟雄与林育南、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三十五人被捕。第二天，黄淑芝以及何孟雄的两个孩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2月7日，何孟雄与林育南等二十四名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黄淑芝被判刑，何重九、何小英关押一年后，被送进了孤儿院。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占上海，何重九、何小英失散于战乱之中，后党组织多方寻找，也没有结果，至今下落不明。